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有哪些人（论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
互联网时代有哪些人（论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1关于这场史学变革，人们都惊呼进入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并对之有各种称谓，诸如数字化时代、数据库时代、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时代，等等。总之，这是一个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化发展，越来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并影响到学术研究形态深刻变化的时代。本文将直面这个学术时代的种种变化，以期为我们更好地应对这场变革提供一些初步的思考，希望听到学界同人校正和批评的声音。内容摘要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当代史学已经呈现出三种清晰可见的史学研究形态，即传统史学研究形态，新史学研究形态，扭曲的史学研究形态。互联网时代的史学变革，最主要的表现是：由事实性史学向思想性史学转变，由知识性史学向问题性史学转变，历史贯通性研究日益发展。这场史学变革，要求史学研究工作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历史学专业基础训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提升自己的史学理论水平；重视关键词合理设置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6年第11期
论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
作者介绍
李振宏，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教授。
内容摘要
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当代史学已经呈现出三种清晰可见的史学研究形态，即传统史学研究形态，新史学研究形态，扭曲的史学研究形态。互联网时代的史学变革，最主要的表现是：由事实性史学向思想性史学转变，由知识性史学向问题性史学转变，历史贯通性研究日益发展。这场史学变革，要求史学研究工作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历史学专业基础训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提升自己的史学理论水平；重视关键词合理设置的极端重要性；重视选题问题，把提出问题看作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志。新史学时代对史学基础的重视，对提升理论水平的要求，对问题意识极端重要性的强调，将会使未来的史学更深刻，更诱人，更繁荣!
两年前，《史学月刊》曾经编发过一组题为《计算机技术与史学研究形态》的笔谈文章，我在给这组文章写的“编者按”中说：“最近30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普及，学术研究的路径、手段以至研究形态，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向被认为是最古老最传统的历史学科也不例外。如今的历史学研究，不光是搜集资料的方式或手段由于电子文献检索的推广而变得极为便捷，以往竭泽而渔、将材料一网打尽的梦想轻而易举地变为现实，而且数据库方法也渗透到逻辑分析的领域，影响到学者思维方式的改变。古老的历史学科，似乎正在展开一个学术科学化的发展方向。但也不容否认，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不少新的问题，诸如以材料检索代替读书的便捷路径是否可靠，读书与检索的关系如何处理，数据分析与逻辑分析、历史分析的关系，如何看待数据库方法的局限性，在数据库方法日益推广的条件下理论思维的价值和意义，如何估价计算机技术带来的研究形态的变化，在新的科研条件下新一代史学研究人才如何培养，等等，都是需要认真面对和慎重思考的问题。”①所以会组织这样一组笔谈文章，就是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在计算机网络技术日益普及的今天，传统历史学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如何正确地面对这场变革，是当代史学发展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②。
关于这场史学变革，人们都惊呼进入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并对之有各种称谓，诸如数字化时代、数据库时代、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时代，等等。总之，这是一个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化发展，越来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并影响到学术研究形态深刻变化的时代。本文将直面这个学术时代的种种变化，以期为我们更好地应对这场变革提供一些初步的思考，希望听到学界同人校正和批评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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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前学界关于史学变革的认识
关于互联网、大数据、传统文献数字化所带来的史学变革，人们已经发表了不少看法，这些看法构成本文讨论的基础和前提。所以有必要对学界已有的研究给予介绍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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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料获取方式方面所作的评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大多都注意到了传统文献数字化和大数据、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研究手段的改变，特别是获取资料方式的改变，盛赞当今人们实现了传统史家将史料一网打尽、竭泽而渔的梦想。文献检索的便捷，网络资料的丰富性，文献资源的共享，极大地改变了史学研究的速率和方式。这一方面是最表面化的表现，最易观察的方面，同时也是传统文献数字化给人们留下的最初印记，是每个学者都有的切身感受。譬如，陈爽写道：
30年间，古代历史典籍的载体大多已经由纸质书本转换为电脑可识别的文字符号，新一代学者对电脑写作和网络查询早已驾轻就熟，数字化检索已成为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史家对于史料的获取方式经历了亘古未有的革命。数字媒介的引入，促成了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的改变，也使知识发现途径与处理手段都发生了变革。甚至有学者十分乐观地断言“一个有机会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已出现”③。
陈春声发文赞誉新时代的历史学变革说：
