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哈切夫斯基战略思想（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关于）

图哈切夫斯基战略思想（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关于）从奥斯曼帝国时期到现在，土耳其国内形成了多种关于“库尔德问题”的不同认识和话语。对这些认知和话语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是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因而，本文仅从较为有限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观察、描述与分析。同时，本文更为关注话语的转变而非具体的政策过程，故选取了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进行详细分析，对具体的事件和过程则作相对简略的处理。在土耳其，尽管“库尔德问题”很重要，但长期以来它并非一种明确且客观的存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至少存在两个层次∶一是客观意义上的库尔德问题，即认定库尔德问题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客观存在，进而从现实问题的不同角度去切入和讨论；二是主观意义上的库尔德问题，即对所谓“库尔德问题”的认知。对某个问题的认知不可避免地会表现为对相关问题基于不同视角的看法和话语，这些话语不只是对所谓客观存在的“库尔德问题”的符号性表达，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某种符号/话语建构起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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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角度看，奥斯曼帝国晚期和现代土耳其关于库尔德问题的话语经历了几个阶段性变化。在奥斯曼帝国晚期，关于库尔德人的认知基本处于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的框架内，并不突出库尔德人独特的民族身份。在凯末尔主义主导的时代，土耳其官方主要从同化库尔德人的角度刻意抹杀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并将库尔德问题主要视为发展问题以及国家安全问题。在当代土耳其，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曾明确提出一种“新思维”，区分国族认同和族群身份，承认库尔德问题和库尔德民族的存在，试图与库尔德工人党和解，实现停火并解决国内安全问题。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这一和解进程已然搁浅，当下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话语又回到以国家安全议题优先的立场上。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文章来源于《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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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媒体呈现还是从个体观感的角度，人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库尔德问题在土耳其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作为土耳其的核心问题，库尔德问题自1984年以来导致近4万人丧生，同时耗费了土耳其大量财政收入。本文的落脚点不是讨论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政治与历史过程，而是尝试初步讨论自近代以来奥斯曼帝国晚期和现代土耳其国家层面围绕所谓“库尔德问题”（Kürt sorunu）的话语（discourse） 转变。

福柯（ 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由一组符号序列构成的，它们被加以陈述，被确定为特定的存在方式。”在福柯看来，话语不只是涉及内容或表征（ representation）的符号，而且被视为系统形成种种话语谈论对象的复杂实践。也就是说，虽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话语问题不仅仅是运用特定符号指称事物那么简单，而是涉及更多、更为复杂的关系与实践，话语理论就是要揭示和描述这种复杂性。福柯的话语理论着力于分析话语的对象、陈述、概念与主题选择等是如何进行的，它们的顺序、对应、位置、功能和转换是怎样发生的，进而揭示隐藏其后的权力——知识共生关系。

在土耳其，尽管“库尔德问题”很重要，但长期以来它并非一种明确且客观的存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至少存在两个层次∶一是客观意义上的库尔德问题，即认定库尔德问题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客观存在，进而从现实问题的不同角度去切入和讨论；二是主观意义上的库尔德问题，即对所谓“库尔德问题”的认知。对某个问题的认知不可避免地会表现为对相关问题基于不同视角的看法和话语，这些话语不只是对所谓客观存在的“库尔德问题”的符号性表达，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某种符号/话语建构起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权力——知识关系。在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上，这表现为握有更多权力（包括话语权）的主流社会对“库尔德人”与“库尔德问题”的认知、建构和处置。也就是说，话语必然会反映出主体力图以何种方式或政策来对待和处理客体，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实践）或说（表述）。因而，关于“库尔德问题”的不同话语本身就是历史性的政治——权力实践的建构和表达。

从奥斯曼帝国时期到现在，土耳其国内形成了多种关于“库尔德问题”的不同认识和话语。对这些认知和话语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是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因而，本文仅从较为有限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观察、描述与分析。同时，本文更为关注话语的转变而非具体的政策过程，故选取了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进行详细分析，对具体的事件和过程则作相对简略的处理。

一、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库尔德问题”

