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里的匾额（紫禁城上的匾额大有来头）

紫禁城里的匾额（紫禁城上的匾额大有来头）匾额在紫禁城内以其特有的属性服务于宫廷生活，在紫禁城建造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紫禁城最初的殿名，《四友斋丛说》是这样描述的：“成祖迁都北平，其宫殿牌额，皆朱孔阳笔也。孔阳，松江人，工署书，兼善画。”此段文字不仅说明了紫禁城内最初的建筑殿名由朱孔阳执笔，同时也表明了书写建筑匾额文人的书法是其主要因素。文华门匾额太和殿匾额继而开始清代皇朝对紫禁城的不断修缮和改建，满、蒙、汉三种文字的匾额相继悬挂于宫殿建筑的檐下（承德还有满、蒙、回、汉四种文字的匾）。顺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57年２月6日），顺治皇帝颁旨，“太庙牌匾停书蒙古字，止（只）书满汉字”，此后，皇宫内逐渐取消了匾额上的蒙古文字。但是也有例外，如故宫外西路区域的慈宁宫大门，匾额上保留至今的“慈宁门”三字，就是用满、蒙、汉三种文字题写的，因为慈宁宫是顺治皇帝母亲孝庄文皇后的寝宫，而孝庄是蒙古族人。

匾额是一座古建筑的标志。明代以前，匾额大都由文人书写。到了清代，殿名改由皇帝亲自题写，以示皇威，从而也改变了匾额的建筑属性，渗入了些许政治色彩。清代入主紫禁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为了昭示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在原大明门处“于顺治元年上大清门牌额”。

对此，学者刘鸿武在紫禁城杂志《紫禁城匾额和建筑的关系》一文中作了详细介绍。

匾额各部分名称图示

太和殿

太和殿匾额

继而开始清代皇朝对紫禁城的不断修缮和改建，满、蒙、汉三种文字的匾额相继悬挂于宫殿建筑的檐下（承德还有满、蒙、回、汉四种文字的匾）。顺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57年２月6日），顺治皇帝颁旨，“太庙牌匾停书蒙古字，止（只）书满汉字”，此后，皇宫内逐渐取消了匾额上的蒙古文字。

但是也有例外，如故宫外西路区域的慈宁宫大门，匾额上保留至今的“慈宁门”三字，就是用满、蒙、汉三种文字题写的，因为慈宁宫是顺治皇帝母亲孝庄文皇后的寝宫，而孝庄是蒙古族人。

文华门匾额

匾额在紫禁城内以其特有的属性服务于宫廷生活，在紫禁城建造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紫禁城最初的殿名，《四友斋丛说》是这样描述的：“成祖迁都北平，其宫殿牌额，皆朱孔阳笔也。孔阳，松江人，工署书，兼善画。”此段文字不仅说明了紫禁城内最初的建筑殿名由朱孔阳执笔，同时也表明了书写建筑匾额文人的书法是其主要因素。

仁祥门匾额

咸和左门匾额

如果说成祖迁都北平初期朝政繁忙，或者是受历史文化影响，建筑匾额的书写可以由文人承担，但匾文内容大都由皇帝定夺，如：“嘉靖三十六年，三殿门楼灾，帝以殿名奉天，非题匾所宜用，敕礼部议之。部臣会以言：‘皇祖肇造之初，名曰奉天者，昭揭以示虔尔。既以名，则是昊天监临，俨然在上，临御之际，坐以视朝，似未安也。今乃修复之始，宜更定，以答天庥’。”

当朝皇帝将匾文内容看得如此重要，以致把烧毁建筑的原因归结于“非题匾所宜用”，敕令礼部商议，将“皇祖肇造之初”定名的“奉天”匾额“更定”，“以答天庥”。后来，终于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大殿重新建成后，将“奉天殿”改名为“皇极殿”。

本仁殿匾额

清代将悬匾定为建筑正式落成的标志。据《太和殿纪事》载，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太和殿，奠基、上梁、迎吻、合龙门，最后是悬匾，于康熙三十六年建成后，随即选择良辰吉日，举行了遣官行礼仪式。此时已完全形成了宫殿建成或修缮后再挂匾额的程式。

“仁洽道丰”木匾

在清代的工程档案中，有很多记录匾额制作和修补的内容，特此摘录一件以作了解和说明：

清雍正四年二十八日，总管太监刘进忠谨奏，永寿门匾一面，近光左门匾一面，右门匾一面，千婴门匾一面，百子门匾一面，螽斯门匾一面。着钦天监选择吉辰，以便交造办处粘补收拾，请旨。知道了。钦此。

除了一部分匾额在宫内造办处制作外，清代宫廷室内用匾很多是由江宁织造在苏州制作的。

紫禁城中匾额的名称不仅表达了皇帝的意愿及治朝理政的思想，还起到了标识和点景的作用；同时传载着内容丰富、含义深远的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