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武士阶层（何为谋叛如何忠诚）

日本历史武士阶层（何为谋叛如何忠诚）“武士道”或者“武士的气风”所指的具体是什么，不同人所言各有不同，莫衷一是，有些人直接追溯至日本的神话时代，尝试说明这种特质自古以来便是日本人独有的。另一个使我们产生类似误解的关键人物是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福泽在多个著作和文章中一方面强调日本必须摆脱江户时代为止的封建门阀制度，另一方面又高频率地强调“武士气风”的重要性，更曾扬言“武士道乃日本民族气质的体现”，试图将武士道升华至跨时代的精神理念（《福泽谕吉著作集（六）》）。一、被误导的理解说到日本武士，我们外国人都有以下类似的认识：一方面认为战国时代的武士是重利轻义，毫无节操的战士，而江户时代后的武士受到日本化的朱子学影响后才逐渐洗刷过往的“不良”风气。在不少电影和书籍的影响下，我们往往认为“绝对的忠诚”、“耿直”和“一成不变”是日本“武士道”的核心和基本形象。然而，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Bushido: The

胡炜权

公元一五八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日本旧历天正十年六月二日）发生在日本京都的“本能寺之变”对日本史的走向带来巨大且深远的影响。众多关于本能寺之变的谜团和话题之中，最多人讨论的问题有“明智光秀为何突然暗杀主君织田信长”以及“为什么织田信长未能躲过这次暗杀行动”等等。

有人说，在这个被称为“下克上（以下犯上）之世”的日本战国时代里，信长不过是众多部下谋叛的受害者之一，在这个日本的乱世，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又有人认为日本人天生狡诈多变，野心勃勃，叛变是恒常之事。

回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先就“谋叛”的相反面——“忠诚”在日本古代文化、特别是古代武士社会而言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说明。

一、被误导的理解

说到日本武士，我们外国人都有以下类似的认识：一方面认为战国时代的武士是重利轻义，毫无节操的战士，而江户时代后的武士受到日本化的朱子学影响后才逐渐洗刷过往的“不良”风气。在不少电影和书籍的影响下，我们往往认为“绝对的忠诚”、“耿直”和“一成不变”是日本“武士道”的核心和基本形象。

然而，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注：1899年出版英语版本，日语版本于1908年翻译完成）本来是作者为了向当时的西方世界宣扬日本文化的精髓而写的宣传作品。严格而言，里面高唱的高尚情操和完美的道德品格只是理想的产物。而且，其中以不少传说和文学内容作为事实例子和理据来支撑己说，以证明日本的“武士道”与欧洲的“骑士精神”不相伯仲。

另一个使我们产生类似误解的关键人物是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福泽在多个著作和文章中一方面强调日本必须摆脱江户时代为止的封建门阀制度，另一方面又高频率地强调“武士气风”的重要性，更曾扬言“武士道乃日本民族气质的体现”，试图将武士道升华至跨时代的精神理念（《福泽谕吉著作集（六）》）。

“武士道”或者“武士的气风”所指的具体是什么，不同人所言各有不同，莫衷一是，有些人直接追溯至日本的神话时代，尝试说明这种特质自古以来便是日本人独有的。

站在历史学的角度而言，这些说明和描写均缺乏根据。这些观察和理论都以日本历史和民族性亘古不变为大前提，对日本社会、时代和思想的变革过程，以及各时代的特性，存在过于单调和表面的理解。我们有必要摆脱宣传和粉饰的束缚，不受新渡户等人的影响，重新通过史料来了解“忠诚”这个古代日本武士重要的精神。

受篇幅和主题所限，我们在这里集中说明一下战国时代前后的情况。首先必须说明的是，不少人对“以下犯上（下克上）”这个堪称日本战国时代的代名词存在误解。尤其是许多书籍和自媒体的说明里，都会将这个概念套到武士内部的政治行为上。可是，这个理解是不太正确的。

那时代的日本武士社会的确出现过不少叛乱事件。然而，我们需要搞清楚两点：第一是在江户时代以前的日本社会里，谋叛行为十分普遍；上至天皇，下至领主层都是受害者。换言之，战国时代武士领主的以下犯上在日本历史里，绝非特别极端的情况。

第二，从语源来说，“下克上（以下犯上）”这个用词本来并非由武士所创，更非用来形容武士内部的政治斗争。这个词语本来是当时的京都贵族所创，对象其实是当时趁乱对抗领主统治的上层百姓。

