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到底有没有挟天子以令诸侯,只有曹操唯才是举
曹操到底有没有挟天子以令诸侯,只有曹操唯才是举出身方面,吕蒙出身贫贱、阚泽“家世农夫”、“寒门”周泰、出身小吏的吕岱等等,都是孙权看中能力而逐渐提拔的。品行方面,喝酒误事的蒋琬、不治县的庞统、“睚眦之怨,无不报复”的法正、弃城而逃但不被追究的廖立等等也都是例子。除了曹操外,刘备、孙权有没有善用各方人才,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边我们从“不问出身”与“不讲求品行”两个观点分开来看。出身方面,关羽、张飞等刘备起事的老伙伴,大概除了刘琰外出身都不高,关羽甚至是个亡命之徒。其后刘备东奔西跑,也难以真正与人才市场,以及地方势力结合,但他的势力成形后,刘备破格提拔行伍出身的魏延、赏识老将黄忠、很可能是蛮人出身的马忠、收刘封为养子、收降人王平等等。
说起唯才是举,大家首先想起的是否是曹操?
曹操以善用人才、降将、不问出身等为人所知,但大家往往忽略的是,曹操本就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其实三国君主,甚至其他诸侯都有过不问出身、不计前嫌或不忌讳降将等等作为。
刘备、孙权手底下这样的人更多到不胜枚举,可是很多历史评论或书籍都只过于强调曹操一人,导致大家认为好像曹操才是最爱人才的人,而唯才是举也仿佛变得是曹操专利一样。
那要如何解读曹操的“唯才是举”呢? 其实不管是学界,还是民间对曹操的求贤令解释都有千万种,小岩也想试着解释自己所理解的“唯才是举”,看能否激发一些各位看官的想法,并提供一些意见做反馈讨论。
除了曹操外,刘备、孙权有没有善用各方人才,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边我们从“不问出身”与“不讲求品行”两个观点分开来看。
刘备的用人出身方面,关羽、张飞等刘备起事的老伙伴,大概除了刘琰外出身都不高,关羽甚至是个亡命之徒。
其后刘备东奔西跑,也难以真正与人才市场,以及地方势力结合,但他的势力成形后,刘备破格提拔行伍出身的魏延、赏识老将黄忠、很可能是蛮人出身的马忠、收刘封为养子、收降人王平等等。
品行方面,喝酒误事的蒋琬、不治县的庞统、“睚眦之怨,无不报复”的法正、弃城而逃但不被追究的廖立等等也都是例子。
出身方面,吕蒙出身贫贱、阚泽“家世农夫”、“寒门”周泰、出身小吏的吕岱等等,都是孙权看中能力而逐渐提拔的。
品行方面,“性嗜酒”且爱打人的胡综、“粗猛好杀”的甘宁、“性护前,耻为人下”的朱桓、“居处服饰,于时奢靡”的吕范等等,孙权也多因其才而予以宽容,并将他们摆到适当的位置上。
所以这里要表达的是,“唯才是举”本来就不是曹操专例。只是因为曹操的求贤令发布出来,这句过于响亮的话,使得大家忽略了其他例子的存在,至少鼎立天下三家君主也都含有这样的特质,曹操并不见得在这方面特别突出。
曹操用人是否在乎品德?把这个标题放在前面即是要先说,其实曹操用人还是会在乎名声或德行的。王烈、崔琰、郑浑等等人,都是曹操慕其德行打算辟用的。
王烈:.……以义行称……曹操闻烈高名,遣征不至。
郑浑:……太祖闻其笃行,召为掾。
崔琰:琰尝荐巨鹿杨训,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太祖即礼辟之。
这就跟刘备用许靖一样,对道德名声的要求都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而曹操在203年的时候,就已经说明“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这就表示曹操也认为自己势力稳定下来后,对人才的需求也逐渐开始讲究德行。
所以曹操就曾对崔琰强调德行的重要性,希望崔琰以自身德行影响他人:
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
而在毛玠传里,就记载了当时毛玠与崔琰(他们负责举用人才)的选人标准:
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
附带一提,“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应可解读为享有这样“清正”之名的人是否真的名副其实。
从这边也可看出曹操并非不在乎人才德行,某种程度上他还是照着游戏规则的框架在走,就连杀孔融的时候,一样搬出了许多违反儒家道德的罪名。
求贤令第一次求贤令的背景:我们所熟悉的“唯才是举”是出自于曹操的第一次求贤令,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次求贤令是发布在建安十五年,此时已经是赤壁之战后两年,连南郡之战都打完了。所以此时的曹操地盘已稳,并非如很多文章所说,因为曹操出身不高而没人愿意投靠,或强调曹操为了与袁绍对抗所做的求才办法。
小岩强调此点即是要说,曹操发布此令不单纯是为了向天下求贤。小岩认为,曹操除了一方面有意打击“伪饰以邀誉,钓奇以惊俗”的后汉风气,另一方面亦有其政治目的。
三次求贤令的目的:小岩认为,曹操在赤壁之败后改为强化内部权力,并很可能开始野心膨胀,开始积极的架空汉朝前的过渡期,所以此时曹操需要开始区分内部人员“忠汉”与否。陈寅恪先生认为,曹操此时的求贤令重点在打破儒家框架的金科玉律,一方面是可以拉高自己可能不相称的出身、与合理化之后可能的篡汉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拉近亲曹一党的人才。
而没过多久,同年曹操却又发了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一方面似乎要对亲汉人士说明自己的无奈,另一方面却也还是点出了自己绝对不可能回收权力,并意有所指的点出了“万安”之计,然后给了自己的三个儿子五千户侯。
而建安十七年时,曹操晋魏公,并陆续把献帝诸子转封在外;建安十八年曹操进一步复九州制扩大自己领地。
建安十九年曹操更杀伏后一族,后没多久他追加第二次求贤令,此令强调人才不须德行而需要“进取”,这里的进取是什么意思就很值得玩味。
所以到后期等曹操政权稳固下来,要士族转为对自己忠诚的话,自然又要重拾儒家风格。所以唐长儒先生在曹操后期的求贤令(第三次求贤令)标注,认为曹操后期的确要求才,而且是优先要求“至德之人”;何夔向曹操建言应筛选有道德名声之人,曹操也十分赞同。
.…… 夔闻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 太祖称善
但曹操的第三次求贤令最后仍补了一种人才:“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等于曹操仍给了自己后续行为留了解释空间。
当然如今对曹操求贤令的解读众说纷纭,小岩的这篇文章也不过是一种解读方式而已,看官自行斟酌。而曹操后续高压对待亲魏士族,以及为何曹丕需要九品中正制,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结语尽管曹操用人之道的确有其独到之处,也的确没那么讲究人才的出身与品德,但我们应避免过度解读。这篇文章即是希望阐述三件事情:
1. 用人“不讲出身和品德”这件事三国君主都有在做,只强调为曹操本人优势,有过度解读之嫌。
2. 曹操对于“不讲出身和品德”是看时机点的,不一定是金科玉律,当然其实其他君主也是如此。
3. “唯才是举”此语本身应有其他政治涵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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