传统时代的历史学者皓首穷经，有时可依赖对冷僻资料的占有、对新资料的发现、对浩瀚文献中某个词句的挖掘或解读而对学术有所贡献。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占有所谓冷僻资料或发现新资料这类具有“学术积累”意义的工作，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通史学工作者日常研究过程的一部分，毫无惊喜可言。更为重要的是，在“数字人文”的时代，由于“数字仓储”和“数字图书馆”的大量存在和在互联网上的利用便利，由于海量的资料文献可以“全文检索”之类的方式便利地查询，由于“文本数字挖掘”蕴含着几乎没有限制的“创造”与“重构”史料的可能性，传统条件下一位学者需要花费数月、数年光阴，甚至要花费毕生精力进行比对、校勘、辑佚、考订才得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可能在计算机网络上花费数秒钟、数分钟就可以有相当确切的结果；而原来因为缺乏史料，许多传统历史学家认为不能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数字人文”的背景下，变得有点“唾手可得”④。
姜义华撰文《大数据催生史学大变革》，也主要是强调由于历史资料利用方式改变所带来的变革。他说：
大数据使历史资料利用产生革命性变革……大数据具有速率、体量、多样性、价值密度四大特征。在历史学领域，大数据成百倍、成千倍地扩大了历史资料的范围。尤其突出的是，除传统的文献与遗址、遗物外，人类存留的所有纸质的、音像的和其他物质的、非物质的资料，几乎都可被用来协助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大数据通过数据采集、数据储存、数据分析、数据管理为大范围、中时段、长时段定量分析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历史学研究与大规模基因检测相结合，有力推动了家族史、宗族史、移民史、民族史研究，就是一个成功的实践。
大数据使历史资料利用产生革命性变革，更集中表现在大数据有助于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因为它可以较好地用数字模拟方式在一个大范围内展现历史场景。大数据信息系统还可以较方便地将历史活动中各种要素全面、综合、动态地展示出来，这样，它就可能为历史研究创造新的价值基准⑤。
最近一些年，台湾学者黄一农提出一个著名的“e-考据”概念，即基于互联网、电子资源所进行的历史考据。“e-考据”说引起了一些讨论，不时地有相关论文问世，而究其实，所谓“e-考据”，也是从文献利用的角度对新形态史学研究方法的一种表述。一篇介绍黄一农“e-考据”的文章说：
1994年，黄一农曾经以利玛窦在中国最亲密的友人瞿汝夔为素材写过一篇3页的《瞿汝夔家世与生平考》，十年后，当他准备将该文收为其研究中国天主教史的新书《两头蛇》中的一章时，黄一农选择了重写……通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所制作的《明人文集联合目录及篇目索引资料库》，黄一农从其中收录的2500多种明人文集中检索到了丰富到难以令人相信的素材。通过这些素材，黄一农不仅可以了解到瞿汝夔家族中其他人的资料，甚至还可以知道其研究对象的外貌、身高、性格及其人脉关系，并有条件探索瞿汝夔与嫂嫂发生暧昧关系的背景环境，而这之前仅仅有三四本文集可以参考。通过运用这些资料，黄一农得以像写侦探小说一样细致而逻辑严丝合缝地还原历史现场，这一次，他写了30页，并且在《两头蛇》一书中严肃地提出了“e-考据时代”这一新的概念⑥。
70多年前傅斯年先生大力提倡以科学方法治史，但是以其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无可否认尚未能令中国史学界的治学方法普遍发生质变……但是随着现在网络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我们有机会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来填补探索历史细节时的许多缝隙，或者透过逻辑推理的布局，迅速论断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西方已经把18世纪以前，几乎30万种的书籍全文送到网络上面去，而且有相当比例可以全文检索的……黄一农认为一个有条件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正在悄然来临，而史学工作者应责无旁贷地将历史研究深化并提升到新的阶段⑦。
这就是说，黄一农的“e-考据”概念，也是由于文献电子化利用的产物，是从数字化文献的丰富性系统性角度提出的问题。黄一农提倡“e-考据”，也是意在提醒人们充分利用因特网和丰富的电子文献数据库，借鉴前人的科学考据方法，将历史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所谓“e-考据”，在其方法论上，在其科学属性上，和傅斯年提倡的“史料即史学”的科学治史方法并无二致，仅只是利用资料的方法、广度不同而已。
以上诸说，大抵都是人们从电子文献检索之便、随着文献数字化程度的加深所带来的文献资源的空前丰富、电子文献利用方式等方面所感受到的史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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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互联网带来史学形态的改变
姜义华指出，大数据将“推动历史学从庙堂之学走向公众之学”。他说：
随着信息化在全社会的普及，历史书写进入寻常百姓家，人们可以自由地书写自己的历史，自由地在网络上参与书写地方的、国家的及其他各种专门的历史，自由地对历史问题发表评论。这样，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便不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专长，公众也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实际上，大数据已经刺激了大批非历史专业的人们参与到历史研究、历史书写队伍中来，他们没有受过历史研究的基本训练，但又各有自己专业之所长，常常可以发专业史家之所未发……大数据使得千千万万社会成员可以很方便地对历史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所有与历史相关的著作及其他成果自由进行评论，并迅速扩散、传播，对真实历史、专家之学、庙堂之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⑧。
从庙堂之学到大众之学，当然应该视为是史学形态的重大改变。这是姜义华先生对大数据时代史学发展的憧憬。
李剑鸣在《“网络史学”的神话与实际》一文中，探讨了网络史学由于资料和信息的共享，所可能造成的作品发表形式的改变，从而造成一定的史学“民主化”。他说：
在网络平台上出现的资料和信息的共享性，为改变历史研究的方式和性质埋下了伏笔。过去一些机构和个人借助资料便利而取得的学术优势，可能遭到削弱，甚至颠覆。那些原来远离资料与信息中心的人，现在也能接触和利用同样的资料，于是就可能从原来的知识的接受者变成知识生产者。这就无异于敞开了史学的门户……网络世界跟纸质出版界相比，可以说是一个众声喧哗乃至混乱无序的地方。发表之前无须经过身份验证、资格审查和学术评议等程序，这样就难免造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但是也恰恰由于这种灵活性和随意性，许多“另类的”知识和观点便获得了面世机会，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变得十分便捷。有一些题材由于某些缘故而难以通过纸质媒介发表，而借助网络则可越过这些限制……借用美国学者罗伯特·伯克霍弗的话说，网络世界有助于历史表述在视角和声音上的多样化。长期以来，专业史家总是力图垄断历史的话语权，但他们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到了网络时代，这种可能性更是一去不复返了。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史学的“民主化”。同政治民主中的商议和决策辩论一样，史学中的“民主”一方面表现为参与者的增多，另一方面则是学术声音的多样化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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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网络技术的发展将造成史学观念和史学研究范式的改变
