回顾严复一生（严复和原富一点历史）

回顾严复一生（严复和原富一点历史）《原富》出版后不久，在知识圈内已有明显影响，“但局限在文化素养高而且喜爱西学的维新知识分子”（俞政《严译〈原富〉的社会反应》），最直接的代表就是梁启超，他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发表《绍介新著〈原富〉》，肯定了严复的贡献，但也坦言了《原富》面临的读者群尴尬，“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他在后来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也坦言：“然乡曲学子，得读之者百无一焉，读之而能解其理者千无一焉，是岂不可为长太息也……”梁启超并不以经济学见长，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使他在中国经济思想界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他在里面用了最多的笔墨介绍斯密的学说。据孙大权介绍，梁撰写此书就是受严复影响，因为严复无暇介绍计学源流，他才代笔，“吾欲以此书为读《原富》者之乡（向）导云尔”。事实上，严复选择斯密及将《国富论》译介到中国来的逻辑非常清晰。他在《原富》译事例言中，

西方经济学在晚清的传播是缓慢而零散的，当时中国人对亚当·斯密及论著的知晓，也多少有点“道听途说”的意味，用语更是不一而足。这些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孙大权看来，只是以在华外国传教士为主体，向中国“推销”经济学的一系列活动：“真正开启《国富论》在中国传播历程的还要从严复算起，以严复翻译的《原富》作为标志，中国人开始主动引进西方经济学这门学科。”

甲午中日战争后，国人开始对战争失利的教训进行深入反思，随后的清末新政又使得引进西学成为一种潮流。《原富》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作为“清末输入欧化之第一人”，严复用了索罗尔德·罗杰斯（ThoroldRogers）教授编校、牛津大学出版社1869年初版、1880年再版的《国富论》，在1896年10月到1901年1月底间，完成了中文翻译，后由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出版，共8册，取名《原富》。在“译事例言”中，严复明确表示，“文多繁赘，而无关宏旨”、“所言多当时琐节”……都予以“删削”、“删置之”，或者“概括要义译之”，所以《原富》篇幅有所减少，但基本涵盖了《国富论》五章的主要内容，共计40余万字。此外他还强调“故不佞每见斯密之言，于时事有关合者，或于己意有所枨触，辄为案论”，以致《原富》有多达310条按语6万多字。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赖建诚将这些按语归为7类：说明《国富论》成书时，与译书时的欧洲情况相异；补充原文说明之不足；评论原文说法；以中国式的说法与原文相比较；以中国经济与欧洲相比拟；借洋之例以喻中国之失；译自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之注语（赖建诚《亚当·斯密与严复》）。

严复和《原富》

一减一增，再加上文字古奥，《原富》对《国富论》的忠诚度有多少，长期受到质疑。赖建诚就认为，斯密《国富论》中的几个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和概念——“看不见的手”原理、自利说、钻石与水的悖论，在《原富》中都没有翻译出来。为了给严复“洗冤”，孙大权特地翻出已经泛黄卷边的商务印书馆版《原富》，一一找出对应内容：“严复的确没有‘看不见的手’这一原话，但其作用原理还是翻译出来了；钻石与水的悖论已经完整译出，只不过位置变了一下，按原文本应在部甲篇四《论泉币之始》的结尾却移到了部甲篇五《论物有真值与市价异》的开头；自利说在部甲篇二中也有相应描述——‘人，自营之虫也’。”他同时强调，严复如此看重“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讲究翻译的信、达、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谈不上有意歪曲、误解、改写亚当·斯密，“只不过今天来看严复的翻译，的确有些问题，在‘雅’上面有点走偏”。

在孙大权看来，严复翻译较真，几近迂腐：“比如‘资本’一词，当时的公文书里早就出现了，《富国策》里也这样用，但严复觉得还不能完全表达西方词语的意思，便翻译成‘母财’。还有‘银行’一词，在华外资银行的中文名一开始就称为某某‘银行’，已经在中国使用了几十年，他也不愿意用，坚持认为‘版克’好……严复希望建立一套新的学术术语体系，最后失败了，能够流传下来的很少，但‘供求’就是他最先翻译出来的。”

一些学者对《原富》内容的责难，主要是对严复翻译《国富论》动机存在疑虑。如著名的中国学家本杰明·史华慈就在其1964年出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写道：“在严复的关注中，占突出地位的仍然是对国家存亡的极大忧虑……《国富论》风行的时代，正是英国富强的盛期，这个榜样也许对严复较有吸引力，愿意把它当作学习的对象，当作追求富强的处方来用。”赖建诚也认为，严复的主要关怀不在于经济学理的析辨，而在于如何使国家经济富强。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钟祥财指出，史华慈有过一个判断，即西方价值观念在中国近代的传播过程中，是被当作工具来理解和接受的：“这个判断，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正确的，而严复却是一个例外。”他同时指出，史学界早就有人论证过，严复并不是在工具意义上引进亚当·斯密的。孙大权也认为，《原富》的初衷是要引进一个学科即西方经济学，间接目的才是为了国家富强：“严复认为，中国富强的根本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开民智的主要途径在于引进各种西学，西学的重要学科为经济学（计学），而经济学的源头就是亚当·斯密的《原富》。在严复那里，富强并不是直接的、功利的，而应是学术革新带来的。”