库尔德人世代居住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今天则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四个国家境内。库尔德人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诸多差异，部落库尔德人和没有形成部落的库尔德村民之间在生活方式上显著不同；库尔德语的两大主要方言之间几乎无法沟通；库尔德人还存在逊尼派、什叶派、耶济德人（Yezidiler） 之间的宗教差别。经过民族主义的洗礼，尽管各种差异仍然存在，但库尔德人现在已经具有了一种共同的民族意识。

16世纪初，库尔德人被正式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帝国政府对库尔德人实行一种具有“因俗而治”特征的间接统治。在此过程中，不少库尔德人部落获得了接近半自治（yan özerklik）的地位，并得到塞里姆一世（Selim I，1512～1520年在位）、苏莱曼大帝（Süleyman I，1520~1566年在位）等多位苏丹的认可。19世纪以前的传统帝国时代，奥斯曼人看待库尔德人主要是在肯定库尔德人同属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前提下，强调他们作为帝国重要军事力量的角色与作用。从当时的官方文献可以看出，奥斯曼帝国官方对库尔德人的独特身份以及生活方式有清晰的认知，在奥斯曼中央政府和苏丹的眼中，库尔德人是帝国重要的军事力量，同属逊尼派，是在帝国东部边疆对抗什叶派政权挑战的重要力量。

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况相似，在多宗教、多种族的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时期，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是不存在的。奥斯曼帝国实行所谓的“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即政府根据几大不同宗教或教派，对帝国内不同人群进行分类管理的、具有较高自治性以及一定文化多元主义色彩的社会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具有明显的近东帝国制度传统，也是奥斯曼帝国在征服大片非穆斯林领土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有效的社会管理模式。“米勒特制度”不仅是一种基于宗教差异赋予被统治者一定自治权的治理方式，而且根据宗教、教派和族群等多种差异实行“因俗而治”。就奥斯曼治下的库尔德人来说，虽然他们主要也是逊尼派穆斯林，但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和法律与土耳其人是不同的，部落认同或地方认同是首要的，他们享有某种半自治地位，帝国并不强行同化库尔德人，也不会通过帝国法官（kadi）来干预库尔德人的习惯法。宗教话语是包括库尔德人在内的帝国广大臣民身份表达的重要形式。帝国政府一方面承认并称呼他们是库尔德人，另一方面更强调库尔德人同属逊尼派穆斯林的身份。库尔德人直到近代一直生活在部落社会中，在帝国长期的宽容政策下，保留依据部落习俗进行一定程度自治的权力，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一样，并没有产生一种明确的、普遍的民族意识。在19世纪以前，多个库尔德人集团在帝国治下是维护帝国的力量，而不是分离势力。

19世纪后，为应对国内外民族主义威胁，奥斯曼帝国统治阶层发展出一种可以被视为国族主义的“奥斯曼主义”（Osmanlclk）。简言之，就是开始赋予帝国境内的臣民们平等的公民权，所有人不论宗教或民族出身，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不能说这种主张没有吸引力，但从历史大势来看，民族主义已然兴起，而奥斯曼帝国由于自身经济和军事力量日益落后，越来越无力应对国内外的危机和威胁，因此帝国改革派所提出的这种主张和政策也无法挽救帝国。奥斯曼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它是一项错误的政策，更大程度上是大势所驱。在奥斯曼主义之外，帝国晚期还发展出了一种主要是针对穆斯林民众的泛伊斯兰主义。这种主张出现的背景在于，俄国和欧洲列强不断以宗教为借口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尤其是随着奥斯曼帝国大部分基督教领土的丧失，相应地境内穆斯林人口比重迅速上升，加强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也就日益重要了。

19世纪之后，奥斯曼帝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加强中央集权，这要求终结帝国中央与边缘那种传统的松散状态，过去“因俗而治”的政策就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奥斯曼帝国政府也意识到，以游牧——部落生活方式为主的库尔德地区，作为帝国的边缘向来就是不稳定因素。因而，如何掌控和利用这股力量，就成为帝国加强中央集权、改善地方治理时必须予以认真考虑的问题。就库尔德地区来说，奥斯曼政府自"坦齐麦特"时期以来，越来越不愿意让库尔德人实行“自治”，但加强中央集权的结果导致习惯了自治的边疆地区出现了反抗和叛乱。1840年~1847年间，库尔德地区就出现了叛乱。帝国政府进行了镇压，并继续加强中央集权，到19世纪80年代，库尔德人的半自治地位不复存在。