也有学者认为，随着大数据、网络技术和电子文献数字化及其资源共享的纵深发展，还必将造成史学观念的改变，以及史学方法论体系和史学形态的改变。
马建超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学，将出现史学研究范式的改变。他说：
第一，大数据时代带来历史学方法论预流与范式突破……大数据时代伴随着新的文献载体，史学研究的新方法论也正在形成。借用陈寅恪的“预流”观，我们可以发现，大数据时代下史学方法论的新潮流也正在成型，今天的文史学界正在经历一场由技术革新带来的方法论预流。
第二，计算历史学可能成为大数据时代史学的新趋向⑩。
王晴佳认为，互联网的普及，将带来历史观念的变化。他说：
现有的一般论著，比较注意互联网的运用如何有助于历史知识的获取和传授，但并不侧重其在历史观念层面的影响。依我管见，互联网的普及同时也造成了历史观念的显著变化。我们或许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此加以论述。第一个方面与人们的历史观相关，而第二个方面则有关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形式。当然，这两个方面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开(11)。
遗憾的是，王晴佳的文章没有能把互联网如何造成了、在哪些方面造成了历史观念的变化，明晰而集中地论证起来。
陈春声对未来史学有过一段畅想：
我常常在想的问题是，50年后的历史学家想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要到哪里去找资料？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技艺和功底？除了今天我们在大学历史系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讲授的这一套东西之外，也许他们更需要懂得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古老的网络技术、古董电脑的硬盘修复技术、数码资料恢复技术、个人密码破解技术等等，因为他们要搜集、发掘、整理、利用的资料，基本上是非纸质的，要在旧电脑、旧硬盘、旧数据库、云端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获取。在使用历史资料的技艺层面上，其实我们这一代已经落伍，现在就理性地认清这一点，对学术的发展大有好处。因为史料利用技艺的进步，在本质上预示着史学研究规范和研究价值的根本性转变(12)。
如果真的这样，这是不是也在强调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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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看待当代的史学变革
也有人主张不能过高估计网络技术、大数据所带来的史学变革。如陈爽写道：
我们这一辈人，追随着计算机技术在人文学科应用和普及的大潮蹒跚而行，体验了惊喜，经历了喧嚣，也见证了历史。驻足回眸，令人略感失望的是，当我们以数字化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比如我所从事的汉唐历史研究)“穷尽史料”之后，我们所期待的“史料大发现”的时代却并没有到来，我们依旧要在那几部最基本史著的字里行间寻求突破；技术手段的更新，也并没有带来终极意义上的学术思维革命，前辈学者经典学说的理论框架短期内尚难以全面突破，我们所做的只是在修正、完善和细化。数字化时代的史学论著呈几何级增长，令人目不暇接，学者或成为局促在某一领域自说自话的“专家”，或沦为批量生成“个案研究”的工匠。而那些立意格局令人耳目一新、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研究成果，却寥若晨星(13)。
陈爽所谈，的确是我们的普遍感受。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就目前来说，的确还没有给我们带来学术思想上的新突破，除了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的量的堆积之外，真正有价值的著作还真是并不多见。
王子今也是把大数据和互联网的发展，仅仅看作是技术层面的进步，而这种技术上的进步能否形成革命性的积极影响，现在还不能证明。他说：
回顾史学进步的各个关键点，技术层面的进步，似乎都并没有形成显著的决定性的推进力。也许计算机技术与此前的学术手段的进步有很多不同，但是要断言这种技术提升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史学的学术走向或说形成革命性的积极影响，除了开发想象力之外，还需要实践的证明(14)。
李剑鸣的观点也很明确，他认为，就目前的情况看，网络史学带给人们的也仅仅是历史研究方式的改变，至于在历史观方面并没有因之而出现实质性的变化。他说：
当我们在谈论“网络史学”的时候，如果仅仅把它界定为“电子史学”，那就只是一种基于介质和载体的表面区分，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那么，“网络史学”一旦真正登台亮相，它会给历史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从目前的情况看，网络主要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方式，却没有在历史观方面造成实质性变化(15)。
综上所述，在这场重大的史学变革面前，人们有着不同的感受和态度，热情讴歌者有之，满怀期待者有之，怀疑观望者有之，相同之处是，人们都对它所带来的文献检索之便有着共同的赞誉，不会加以拒绝。从科学史的角度看，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变化，都会带来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甚至是社会历史进程的重大变革，当前的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不会有这样的动能呢？它在史学上引起的变革，会不会仅仅表现为检索方式的改变呢？史学观念、思维方式、学术规范、学术形态，甚至历史学的学科属性等重大方面，会不会因之而有所改变呢？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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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代史学的三种研究形态
不管这场变革带给史学的未来前景会是怎样，就眼下的事实说，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传统的研究形态已经明显有所改变。就当下史学界的状况看，可以描述的史学研究形态有三种，试约略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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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史学研究形态