对这些京都贵族而言，武士内部的问题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他们毫不在意。然而，手底下的百姓们趁着战乱频仍，公然抵抗自己，影响自己的生计，这对于当时手头并不宽裕的贵族而言，才是更为切身和紧急的大问题。

因此，“下克上（以下犯上）”的真正主体不是武士，而是在那个时代自主意识越来越强的百姓。他们结合不同的阶层（包括低级武士等）公然对抗贵族和武士领主的管治，要求更多的自治权和宽待，是日本史上重要的时刻，我们可以说百姓崛起和积极争取权益是日本战国时代对日本历史而言最为重要的一个进步。

话说回来，即便“下克上（以下犯上）”不是针对武士的概念，也不意味着武士社会内部的政治权力斗争不存在，但我们必须留意的是“下克上（以下犯上）”并非当时的常态和主要写照，忠诚依然是日本社会珍视的美德。接下来的一节，我们来整理一下古代日本武士的主从关系怎样诠释“忠诚”。

二、日本战国时代前的主从关系观念

战国时代的武士社会是不是道德败坏，毫无节操可言呢？从结论而言，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个评价过于把问题简单化。那么，究竟古代日本的武士是怎样理解主从关系的呢？

在平安时代（公元八至十二世纪），一批又一批身带高贵血统（他们大多是天皇和贵族的后代）、以军事为业的豪族在日本各地成长起来。在当时，实力较弱的豪族基于不同原因，将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呈交给更有力和可靠的豪族之长，作为自己甘愿投靠和寻求庇护的象征。这种文件称为“名簿”，奉上“名簿”被视为愿意成为对方家臣的重要手续。

在往后的社会发展里，除了出于利益和安全的考虑，宗教的力量也为包括武士在内的各个社会阶层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在当时，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儒学只属副次地位）的日本，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被称为“契（chigiri）”。

不少书籍翻译“契（chigiri）”为“契约”的意思，严格上来说这是不够精准的。在人与人建立人际关系的时候，“契（chigiri）”并不完全等同于近现代“合约（contract）”的意思，更贴近“誓约”和“缘份”合一的一种行为，是佛教思想上因缘宿命的安排。

而且，当时的日本人认为不同关系的结合是由不同程度的宿命影响而成的结果。亲子关系是“一世之契”，夫妻关系是“二世之契”，而本节的主题主从关系则是最珍贵的“三世之契”。也就是说，两个人或者两个家族结成主从关系，是三辈子前就结下的宿命和缘份，是超越轮回因果的强大羁绊。

日本鎌仓末期至室町时代成书的著名文学作品《义经记》卷二“伊势三郎初成义经臣下之事”里，描写一名伊势义盛的武士辛苦寻觅下，终于见到主人公源义经，并且希望成为他的家臣。他说：

“今天终于能与您（义经）相会于此，想必是（我俩的）三世之契之故，也是八幡大菩萨（注：源氏和武士的守护神）安排下的结果。”

《义经记》在当时以及战国时代均是脍炙人口的读物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影响了当时及以后的日本人的思想。以“三世之契”观念为前提和理想的主从关系在往后的数百年内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

以《义经记》为蓝本的水野万年《伊势三郎御曹子健参之图》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义经记》这部分描写的是理想和理念上的主从关系。实际上因为各种矛盾和恩怨，各种主从关系出现裂痕，甚至兵刃相见的情况在日本历史上不胜枚举。

三、家臣的逻辑

日本自平安时代末期（公元十二世纪末）起，慢性战争状态持续，武士领主面对彼此势力交替的同时，其他社会阶层缓慢流动，部分出自农村和城镇的有力民众成为武士领主的下级家臣。武士领主也因为维持领地稳定和发展的需要，积极吸纳新兴力量来协助统治。对他们来说，加添这些来自武士以外的“新血”作为家臣，单靠“三世之契”观念来支撑并不足够。武士领主以及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新的理念补充和稳定这种新的结合形态。

除了上述的宿命论（“契”），武士社会通过保障家臣权益和保护（“恩”），以及借用中国儒学的人伦关系理念来加强家臣提供服务和忠诚的必然性（“义”）。此外，他们还通过制定可视化的讲仪来维持上下关系和家臣间关系平稳（“礼”）。