哈米德二世时期（1876年~1909年）出现了强调锻造帝国主体人口的论调。这种论调主张以土耳其人为核心，逐渐将其他穆斯林人口吸收进来，包括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阿尔巴尼亚人等，这个主体人口将成为帝国可靠的元素，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锻造这个主体人口的两个途径就是教育和参军。帝国政府之所以努力同化库尔德人，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就是，库尔德人长期被认为是“潜在的土耳其人”（müstakbel Turk）。

在教育方面，1892年创立的部落学院（Asiret Mektebi）是非常重要的机构，其目的就是要同化库尔德、阿拉伯和阿尔巴尼亚的地方精英。这些地方精英的男孩们被送到首都进入部落学院，接受土耳其化和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包括学习土耳其语和伊斯兰神学。其中的优秀者会被派回去做地方大员。这种教育体制的出现，一方面表明中央政府对当地的民族特点是很了解的，另一方面也把当地人看成是野蛮的、不文明的，是需要接受文明化再教育的对象，而这个文明化的目的当然是使这些精英首先接受土耳其化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成为维护帝国的中坚力量。

一般认为，19世纪末创立的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哈米德军团（Hamidiye Alaylar），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利用和拉拢库尔德人对抗亚美尼亚人的产物。当时，随着亚美尼亚民族主义情绪逐步高涨，东部地区日益不稳定，哈米德二世在库尔德人中组织了一个非正规军军团，目的就是让他们来协助帝国稳定当地秩序。在历次镇压亚美尼亚人的运动中，库尔德人的哈米德军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帝国政府的另一个考虑是，通过赋予库尔德人权力来约束他们，并期待其更加效忠于中央政府。此外，帝国依然坚持传统上排斥和打击什叶派的做法，逊尼派库尔德人的哈米德军团会被鼓动去打击什叶派的库尔德人。这再次表明，在对待不同族群时，宗教差异对奥斯曼帝国至关重要。帝国的目标始终是将库尔德人吸收为可靠的、能够维系帝国的力量，也就是拉拢和利用库尔德人。

从哈米德军团这一事例也可以看出，奥斯曼帝国晚期针对库尔德人的政治话语主要还是宗教性的，其政策框架是奥斯曼主义，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系奥斯曼帝国。有学者认为，哈米德军团这一体制设计具有双重影响，首先，在帝国晚期强化了库尔德人的部落认同，从而延缓了其民族意识的发展;其次，部落学院的教育以及在战场上的经历，培养了一批具有开阔视野的库尔德人精英，为后来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做了人员上的准备。

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推翻了哈米德二世之后，改哈米德军团为部落军团（ Asiret Alaylar），但也有青年土耳其党的重要人物考虑把军团的名字改为“乌古斯军团”，这反映出土耳其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的上升。有学者认为，19世纪中后期以来，奥斯曼帝国针对库尔德人的政策是土耳其化，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只是外衣，实行土耳其化才是实质。关于此类观点，笔者认为此论有失偏颇，原因在于，虽然长期来看土耳其化可能是一个趋势，但维系奥斯曼帝国、强调伊斯兰的团结并不只是口号，而是帝国晚期政治精英的真实目标。或许可以说，19世纪末以后，土耳其化在发展，但在20世纪初阿克楚拉写作《三种政策》的时候，土耳其化还没有成为帝国的一个重要政策选项。

二、土耳其民族运动期间的“库尔德问题”

到20世纪初，族群之间的差异更加清晰，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也在发展。被送到伊斯坦布尔接受教育和监视的库尔德精英们，在接触到民族主义思想之后，也发展出以对库尔德斯坦土地认同为基础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并成立了多个库尔德人组织。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库尔德精英在伊斯坦布尔成立了“库尔德进步与互助社”（Kürt Teraki ve Teavun Cemiyeti），但随着大战的爆发，这些库尔德精英也上了战场，其组织趋向涣散。战争结束后的1918年12月17日，"库尔德进步与互助社"的部分成员参与创立了著名的"库尔德斯坦复兴社"（Kurdistan Teali Cemiyeti）。该组织在库尔德知识分子中引发了巨大反响，一些著名的库尔德家族人士、宗教人士以及教育界人士都参与其中。该组织的目标是“捍卫库尔德人的利益”与“支持民族事业”。除了库尔德斯坦复兴社，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一些库尔德人的组织相继建立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虽然库尔德精英已经有了库尔德民族认同，但他们在政治主张上却是分散的，有的希望建立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有的则支持奥斯曼帝国哈里发，在广大库尔德民众中，民族主义更不是主流。由于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主要活跃在伊斯坦布尔，离库尔德地区太远，即使他们在当地建立了分支机构，也没有多大政治影响力，更多地从事社会和文化活动。有学者因此认为，库尔德斯坦复兴社很难被视为库尔德人的民族解放组织。