所谓传统史学研究形态，是指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阅读文献、爬梳材料、历史考据为基础，以分析归纳、抽象概括、历史评价为主要研究方式的史学研究活动。这也是在计算机技术普及之前，史学研究的一般程序。这种研究形态，遵循下边依次递进的研究程序：
(1)现实启迪→历史感悟→问题意识
(2)掌握问题状态，明确研究方向
(3)文献阅读→搜集材料→材料甄别
(4)分析材料→凝练思想，形成观点
(5)结构文章→编排材料→论文写作
在传统史学研究形态下，历史研究活动一般是经历提出选题，阅读文献、搜集资料，分析材料、形成观点，结构文章、写作成文这样几个研究阶段。当然，其中的搜集资料，则是有针对性的文献阅读、手工摘录卡片的过程。大体上，现在六十岁以上的人，主要的科研训练阶段，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传统史学研究形态下的史学研究，基础是比较扎实的。因为，问题的提出，就是在一定的历史积累的基础上实现的，不然就不可能有所谓历史感悟。在这样的基础上，一旦确定了选题，还要根据选题的需要做有针对性的阅读，或者说是为写作而进行阅读，带着已经确立的问题意识，精读主要文献，泛读相关文献，在浩瀚的文献中寻找有价值的历史论据，并提出尽可能将有关材料一网打尽这样的严格要求。如此下来，传统史学研究，在基础资料方面用的工夫最长，研究的过程、思想酝酿的时间都很长，所形成的研究结论，也可能更成熟，更稳妥，更可靠。
传统史学研究形态的优势就在于这个读书时间的拉长，因为，这不仅仅是夯实了读书的基础，其不可忽视的副产品是拉长了思考的时间。譬如，在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初入史坛时做两汉地价研究，就是个很真切的案例。汉代地价，之前人们基本上没有做过，是个新的课题，因此，整个搜集资料的过程完全靠自己去完成，没有多少现成的材料可以借鉴。为了尽可能完全地占有材料，尽可能地将相关材料一网打尽，就给自己制定了读书方案：
需要精读的书有《史记》汉代部分、《汉书》《后汉书》。这是在选定了题目之后的读书，是有针对性的为搜集地价资料而读书。所谓精读也不是逐字逐句都要弄懂它，而是要求全覆盖，一篇不拉，就像《史记》《汉书》中的表也不能放过，因为那些表的注文中，都可能夹杂有对物价有用的资料。
需要泛读的书有《全汉文》《全后汉文》《风俗通义》《两汉博闻》《三辅黄图》《两汉纪》《盐铁论》《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秦会要订补》《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九章算术》《四民月令》《隶释》《贞松堂集古遗文》《睡虎地秦墓竹简》《居延汉简甲乙编》，等等。
另外，还要查阅近代以来的汉代出土材料，譬如要系统翻阅《考古》《文物》《考古学报》等刊物，以收集考古出土的汉代地券资料。
诸如以上文献，即使很匆忙地翻阅，也不是一两个月所可以完成的，记得当时这个读书搜集资料的过程持续了半年多时间，最后获得了一本包含两百多条材料的汉代物价资料集。我们现在要讲的问题是，在这个半年多的时间内，笔者所做的不仅仅是收集资料的问题，而是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对论文主题的思想酝酿。期间，对每一条材料的发现及其价值判断，同时也是对自己学术观点的一次证实或考问，是对问题意识的一次检验。搜集材料的过程，实际上是文章观点思考、酝酿的过程，也是问题意识反复酝酿的过程。这是传统史学研究形态下进行研究工作的实质性阶段，最后的思想成熟、观点形成，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孕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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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史学研究形态
所谓新史学研究形态，是在计算机技术普及、数字化程度日益加深条件下，形成的史学研究形态。这种研究形态的一般程序是：
(3)关键词设定→电子检索(互联网、数据库)→材料甄别
很显然，和传统史学研究形态相比，新史学研究形态的最大特点，是文献检索技术的改变，他不需要再由作者穷尽心力地去博览群书，一页一页地查找翻检，省去了史学研究中这个阅读原始文献的漫长的过程，可以在电子文献数据库中，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内，搜索到过去几个月所不能穷尽的文献资料。而如前所言，传统史学研究状态下的阅读文献，则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实质性阶段，如今省却了这个阶段，研究的形态自然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是研究的过程、时间大大压缩，很可能过去要半年、一年才可能完成的一篇论文，现在也就是十天半月就可以落笔；其次，它不仅仅是研究过程和时间的压缩，而且是对那个十分必要的读书阶段的超越，在选题确定之后，已经不需要再经历那个查阅原始文献的过程，不需要作者一页页翻书的那个直面文献并与文献信息反复交流的过程，于是，上述所言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对问题意识的反复酝酿，这个过程中对历史本身的一再感悟，都统统被省略掉了。或者说，它是省略掉了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于是，如此完成的论文，其思想厚度就会大打折扣，就会有人们无法感知的缺憾。这些年来，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史学研究的虚假繁荣，论文数量激增，但学术思想贫乏，真正的问题突破无从谈起，而快餐式成果大量累积。这种状况是不是与由于文献搜集技术的改变而挤压了思想挖掘的深入所造成的结果呢？
如此说来，数字化时代所造成的学术研究状况是不是就只是负面的效应呢？对于任何新生的而且是必然的历史发展，我们都不宜做出这样的判断。从现代理性出发，科学技术的任何真正的进步，以及它所带来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变革，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延伸着人类能力，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影响绝不可能只是负面的。它既是人类创造力的展现，也推进着人类创造力的发展，问题是我们如何去发现去看待它所带来的改变。笔者以为，新史学研究形态所以为“新”，的确有它新的方面，有对传统史学根本性的改造，有传统史学研究形态下永远不可能企及的史学研究境界。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文做专题讨论。
2.
3.扭曲的史学研究形态
所谓扭曲的史学研究形态，是指非正常的、与科学的史学研究不相适应、不能达到客观科学的史学认知的研究状况，是在新的史学研究条件下，由新的史学研究风格所滋生的研究状况。从研究形态的角度说，它不具有存在的正当性。本文所说的扭曲的史学研究状态，其一般研究程序是：
(1)现实启迪→问题状态→问题意识
(2)掌握问题状态，明确研究方向
(3)关键词设定→电子检索→分析排比材料
(4)结构文章→编排材料→论文写作
把这种研究程序和前边的两种研究形态相比，它不仅少了传统史学研究形态中在确定选题之后的阅读文献阶段，而且也缺少了前两种形态所共有的“历史感悟”基础。也即是说，如此从事所谓历史研究的人，缺乏必要的历史学读书基础和史学研究素养，是一个没有历史学基础的人直接跨入史学研究领域，单靠电子检索所获取的材料，而进行的所谓研究过程。