在镰仓末至室町时代，来往中国（元、明两代）的日本禅僧积极地导入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刚好为当时需要将国家从内乱状态（史称“南北朝时代”）进行拨乱反正的室町幕府提供新的指导思想。战国时代中期成书的故实书（注：规矩礼仪的教科书）《宗五大草纸》里便提到：

“臣尊主君，子孝父母，弟从兄长，幼敬耆老，上不轻侮，下不作乱，名为礼也。”

这种强调各安本分，各守本职致使家中不起乱的道德思想比上述的“三世之契”更为具体和富有政治味道。

此外，除了家臣与主君之间的君臣主从关系，家臣与家臣之间的地位差异是另一个维持秩序井然的重要关键。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发挥作用，那就是“谱代”之臣。

所谓“谱代”，就是数个世代都侍奉同一个主家的家臣，也就是世袭化的家臣之意。由于代代侍奉主君的家族，“谱代”在家中的地位和在主君家族心目中的亲近程度自然比刚加盟的家臣要强得多。世代相随的忠义换取较高的地位和政治资本，获得主君的信任和敬重，甚至忌惮。

在重视羁绊和血缘的封建时代，对诸侯来说，父祖辈世代以来便一直侍奉左右的老臣子们和血浓于水的同族兄弟远比如同走马灯一样来去匆匆的新家臣更值得依靠（当然，结果分道扬镳、兵刃相见的也不在少数）。

“谱代”家臣是武士领主最重要的核心力量，因此占据家中政治和军事要职。作为等价交换的条件，这些世代侍奉主君的家臣们肩负与主君家共存亡的义务和责任。所谓 “既是谱代相传之士，主家盛则共荣，主家灭则共亡，是为生死与共之士也”。（《南海通纪》）

然而，这种跨越世代的情谊并非绝对的。与后来江户时代着重强调臣子绝对忠诚不同，室町战国时代的武士社会强调恩和义的同时，讲求一定的先决条件。特别在兵荒马乱的战国时代，家臣奉公的目的已然不再是纯粹为了报效主君的恩情。身为武士的荣誉、自家的安泰和家族的发展同样重要，甚至在极端场合里，报效主君家世代的恩情也不过是家臣们保家安泰的手段而已。

战国时代毛利家的老臣志道广良教导主君毛利隆元（毛利元就之子）君臣关系的重点时借用《荀子》的典故。他提到君臣关系犹如“舟”和“水”，即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没有家臣（“水”）的支持和协助，主君（“舟”）也难有作为。

靠着一代英主毛利元就的带领，毛利家以一介中小领主起家，在短短三十年内一跃而成为当时西日本最强大的诸侯，各方领主出于利益和安全考虑，先后归附。

然而，毛利元就心中十分清楚，一旦家族的运势由盛转衰，万人敬仰的盛况将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巨变。他曾告诫自己的继承人毛利隆元说：

“眼下没有多少家臣真正觉得毛利家很好，只要我家出现颓势，他们便会自作打算。”（《毛利家文书》）

毛利元就

随着时代的发展，主从关系的观念在战国时代已然出现变化。从家臣梦想追随命中注定的理想主君，慢慢演变成主张君臣关系不过是相对的概念，家臣是支撑主君家族的支柱，既可以是命运共同体，也可以在个别情况下袂别，各走东西。

四、战国大名的手段和主张

面对人心向背运转不定的乱世，战国大名们如履薄冰。不仅要好好经营，不至于掉失家业，落得身败名裂的结局，大名们也得在人才管理和理念上作一番思考并下苦功。

早在室町时代初期，当时的幕府管领（第二号政治人物）斯波义将（1350-1410）写给子孙的家训《竹马抄》里提到那个时代（公元十五世纪初）各家家臣侍奉君主的现象。他批评道：

“关于家臣侍奉主君之事，现在的人们（一家之臣）认为必先蒙主君之恩，然后才愿意尽心奉上自己的忠义和贡献。我认为这实在是太消极了。现今世上最重要的是主君的恩德，不少人却把它忘记了，继而对现世和主君心存怨恨，这实在让人感到不快。”

作为位处权力顶端的人，义将的批评自然出于自身作为人君的角度出发，对眼前不少家臣视利益高于道义的现象感到不满，希望臣下能够以义为先，回报君恩。但反过来说，义将的不满反映室町时代的武士社会正面临着重大的转变。在现实上，室町时代的武士家臣不再强调《义经记》里的伊势盛连重视与主君的缘分和宿命，而是认为主君有恩于己在前，自己奉献在后。主君的恩情和实力的强弱逐渐成为家臣“择主而侍”的重要标准。