在领导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之初，凯末尔注意到库尔德斯坦复兴社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存在，并认识到他们受到在伊斯坦布尔的库尔德人的遥控。1919年的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初期，首先创立了“东部护权协会”（Vilayat- Sarkiye Müdafaa-i Hukuk- Milliye Cemiyeti）的埃尔祖鲁姆分部的民族主义人士，在东部各省份进行的宣传及其行动目标中也提到，他们对土耳其人一库尔德人一亚美尼亚人关系问题从科学、技术和历史的角度进行了研判，表示绝不妥协并（在科学、经济和宗教上） 组织起来，坚决捍卫东部的每一寸领土。

当时，土耳其民族主义人士对帝国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是有清楚认知的，但捍卫帝国统一是主流，库尔德人是团结和争取的对象。在土耳其民族主义阵营内部，争论主要是围绕“奥斯曼”“土耳其”“穆斯林”这几个身份而展开。19世纪末期以来，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日益上升，也在安纳托利亚的革命阵营中有明显表现，突出体现在“土耳其”身份的使用。革命阵营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故意采取了模糊策略，避免让这些争论削弱自身的团结和力量。即尽可能地把不同表述并列放在一起，以满足团体身份的多样性。因此，其在使用“民族”（millet）一词时加上了多样化的定语，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和“穆斯林”等等。最常见的则是把“土耳其”与“穆斯林”一起使用，以使大多数人都能满意。尽管他们对这些术语的具体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但在一个问题上他们可以达成共识，即安纳托利亚的斗争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是穆斯林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欧洲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带有“圣战”的色彩，这正是当时的话语选择所欲达到的效果。在更具宗教色彩的话语之下，不管是土耳其还是库尔德的民族身份，都暂时退居了次要地位。在1920年5月1日一次激烈的议会辩论中，来自锡瓦斯的代表埃米尔帕夏（Emir Pasa）力图说服其他人放弃“土耳其（人）”这一术语，因为他觉得“土耳其（人）”不能体现安纳托利亚革命运动的广泛性。而有的代表则认为他在玩文字游戏，有的则说“土耳其（人）”与“穆斯林”是相等的，没有必要放弃，但是埃米尔帕夏说“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建立了哈里发制度……我要求我们不仅以土耳其的名义行动，因为我们不仅仅是以土耳其人的名义聚集在这里。我请求你们，说穆斯林甚至是奥斯曼人要比说土耳其人更为合适。在我们的故乡有高加索人、车臣人、库尔德人、拉兹人和其他的穆斯林人民。让我们不要以一种分裂的方式来言说，那将使（ 这些群体） 被排除在外。”

实际上，埃米尔帕夏所提出的关于民族身份与国家关系的问题非常重要，但在当时只能以回避的、妥协的或者模棱两可的方式解决。针对埃米尔帕夏所引起的争论，凯末尔一方面承认并非所有的土耳其人都被包括在他们所宣称的民族边界内，另一方面他宣称革命运动是安纳托利亚所有穆斯林的运动，包括高加索人、库尔德人、拉兹人和其他很多群体。凯末尔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不争论的态度，也回避了埃米尔帕夏的关切∶ 如果这场运动的目标是捍卫"穆斯林"的权利，那为什么还要坚持使用“土耳其人”这个词?