在传统史学研究形态和新史学研究形态中的“历史感悟”，不是一个简单的要素，而是表征着研究者的历史学基础，是研究者在接受长时间的历史学训练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读书基础和史学思维训练。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基础，他们在观察现实社会时，才可能把现实与历史相联系，产生历史感悟，发现历史问题，并最终形成问题意识。现在，一个缺乏历史学基础的人，仅仅凭着对现实的某种感悟，意识到现实的某种需要，便操起网络工具进行相关文献检索，然后对一条条孤零零存在的资料进行排比分析，就得出某种与自己的预期相匹配的所谓历史结论。这样的研究，从形式上看，是历史的论证方式，是历史资料的堆积性支撑，貌似符合历史学拿证据说话的学科属性，而究其实则是类似文学上主题先行的创作模式。只不过是，文学创作的主题先行，是在没有题材没有实际生活的感悟和体验之前就先确定了主题，然后再根据主题的需要去选配题材，安排人物，制造情节；而我们的这种所谓历史研究，则是在几乎没有任何历史学基础的情况下，先确定了要表达的思想观点，然后再去数据库中检索相关资料以证其成。历史生活的复杂性，几乎可以为我们的任何观点提供佐证，于是，任何先验的主观性认识，都不难在浩瀚的大数据中找到“根据”，所以，要想证明任何主观的先验的看法，在大数据时代都是可能的。然而，当你尚缺乏对于历史的环境基础的深刻理解，没有对所获得的材料的性质进行分析批判的能力从而不能进行科学的材料鉴别的时候，如何去保障研究的科学性、结论的可靠性呢？在这种扭曲的史学研究形态下作出的所谓历史结论，大多是靠不住的，其研究的科学性是要受到质疑的。所以，我们指出这样一种研究形态，并不是肯定它作为一种存在的合理性，而恰恰是史学研究所需要警惕的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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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互联网、大数据所催生的史学变革
现在我们需要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在新史学研究形态下究竟实现了什么样的变革？在历史学的思维方式、研究规范、学科属性、研究形态等方面，有没有可能发生一些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应该如何估价历史学在数字化、大数据、互联网时代所发生的改变，它的价值、意义及其未来前景？
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来看，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史学变革，无疑带有不可逆转的趋势，一切传统文献的数字化、各种日益综合的数据库、所有信息复杂链接并日益膨胀的大数据，等等，已经构成历史研究的现实场域。历史研究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手工操作，一页页阅读、翻检文献的时代了。而且，所有这一切才刚刚开始，计算机技术的日新月异，互联网程度的日益加深，获取知识和资料方式的智能化发展，都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刚刚经历了三十年发展的今天，我们其实还处在这种变革的极为初期的阶段。在今天就来预测这场史学变革的未来结果，蠡测它的实质性影响，还为时过早，但为着当代史学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根据现今所能看到的可能性发展趋向，作出尽可能清醒的判断，尽管我们深知这是勉为其难。
3.1.从事实性史学向思想性史学转变
现在，我们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知识和资源共享的时代，人们还需要向历史学家请教些什么？
互联网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其所造成的知识与资源共享。随便一部手机在手，就真的可以做到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的一切，无不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答案。于是，历史学家向社会提供历史知识的功能历史地失去了。不要说老百姓已经不需要再向历史学家请教什么，就是大学历史课堂上的老师，他所讲的大部分内容，学生都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中查到，并因此失去对课堂的兴趣。在这样的互联网时代，传统的所谓学富五车、博闻强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失去了意义，人们还需要向历史学家请教些什么呢？以往的历史知识谁都可以轻易地查到，过去只有历史学家才可以看到的神圣的文献资料任谁都可以随意调阅，甚至对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学者们的最新看法，非专业的人只要有兴趣也都可以轻易地查阅，人们还需要从历史学家的口中听到些什么呢？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对文献资源的垄断没有了，对历史学知识的垄断没有了，对学术信息的垄断没有了，唯一剩下的就是历史学家个体对历史的看法，你对历史的独到见解，你从自己的学识出发对历史事物的独特性判断。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思想个性，你的存在就失去了对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在互联网时代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他在接受了历史学的训练之后，所获得的独特的思想个性，他的学识和判断力。毫无疑问，思想性成了互联网时代历史学家最最重要的东西。与此同时，历史学也完成了一个转变，即从传统的事实性史学，转变为思想性史学，历史学研究的目标，也将从弄清历史事实，转变为历史解读。虽然历史解读也是以弄清历史事实为基础，是在弄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但其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性史学，是以弄清历史事实为基本目标或基本任务的史学。近代史家主张史料即史学，实际上就是一种事实性史学。新中国史学声明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但实践证明，将近七十年了，似乎中国学者从来也没有发现一条历史规律，人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除了马克思提出的几个定律之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认识。可见，新中国史学也没有去研究所谓的历史规律，也只是停留在弄清历史事实的阶段。只不过是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历史事实，可以区分为不同的性质，或者是具体的某一件事、某一种历史现象的事实，它的原本面貌；或者是一般的状况或状态性的历史事实，譬如某个时期的社会状况，总之都是停留在一个事实的认证阶段。所以，总体上说，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可以说是一种事实性史学，从史学样态来说，其描述的叙述的成分，要远远大于或重于其思辨的分析的成分。
事实性史学的著名命题是“史料即史学”，事实是靠大量可靠的史料来说话的，谁掌握了史料，谁就掌握了事实。但是，网络资源共享打破了历史学家对史料的垄断，任何人都有条件迅速获得大量资料，并且是可以得到以往历史学家所不容易获得的资料，这使得过往那个“史料即史学”的著名命题变得毫无意义。
