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轻时的爱情故事（皇帝乾隆的爱玉情节）
乾隆年轻时的爱情故事（皇帝乾隆的爱玉情节）后来，乾隆爷的爱玉宠玉到了极致的地步，虽然如此爱玉、懂玉，也做出了极为荒唐的蠢事，由于当时人们因缺乏考古知识，见到古玉必称汉玉，而乾隆皇帝独能对此提出疑问，并认为部分玉件应远至三代以上。在当时，他对古玉的鉴定可以说是独到的。但他考证玉琮为车饰，由于西周以降，玉琮的制作已少，汉代以后几乎未有新作。良渚玉璧被乾隆当成汉代玉璧龙山文化玉圭题诗与图纹正好相反最有趣的是，乾隆爷似乎特别痴迷于良渚玉器。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件琮、璧，就记载着他好大喜功、乱点鸳鸯谱的轶事。一件是乾隆将一块良渚玉璧误断为汉玉。这块玉直径28.2厘米，原为寿皇殿中的陈设。这块玉青白色，上面满布深深浅浅的赭色斑，大片干裂，圆周不正，而且有多处裂痕，明显是曾经火烧，可能与良渚文化时期烧墓圹的习俗有关。乾隆称它为“径尺璧”，并且对这块其貌不扬的古玉，倾注了近二十年的眷恋之情。他亲自命人在玉的璧间琢下玺文五方。“信天主人”表明了它
爱新觉罗、弘历
由于皇帝好古，各地官员纷纷进贡各种真古玉和假古玉，而乾隆皇帝则分门别类，鉴定考证，对制作较粗的，还要发往造办处、如意馆加工改造，并常常习惯性的在古玉上铭刻，由此也毁了不少古玉的原貌，更将题款倒刻于龙山文化玉圭之举，遗为笑柄。
龙山文化的玉圭是乾隆题词刻反的一个笑话
乾隆御题诗
龙山文化玉圭
题诗与图纹正好相反
最有趣的是，乾隆爷似乎特别痴迷于良渚玉器。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件琮、璧，就记载着他好大喜功、乱点鸳鸯谱的轶事。一件是乾隆将一块良渚玉璧误断为汉玉。这块玉直径28.2厘米，原为寿皇殿中的陈设。这块玉青白色，上面满布深深浅浅的赭色斑，大片干裂，圆周不正，而且有多处裂痕，明显是曾经火烧，可能与良渚文化时期烧墓圹的习俗有关。乾隆称它为“径尺璧”，并且对这块其貌不扬的古玉，倾注了近二十年的眷恋之情。他亲自命人在玉的璧间琢下玺文五方。“信天主人”表明了它的主人相信天命。在他七十寿庆的时候，又情不自禁地在这块玉上琢下了“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两方玺文。岁月匆匆，在乾隆八十岁高龄的时候，依然对这块玉把玩不已，并在上面琢下新的玺文，直至八十五岁退位，最后刻上“太上皇帝之宝”这六个字，这位“十全天子”才觉得功德圆满！
良渚玉璧被乾隆当成汉代玉璧
后来，乾隆爷的爱玉宠玉到了极致的地步，虽然如此爱玉、懂玉，也做出了极为荒唐的蠢事，由于当时人们因缺乏考古知识，见到古玉必称汉玉，而乾隆皇帝独能对此提出疑问，并认为部分玉件应远至三代以上。在当时，他对古玉的鉴定可以说是独到的。但他考证玉琮为车饰，由于西周以降，玉琮的制作已少，汉代以后几乎未有新作。
乾隆收藏的良渚玉琮
就连见多识广的乾隆皇帝，也不知道此物何名，居然将它误认为古人用来抬举辇车或乐鼓之人的压肩物件，并在御制诗中堂而皇之地称它为“杠头”。
乾隆用景泰蓝给玉琮做了一个内胆
由于不解纹饰结构，应按上大下小方向竖立，竟然又按常规，将其倒过来加配铜胆木座刻诗记趣，用来当笔筒蓄水。如今看来，这是一件多么奢侈而又高贵的文玩。
被配上内胆的玉琮
不过，乾隆爷的臧玉从未有赠人的记录。现在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的许多玉器制册和档案十分完善，也多亏了乾隆爷的喜爱，统一制作的文具盒和套装，便于携带，在他老人家出去游玩时，这些成匣制作的玉器也成了他的随手赏玩之物。
乾隆为玉器收藏专门定制的匣盒
从康熙到乾隆朝早期，西北准噶尔部多次叛乱，致使西北交通不畅，而生产美玉的和田、叶尔羌地区被准噶尔占领，玉路不通，宫廷用玉或为改制前朝旧玉，或全靠进贡与走私玉料，制作的并不太多，雍正十年还命大臣：“将好的玉材料寻些送来”。说明清廷玉料不够使用。
故宫珍藏的乾隆时期玉器收纳百宝盒
由于玉料来源的限制，此时还大量改制前朝玉器，有些还加刻本朝年款。
自从乾隆二十四年平定了西部叛乱，解决了新疆回部的问题，打通了和田玉进入中原的通道后，玉器制作才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乾隆收藏的汉代玉杯
乾隆二十二年，清军分西、北两路进剿，彻底击溃准噶尔头领阿睦尔撒纳，清廷派遣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驻军西北，巩固了西北边疆的统治。此后玉路畅通，大批玉料进入宫廷，为乾隆朝玉器的繁荣局面提供了坚实的原料基础。
平定新疆是乾隆帝一生都引以自豪的事情，居“十全武功”之首。
乾隆收藏的古玉
在此期间或之后，每有新疆玉料进献，均会热情洋溢的赋诗题咏，刻于玉器之上或专制锦匣内。
乾隆时期，宫廷对玉料的控制有效严格，年例供玉分春秋两季纳入清宫。
乾隆时期制作的玉器