斯波义将

面对家臣们以利、以安为先的要求，主君一方面努力响应，同时也积极作出反制措施。室町末期，成功在混乱的应仁文明之乱（1467-1477）闯出名堂的著名诸侯朝仓孝景（1428-1481）在家训里便提出重大的主张：

“于朝仓家不设宿老（注：世袭宰臣），惟依家臣的器量和忠诚而用之。”

换句话说，孝景要提拔有能力、忠于主家又无权无势的下级家臣，对抗那些借着世代侍奉主君家，得以居于高位的世代老臣家族。在战乱之世，人才辈出，主君（战国大名）为了保护领地，必然要继续吸收人才，同时也必然面对汰旧换新的情况。

朝仓孝景

当然，这不代表他们已然舍弃前节提到的羁绊和情谊，而是在现有的羁绊和情谊之外，另外跟其他人士缔结新的主从关系。

家臣之间既会为了利益合作，也自然会为了利益而相争。战国大名的驭下之术的关键便是怎样利用和摆平家臣的结托和矛盾，分而用之，主持正义。此外，还得带领家臣们抵御外来的威胁，共同解决共通的内部问题，如天灾、领民反抗、疫病和经济流通。

家臣要求主君足够强大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主君也适时提出等价的要求。比上述的斯波义将更进一步，战国时代的大名们积极要求家臣们表忠，而且不可违逆。

著名的战国大名武田信玄（1521-1573）曾经要求二百多名上、中级家臣写下誓词，其中第二条便提到：

“绝对不可对信玄大人做出反逆谋叛之事。”

“纵他者对信玄大人和武田家有异心，我等必定奉守跟前，毫无二心。”（《生岛足岛神社文书》）

生岛足岛神社文书里收藏的武田家臣誓词

要求家臣团结一致对内与外的困局时，信玄认为家臣保证不对自己有任何歹念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虽然在日本古代，通过对神明起誓来强制他人作出保证并不十分有效果，但是将这要求以誓词的方式明文化，却突显了那个时代家臣的忠诚不再是宿命、缘份，也并非家臣意念之间的抉择，作为最大得益者的主君也以积极的姿态灌输“忠诚”的重要性，抵消家臣“择主而侍”和互相结托的问题。

武田信玄

在战国时代，武田信玄等战国大名通过神明来要求家臣表现忠贞，是非常典型的手法。纵使效果不能说很高，但作为人所共知的“铁证”，对原本蠢蠢欲动的家臣而言，仍然有一定的阻吓作用。

不过比起他们，织田信长却更加激进和明目张胆。他在一五七五年写给重臣柴田胜家（?-1583）的命令书的最后一节明确提到要求家臣忠诚的思想：

“不论何事也要按我（信长）要求去行事。但是，如果心里觉得我的要求有问题和不合理，也不可巧言令色，阿谀奉承。若有必要陈情，我将按其道理，听取要求，然后作出判断。总之不论怎样，你们必须崇敬我，不要在我背后阳奉阴违，不能明目张胆地忤逆我的旨意。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些的话，你们自然长久得到神明保佑。”（《越前国掟》）

显而易见，信长对家臣的要求和背后的逻辑比信玄的更为明显和大胆。将家臣的忠诚绝对化之余，更将对自己的忠诚和家臣的身命安泰牢牢地绑在一起。换句话说，就是信长获得神明的加持，忠于信长便会得到神明的保护。同时代见过信长的耶稣会传教士弗洛依斯曾回忆说，织田家的家臣都敬畏信长，信长生气的时候，家臣们都面流冷汗，不敢直视。

织田信长

信长要求家臣绝对忠诚，背后结合了宗教和道德伦理的思想，要求的严格程度超过同时代的其他对手，同时给予后继者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重要的启示，为后来江户时代统治者自奉为神明的政治思想做出示范。

总之，通过本文的说明，相信读者已经发现古代日本武士的形象跟《武士道》和影视作品里的武士形象相去甚远。日本古代武士的忠诚观念由宗教的宿命论，到后来加添儒学伦理概念的混合体，从强调单方面的忠诚发展到结合互惠互利的双边关系的条件。对于古代日本武士来说，忠诚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受到日本各个时期的社会发展和价值观演变的影响，增添新的元素。要更好地深入了解日本文化里的忠诚和主从关系，有必要进一步对日本古代文化进行探讨和认识。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