“史料即史学”是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核心命题(16)，也曾经是一个时期史学的经典性命题。这个命题虽然在“左”的年代遭受了污蔑性批判，但在改革开放、扫除了“左”的阴霾之后，它似乎又赢得了青睐，被不少学者奉为圭臬。“史料即史学”的命题并不是像它遭受批判时被理解的那样，它仅仅只是把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确定为“史料”，更不是说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整理史料，它的真实内涵是很丰富的，不能做断章取义、顾名思义的理解。蒋大椿先生曾经解读傅斯年的“史料即史学”有六重含义：
第一，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只是史料。
第二，为着更好地研究史料和扩充史料，历史学必须扩展研究手段，丰富研究工具。
第三，历史学的任务是运用各种研究工具从史料中探明史实、史事。
第四，这种史学的基本性质，是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客观的科学。
第五，这种历史学是科学的事业，它的研究方式，应从个人的孤立的研究转变为有组织的集体研究。
第六，这种史学的功能，傅斯年认为，它“没有一般的用处”，只能是纯学术的研究(17)。
笔者赞成蒋大椿先生对傅斯年“史料即史学”内涵的解读。就蒋先生谈的六层含义说，基本上都是指向史料问题。第一层含义，把历史研究的对象确定为只是史料，历史研究就是对史料的研究，史料是研究的核心；第二层含义，历史学扩展研究手段，丰富研究工具，也仅仅是为着更好地研究史料；第三层含义，历史学的任务，探明史实、史事，是依靠对史料的整理来实现的；第四层含义，历史学的性质，是纯客观的科学，是强调所谓“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对材料的态度是“存而不补”，“证而不疏”，不在研究中施加任何主观性的成分；第五层含义，强调历史学的研究方式应从个人的孤立的研究转变为有组织的集体的研究，也是从充分地占有材料出发的，因为只有依赖组织的或集体的力量，才能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从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征寻材料，真正地把人们动员起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把历史研究奠定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上；至于第六层含义，强调学术研究功能的纯粹性，其实也在于对材料负责，要甘于放弃任何现实的功利的目的，做“没有一般的用处”的学问，才可能不扭曲对材料的解读，保障研究的客观性，亦即傅斯年所认为的科学性。“史料即史学”强调的就是史料问题，是史料的客观性、全面性。在这样的学科属性中，材料的搜集、全方位获得，是整个学科的基础，甚至史料研究本身就是学术活动的唯一目标。
在这样一种史学研究形态中，尽可能广泛地全面地占有史料，永远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取决于对材料的占有和理解。有些学者一辈子都在为搜集某种系统的材料而奋斗。
在这种史学研究范式中，历史学家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史料上边。学者要完成一项研究成果，搜集资料所占有的时间，往往是思考和写作时间的多少倍。就一般状况说，进行史学研究，用在搜集资料方面的精力和时间，大概要占去整个研究时间和精力的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学者倾其毕生精力，都耗费在史料上边。如果学者之间比较其高下，学问的深度和广度，基本上是以阅读文献的基础和占有史料的厚度来区分的，甚至有一些学术权威，就是凭着对史料的垄断来保证的。人们形容一些大师级的学者，博学是其最常用的词汇。
然而，现在一切都翻转过来，再博学的大师，一辈子所看过的文献，所摘抄的卡片，也抵不上几分钟的网络检索，在整个史学研究过程中，搜集资料几乎不需要占用多少时间。一旦确定了选题，设置了关键词，获得史料几乎就是瞬间的事情。过去人们上穷碧落下黄泉都无法做到的一网打尽，现在轻易而举地实现了。数据库方法保障了史料检索的系统性，互联网打破了任何对材料的封锁和垄断，凭着对材料的垄断和占有建树学术业绩、树立学术权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
过去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现在的材料不是一分、十分的问题，而是百分、千分、万分的涌现，鼠标一点，成堆的材料都扑面而来。我们不可能完全被动地就材料本身来说话，有一万分材料就出万分的货，我们必须有能力把众多材料中真实的历史信息凝练出来，提出与丰富的历史资料相匹配的历史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学家面临的不再是没有史料的窘境，不再是文献无法尽阅的苦恼，而是史料的丰富性难以驾驭，是史料的混乱需要清理。过去的矛盾是没有史料，现在的问题已经转变成了史料过剩。历史研究中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如何获得足够的史料转移到了如何处理史料的能力方面。这些能力大体是：
甄别史料真伪的能力；
判断史料价值的能力；
对浩繁史料进行宏观驾驭的能力；
面对同样史料作个性判断的能力。
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考验历史学家的思考力，理论思维的能力，辩证分析的能力。当然，这些能力在传统史学研究形态下也是需要的，但在新史学研究形态下则愈发突出出来。也就是说，当一切材料都对所有人公开，人人都可以公平地拥有同样史料的时候，学术能力的差别，就只能是以研究者的理论素质和思维能力来区分了。这时候，“思想”该上场了，思想力成了新史学研究形态对历史学家唯一重要的要求。已经有学者敏锐地观察到这个问题。陈春声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由于时代和学术研究条件的变化，更大的理论关怀和超越具体研究课题的问题意识，对于新一代史学家来说，可能已经成为对其学术生命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样一来，“数字人文”时代历史学者的功力，可能更多地表现在眼界和通识方面。新一代历史学者的工作，若要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厚学术史背景的思想建构，也就是说，“出思想”与否，可能会成为新的学术世代衡量史学研究成果优劣高低更重要的尺度(18)。
可以说，新史学研究形态完成了历史学学科属性的一个重要变革，传统的事实性史学变成了思想性史学。新史学研究形态下的史学成果，是以思想性取胜的。
3.2.从知识性史学向问题性史学转变
从广义上讲，一切学术、文化、学问都属于知识的范畴，但从学术与知识相对待的角度说，知识则是学术的沉淀，是学术性认识中已经被广泛认知的稳定的部分。就历史学研究来说，在历史研究中形成的稳定的认识，大家基本认可的学术认知，就被视为历史知识。
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待历史知识，在传统史学研究形态中，形成历史知识是相对容易的。因为，资料的充分占有比较困难，一个历史学家经过长时间爬梳材料并经过系统分析形成的历史认识，很容易在学术共同体中获得认可，于是，这样的历史认识也就很容易转化为历史知识。
另外，在传统史学形态中，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掌控，基本上是处在一种学术垄断的状态中，没有经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人们，很难涉足这个神圣的学术领地。历史学家形成的历史认识，专业以外的人们很难对之提出质疑，其他学术群体的历史认知，乃至一般社会公众的历史认知，都只可能从专业历史学家这里获取。历史学家的学术成果，是特定时期社会历史知识的唯一来源，没有对之进行质疑或批判的可能性，因此，它就很容易获得历史知识的资格。