最盛时清宫每年收进30万斤玉料，分五等，先是挑选一部分立即画样呈览制作，剩下次玉交广储司银库收储，留待以后使用，内廷所留玉材俱由启祥宫或如意馆暂存。
清代玉料使用在制度上是严禁私采私囊的，乾隆二十五年才有四部玉贡至京，但是民间走私玉料一直都真正的停止。
台北故宫展示乾隆收藏的玉器
玉路畅通后，走私玉料更是昌盛，有些好料并未进入宫廷，而是走私到了民间作坊之中，每年都有大量的走私玉石出现在北京、苏州、上海、广州等市场，中心则是苏州专诸巷，乾隆帝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乾隆去世后，清朝的国力迅速衰落，因此对玉器的需求大大减少，玉器的制造开始走入低谷。嘉庆四年（1799年），皇上甚至下旨和田、叶尔羌停止进贡玉料。道光元年（1821）以后直到清覆亡，新疆玉料进贡再也没有恢复。
乾隆收藏的古玉都配上定制的盒匣
玉器的宫廷加工场地
清朝最负盛名的碾玉中心是苏州专诸巷，苏州玉器精致秀媚，内廷玉匠也多来自该地。扬州玉作发展很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玉作豪放劲健，特别善于碾琢几千斤甚至上万斤重的特大件玉器，《大禹治水图玉山》即其代表作。清代玉工善于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的成就，集阴线、阳线、平凸、隐起、镂空、俏色等多种传统做工及历代的艺术风格之大成，又吸收了外来艺术影响并加以揉合变通，创造与发展了工艺性、装饰性极强的玉器工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较高的艺术造诣。
造办处的如意馆是故宫治玉的场所
造办处、如意馆—是清宫的治玉作坊
清代宫廷玉作主要是造办处，顺治年间，清宫内务府已设立造办处，最初在养心殿置造办活计处，康熙三十年十月（1691），除裱房等留在殿内外，其余迁至慈宁宫茶饭房。三十二年（1693）年开始设立作坊。四十七年后（1708），全部迁出养心殿，后又将部分作坊设在慈宁宫南，白虎殿（今废）北的青瓦建筑内，负责制造各种用品，“掌成造诸器之物”。
养心殿造办处成为一个沿用的名称，其实就是清宫内务府造办处。
根据（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时造办处各作中就有玉作，说明它是从康熙延续而来。
造办处如意馆制作的玉屏风
乾隆时期启祥宫内也曾设有玉作。
在圆明园和紫禁城中均有“如意馆”，这两个如意馆内都曾设有玉作，归属造办处管理。
圆明园中的如意馆在“洞天深处”景区，“如意馆”匾额为雍正御笔所书，最早是清宫画院所在，西洋画师郎世宁、王致诚，以及众多的中国画师均先后供职与此。
乾隆初年开始于圆明园如意馆设立御用作坊，可能有好手玉匠进内碾琢。
紫禁城内的“如意馆”，先设在启祥宫，凡绘工文史及雕琢玉器等，后迁至北五所内。乾隆十三年造办处档案有了“如意馆”制造玉器的记载。
北匠中有满族八旗的家内匠，有时也有维吾尔玉匠，经常保持四、五人的规模，有时会因特殊需要人员猛增。
乾隆时期的玉玺
乾隆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因“玉匠短少，活计甚多”。通过太监胡世杰转奏，“准许外雇几个匠成做”。
著名的玉匠有杨玉、许国正、陈廷秀、都志通、姚宗仁、邹景德、陈宜嘉、张君选、鲍德文、贾文远、张德绍、蒋均德、平七、朱玉章、沈瑞龙、李均章、吴载岳、王振伦、庄秀林、姚肇基、顾位西、王尔玺、陈秀章、朱鸣崎、李国瑞、王嘉令、朱时云、朱永瑞、朱光佑、朱仁方、刘进秀、李世金、蔡天、张君选、六十三、七十五、八十一等。后三者系披甲旗人，其他大多数是苏州织造选送的。
擅长刻字的玉匠朱时云，擅长鉴定，能指点“学手玉匠”的姚宗仁等。
在玉匠中能画样、选料者做领衔，来自苏州的南匠姚宗仁、邹景德等能够画样、选料，处于领班地位。
乾隆四十四年太庙新制一色玉宝、玉册16份，临时从苏州调京玉工两批共16人，用一年时间刻汉字4000余字，滿字8000余个，平均一天2个字。
之所以要征调苏州玉工的原因，从档案记载来看，主要是苏州工技术“精炼”，北京刻手“草率”，正如乾隆诗中所言：“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苏州专渚巷是江南治玉业聚集的地方，这也是对苏州玉工的最高评价。他们曾被招至京城为满蒙贵族雕琢玩具，并令他们传授技术。
苏州玉工雕琢风格典雅纤细，较之北京手工所做出之器更能将玉之灵性体现出来，所以苏州来的玉匠成为宫中玉雕主力也是情理之中。
维吾尔族玉匠，档案记载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玉匠曾于乾隆二十七年进入造办处，但乾隆御题诗“痕都斯坦玉瓜瓣瓤”中曾说“和阗出玉不解琢”。并注释曰：“和阗虽有玉工，而不能精琢”。
乾隆时期玉嵌宝石香囊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