凯末尔对民族身份问题采取不争论的态度，实际上是为了平息无谓的争论，暂时搁置这个问题，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现实斗争上来。因此，民族身份问题一直以模糊不清的状态存在着。1920年9月，在一场有关让非穆斯林志愿者参加国民军的辩论中，“土耳其人”被等同于穆斯林，与“非穆斯林”这个词语对立使用。同年10月，在一场有关教育问题的争论中，有一个议员发问道“难道土耳其人与穆斯林不是同一回事吗?"一位代表这样回答"当一个人说自己是土耳其人的时候，他就是穆斯林……欧洲人也把伊斯兰世界称为土耳其啊。”欧洲人的确长期把奥斯曼帝国称为土耳其，而土耳其这个词在欧洲人那里也经常是被等同于穆斯林/伊斯兰的领土。因而，在“土耳其等于伊斯兰世界”这样模糊的意义上，这一回答被多数人所接受。

但在民族主义迅速上升的历史背景下，国家构建中的民族身份问题所引发的争议日趋无法回避。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土耳其民族主义最终占据了上风。1920年9月13日，凯末尔和部长委员会共同署名提交了一个包含三十一条内容的新宪法草案。该草案开始的“目标与原则”部分共包括四条，其中第一条中有“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用语，即原来“大国民议会”的名称前加入了“土耳其”（Turkiye）一词。这似乎意味着，一个新的国家正在建立或者已经被建立了，它的名字就叫“土耳其”。在此过程中，反对者会力图用“奥斯曼帝国”来取代“土耳其”，但他们没有成功。

但是，当时拟定宪法的秘密委员会（ Encumeni Mahsus）反对凯末尔等人的做法，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这一术语在委员会宣言中得以保留，但在宪法文本中未出现“土耳其”一词；在 1921年1月10日通过的新宪法第三条中，“土耳其国家”（Tirkiye devleti）也仅使用了一次。1921年宪法宣布大国民议会的目标是“苏丹——哈里发的独立与解放，以及祖国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一词首次出现在宪法中是土耳其建国后的1924年了。

考虑到“土耳其”一词具有与伊斯兰世界等同的模糊性，其种族一民族主义的特性也并不是那么强烈。但当其涉及到土耳其穆斯林与非土耳其穆斯林的分类时，它的种族一民族主义的特性就必然会凸显出来。在土耳其的语境下，国名虽然是土耳其（ Türkiye），但族名被统一为土耳其人（Türk），这就意味着，非土耳其人的其他族群日益难以被接受。这种内在矛盾不是今天才被人所知的，在历史上确定国名和族名之时，那些当事者对此就已有清醒的认识，只是历史（暂时）没有沿着多元主义的道路前进。这是后来土耳其很多问题出现的根源之一，而当代土耳其正处在努力调整历史轨道的时期。

从民族认同的视角看，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主要面对的是土耳其民族主义。换言之，土耳其民族主义是库尔德问题发生和演变的重要历史与现实政治框架。因此，要了解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首先必须对土耳其民族主义问题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基于种族特性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兴起于19世纪末，土耳其人是奥斯曼帝国境内获得民族意识比较晚的群体。如前所述，直到奥斯曼帝国事实上已经崩溃的独立战争时期，“土耳其”一词还只是在模糊的意义上被使用，土耳其民族主义在当时也未成为普通的共识，它只是当时部分精英秉持的思想观念。

土耳其民族意识的出现，一方面涉及到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另一方面也涉及到其他的穆斯林，因为族裔意识是在对比的情境中建立的。如前所述，在独立战争期间，库尔德人的身份已被认识到，同时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也有人反对使用土耳其这一概念和身份，而土耳其与库尔德等身份是并置的。正如当代土耳其学者所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恰纳卡莱战役以及民族独立战争中，库尔德人是维护国家统一的，西方的煽动并没有影响到这一点。在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凯末尔等将领与库尔德人一起工作，强调“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共同奋斗”，在1919年的埃尔祖鲁姆会议的决议中提到，包括库尔德地区的东部省份不能从奥斯曼帝国分裂出去，强调与库尔德人是“亲兄弟”（δz kardes）关系。第一次大国民议会与1921年宪法中提到，库尔德人是国家平等的伙伴、光荣的公民和主人。在当时，凯末尔等人使用的是土耳其，在指代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时，他们用的也是领土——人民意义上的土耳其国民（Turkiye halk），而不是具有种族特性的土耳其人（Tüurk halk）。这都说明当时土耳其的政治话语还是可以（暂时）平等地认识和对待库尔德人的，并承认库尔德人作为一个独特的族群是土耳其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一部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