所以，传统时代的历史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知识性史学，历史学家所获得的历史认识，不容易改变，更容易沉淀，大多具有历史知识的性质。这样的传统史学，从属性上说，是谓知识性史学。可以说，传统史学研究的主要功能，是给社会提供历史知识，历史学家也就是生产历史知识的人，社会大众从历史学家那里获得历史知识素养，听从历史学家的历史教诲。
但是，现在问题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在历史学家共同体内部，对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问题，都不再容易形成一致的确定的看法。以往由于获得全面而系统的历史资料而不易，一旦一个历史学家在某个问题上下了功夫，搜集占有了系统的历史资料并由此得出一个确定的历史判断，其他学者就很难与之商榷。没有特别之研究，不去下同样的功夫搜集占有材料，你连材料的真伪、资料的真实状况都弄不清楚，何来的发言权呢？你就只能去承认前人或他人所作的研究。而现在，大数据的发展，越来越庞大的数据库资料，使得任一学者想对任何问题发表看法，都可以轻易而举地得到完全和他人一样丰富系统的历史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会去轻易相信他人判断，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要想得到同行的认可，在学术共同体中达成共识，就不再像从前那样容易。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讨论或争鸣，使任何历史认识沉淀为历史知识都极其困难。这是就学术共同体内部说，历史知识的形成发生了问题。
另一方面，互联网资源的共享性特征，使得历史学家共同体之外的一切有兴趣的人，其他专业背景的学者，甚至是普通的社会公众，都可以很容易地获取历史资源，都可以根据所看到的历史材料对历史事物作出自己的历史判断，获得历史认识。虽然他们没有经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获得的历史认识不一定能达到历史学家的认识的科学性，但是，他们有作出独立判断的权利，并且也有理由不盲从历史学家的认识。在这样一个由于互联网的发展而造成学术全方位开放的时代，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垄断被打破了，他们的学术研究的神圣性丧失了。于是，专业历史学家获得的历史认识，除了会得到共同体内部不同认识主体的商榷之外，也还会面临众多非专业人士的质疑，难以形成稳定的历史认知，其历史认识的知识性特征便被颠覆了。
无论是专业历史学家，还是非专业的社会公众，人们获得的历史认识在其认识属性上都是平等的，没有绝对的正确或错误、真理或谬误之分。这一切还都是导源于互联网资源的共享所带来的变化。再加上互联网、大数据给人们带来的知识检索之便，对于一般历史知识的获得，对于学术资源、学术状态的了解，人们似乎也不再依赖于历史学家。即便是最新的学术成果，他们也和历史学家一样轻轻地一点鼠标，就可以便捷地获取。那么，在这样的学术条件下，历史学家失去了对历史知识的垄断之后，其存在的价值何在呢？
如此说来，在互联网时代，社会是不是就不再需要历史学家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历史学家的独特价值是不会因为互联网的发展而消失的，所不同的是，其价值的独特性将发生变化，历史学家已经不再是以向社会提供确定不移的历史知识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了。
历史学家和其他学术共同体一样，都是有自己学科特性的特殊学术群体。实际上，受过历史学训练的历史学家，他们看问题的独特角度，特殊的思维方式，是其他学术群体所不具备的，更是一般社会公众所不可企及的。虽然其他学术群体、一般社会公众都可以对历史问题发表意见，都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便利去直接接触历史问题，但历史学家由于其思维的独特性，他们对历史的看法，提出问题的特殊角度，他们从历史中提取的历史启迪，则是其他人所无法替代的。互联网的发展，可以宣布传统的历史学形态成为明日黄花，但历史学家则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
大体说，历史学训练所培养的历史学家的思维特性有三个方面：
一是观察问题的整体性眼光。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由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密切交织而形成的有着内在联系的统一的运动过程。任何历史事物、历史现象都处在与其他各种事物、各种现象复杂的历史联系之中。像一位西方史学家所说：“人类这样东西，绝不是科学的分门别类的总和，水是由氢和氧组成的，但水既不像氢，又不像氧。”(19)单独研究氢和氧，并不能理解水。研究历史也是这样，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如果割断它和其他历史现象的联系单独加以研究，都不可能达到认识它的目的。因此，历史思维就要求有整体性的眼光，把每一种历史现象都放到历史的整体联系中去认识，去考察。因此，整体性，就成为历史学家观察问题时，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家的特殊角度。整体性思维，就成为历史思维的一个明显特征。
二是特别重视原因的探讨。和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较，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特征是，它把发现原因看作是始终不懈的任务。探赜索隐，发现历史的隐秘，解释历史现象真正的原因，是历史学的特性。所以，重视原因的发现，就形成历史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说：“研究原因是历史学家的特殊作用。”“伟大的历史学家——或许我应该更广泛地说，伟大的思想家——是能对新事物或在新背景下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的人。”“历史学家以提出原因而著称……每一个历史争论都是围绕主要原因而展开的。”(20)不断地探究历史事物的原因，是由历史科学的任务来规定的。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陈述历史，而是解释历史，正是解释历史才能为今天提供借鉴。而解释历史，就是发现历史的原因。
三是特别重视历史性的分析。历史性是一切事物的固有属性。任何历史事物，都是由特定的历史时代、历史环境所产生、所决定的，都是一种历史的现象，产生它的历史时代、历史环境、历史因素，就是它存在的根据，并使它具备了存在的合理性；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条件的变更，它就必然要丧失其存在的根据，变成不合理的、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而不可理解的东西。那么，研究历史，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认识历史事物的历史性。重视历史性的分析，就成为历史思维最基本的特征。
有了上述三方面的思维特征，历史学家在看问题的方式、角度方面，就区别于其他学术群体。于是，他们在面临同样历史现象的时候，就有了特殊的历史眼光，形成不同于他人的问题意识，而显示出历史学家的特殊性。