事实上，严复选择斯密及将《国富论》译介到中国来的逻辑非常清晰。他在《原富》译事例言中，首先强调了计学的重要性：“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严复清楚计学（经济学）是西学的一种，亚当·斯密也非计学的唯一代表，但“独其择焉而精，语焉而详，事必有证，理无臆设。而文章之妙，喻均智顽，则自有此书而后世知食货为专科之举。此所以见推宗匠，而为新学之开山也”，可见，严复已精准地把握了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源而非流。在写给时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张元济的信中，严复也强调了《国富论》的意义：“此书的系要书，留心时务、讲求经济者不可不读。盖其中不仅于理财法例及财富情状开山立学，且于银号圜法及农工商诸政、西国成案多所征引。且欧亚互通以来一切商务情形皆多考列，后事之师，端在于此。又因其书所驳斥者多中吾国自古以来言利理财之家病痛……”从计学，到斯密，再到《国富论》，严复很有针对性，包括后面引进的逻辑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等，每个学科里，他都挑选了自认为最有代表性的作者著作进行翻译。

《原富》出版后不久，在知识圈内已有明显影响，“但局限在文化素养高而且喜爱西学的维新知识分子”（俞政《严译〈原富〉的社会反应》），最直接的代表就是梁启超，他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发表《绍介新著〈原富〉》，肯定了严复的贡献，但也坦言了《原富》面临的读者群尴尬，“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他在后来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也坦言：“然乡曲学子，得读之者百无一焉，读之而能解其理者千无一焉，是岂不可为长太息也……”梁启超并不以经济学见长，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使他在中国经济思想界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他在里面用了最多的笔墨介绍斯密的学说。据孙大权介绍，梁撰写此书就是受严复影响，因为严复无暇介绍计学源流，他才代笔，“吾欲以此书为读《原富》者之乡（向）导云尔”。

内容删节，难见全貌；用语晦涩，不利流传。这也是《国富论》后来的翻译者郭大力和王亚南觉得有必要重译的部分原因。他们在1931年1月20日写的译序中说：“三十年前出版的严几道先生的改名为原富的那个译本……文字过于深奥，删节过于其分，已经不易从此窥知原著的真面目。”当然，他们承认《原富》译本“终不失为中国翻译界的一颗奇星”：“在科举快要废止的那几年，投考的秀才举人，只要从原富引用一句两句，就会得自命维新的主考人的青眼，而高高的挂名于金榜。”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发表《绍介新著〈原富〉》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尹伯成表示，《原富》在当时整体社会影响不大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这个需要：“《国富论》发表时，英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制度了；100多年后的中国清朝末年，仍然是封建制度，危机四伏，没有通过发展自由的市场经济来把国家经济和生产力搞上去的背景和土壤。”这一点，王亚南在1965年5月写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改订译本序言中也谈到：“以《原富》为名的译本，在1902年出版以后却不曾引起任何值得重视的反响。这当然不仅是由于译文过于艰深典雅，又多所删节，主要是由于清末当时的现实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和它的要求相距太远。”

对《原富》的评价，见仁见智，钟祥财就认为《原富》并非纯粹的翻译，相当于四个方面知识融合在一起，包括斯密的思想、斯宾塞对斯密的解释和发展、严复自己的评论，以及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比较。要衡量严复传播斯密经济思想的意义，钟祥财认为应有两个尺度：一是取决于被传播的经济思想的本身价值，二是看这种经济思想是在什么情况下被传播到了哪里：“斯密的历史地位及《国富论》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价值，已无需赘述；就第二点，我在整理严复资料时有一个发现，足以证明就中国当时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严复可能是对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理解得最准确的人。”

这个发现就是严复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关注。严复没有直接谈到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但在《原富》按语中对个人利益的正当性给予了肯定，批评了否定个人利益的危害性——“故天演之道，不以浅夫昏子之利为利，亦不以谿刻自敦，滥施妄为者之义为义，以其无所利也。庶几义利合，民乐从善，而治化之进不远欤。呜呼！此计学家最伟之功也”。钟祥财认为，从中可以看出严复的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倾向：“在严复的阐述中，自由、民主、平等作为价值理念，既是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也帮助实现了社会进步、国家富裕的整体目标。可见，从方法论个人主义出发，个人利益的增进与国家整体的发展不仅不矛盾，后者还是前者的必然结果。”他指出，抓住对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一致认可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严复更接近亚当·斯密：“这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非常难得，也造成了严复的孤独。后来的学术界都没有人理解严复为什么翻译斯密而不是李斯特，毕竟中国已经吃了英国的亏，应该跟德国一样去赶超，但严复对斯密经济思想的传播是有着长远考虑的。”钟祥财进一步解释说：“在严复看来，革命解决的无非是一批人和另外一批人的问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革命结束后，这些人身上的问题，在别人身上也会有；这里有的问题，其他地方也会出现。所以严复认为，观念、制度和教育水平的改变非常重要，要慢慢来。他希望通过《国富论》等的翻译出版，转变和提高国人的观念和素质，培育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自由竞争的制度，从而实现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钟祥财感慨，这样的理念和抱负，使得严复成为他那个时代中最接近亚当·斯密的中国人。

就严复传播《国富论》的历史地位，孙大权把他定位为中国主动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第一人：“这里的关键词是‘主动引进’，不是第一个，而是第一批人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严复是个标志性的人物，《原富》是个标志性的事件，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发展史的一个新阶段。”

作者：孟珑编辑：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