分析至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互联网时代，当历史学家对学术资源、历史知识、学术信息的垄断被打破之后，剩下的唯一没有被剥夺的东西，就是他们特有的由于学科训练所培养出来的思维方式，这是其他没有经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人所不可能获得的东西，是靠网络技术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于是，历史思维这个独特的东西，就成了历史学家存在价值的唯一支撑。有了这个东西，历史学家在面对历史现象的时候，就有他们独特的历史眼光，就可以从历史中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以此来影响社会，启迪他人。所以，历史学在新时代仍然能保持它的独立性的地方，就是以历史学家提出问题的独特性来表现的。由此，历史学也就从知识性史学发展为问题性史学。历史学家对社会的贡献，实际上就变成了提出问题，以提出其他学术群体和一般社会公众不可能提出的问题，而保持自身存在的独特价值。
其实，历史学家从来就是以提出问题而闻名的，只不过是现在由于其他功能的丧失，而这方面的功能被更加突出出来了。在新的历史时代，社会对历史学家的期待，不再是要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事实，不再是要你告诉人们历史是什么样子，人们需要的是知道你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提出这样的问题对我们有什么借鉴和启迪，研究这样的问题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助益。从历史中发现问题，是历史学在新时代最主要的学术功能！
3.3.历史贯通性研究将得到长足发展
中国史学自古就有着崇尚通识的优良传统，几乎所有名垂史册的历史学家，都主张史家应该有贯通古今的大尺度历史眼光。司马迁留下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1)的历史名言。刘知幾主张史家应有通识，说：“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22)“识有通塞”，是明确提出通识的问题。刘知幾认为，有了通识的眼光，才可能鉴有定识，铨核得中，探赜索隐，致远钩深，获得有益于今人的历史借鉴。通识是史家最重要的品质。宋人提出了明确的“会通”思想，说“会通之义大矣哉”，主张著史应该“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达到“极古今之变”的境界；对文献的占有，应该“尽见天下之书”，达到会天下之书于一书“而无遗恨”的境界(23)。近代以来通史性著作繁盛，也是重视通识的反映。
但是，尽管历代都重视通识，重视对历史的贯通性考察，而真正实践这一思想却并不容易。一方面，通识需要大尺度思考历史问题的学识和眼光；另一方面，通识的前提是系统地占有历史资料，由材料来支撑你作出贯通性的历史判断。但在传统史学时代，这第二个方面，则是无法达到的。古代历史资料的散在状态，以及它的极其宏富，使尽阅天下图书几成不可能之事。一个人即使穷毕生之精力，也无法达到对史料的一网打尽，不可能做到对史料的全方位系统性占有，不具备做贯通性考察的基础性条件，想通都无法企及。所以，人们的研究只能局限在某一时期、某一历史阶段的选题方面，要做一个贯通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某个问题的系统性考察几乎就不可能。出于教学或社会普及之需而必须进行的中国通史写作，也只有靠团队协作来完成，而一旦集体著书，真正的通识就难以贯彻了。可以说，在传统史学时代，专题性贯通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数据库、大数据的应用，开辟了史料搜集与应用的新时代，对历史的贯通性考察变为现实。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一书，就是利用数据库方法研究现代观念，在观念史的宏观性贯通性研究方面有重要建树的一个典型案例。作者是书的结论是：
所有中国当代政治观念的形成，几乎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洋务运动时期，其特点是用中国原有的政治文化观念对西方现代观念的意义进行选择性吸收……第二阶段是从甲午后到新文化运动前的二十年(1894～1915)，这是中国人以最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现代观念的一个时期。大量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来没有的现代新观念，都是在这一阶段传入的；而以前经选择性吸收的某些现代观念，在这一时期也比19世纪引入时更接近西方原意，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学习阶段。第三阶段则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特别是1919年以后，可以看到中国人对所有外来观念的消化、整合和重构，将它们定型为中国当代观念。这些观念趋于定型，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现代意义……建构了现代中国主要的意识形态(24)。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十分宏大的历史判断。作者不仅具有通识的眼光，而且仅仅从结论本身就知道其具备深厚的材料基础。这是作者利用数据库方法，依据几乎囊括了全部近代报刊的全文数据库，通过对近百个现代政治术语的检索，在得到数以千计的统计数据、数以万计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以十数篇系列论文、几十万字的研究规模而作出的历史判断。作者根据所得到的庞大数据，制作了31幅词语演化的函数曲线图和36个有关政治术语的统计表格。这样的研究，在传统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是靠翻阅文献、摘抄卡片式的积累资料，仅仅是制作一种表格，怕也不只是几年的工夫。正是对这样复杂的术语演化现象的整体性把握，才可能对其演化的趋势或规律作出判断，才可能看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术语形成的整体图景。可以说，真正的通识性研究，也只有在大数据、互联网的时代才有可能达到。
所谓贯通性研究，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做通史，做宏大的课题，就是在一般性的课题上，通识也是必要的，也是要有数据库或大数据来支撑的。如果没有大数据、互联网的资源便利，在一般的或者是很具体的课题上，要做到通识也是不容易的。
近二十年来，笔者也尝试过依赖数据库资源对一些具体问题作贯通性考察的研究工作。譬如十年前笔者发表的一组关于中国历史上均平思想的论文，其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解说》《中国古代“平均赋役”的文化考察》(25)等文章，选题都不大，但却都是贯通古今的研究，如果没有数据库、大数据的支持，是很难想象的。像做《中国古代“平均赋役”的文化考察》一文时，数据库检索中发现一条材料，即清人焦袁喜在《徒善不足以为政》篇中说：“徒善不足以为政，非但空有其心全不见诸行事，如田不井授，富连阡陌，贫无立锥，虽轻赋敛蠲逋负，总不谓之仁政，以其偏枯不均平也，则亦为徒善而已。”(26)这条材料用以说明古代国人的均平心理及其对政治的影响非常重要，极其宝贵；但若不是数据库的应用，按过去做学问的方式，笔者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阅读面延伸到焦袁喜的《此木轩四书说》一书，甚至也不知道焦袁喜这个人的存在。或者说，如果不是有数据库的支撑，像这样比较宏观的题目，需要做大尺度历史考察的题目，都不可能进入笔者的研究范围。因为，虽然仅仅是考察“平均赋役”，题目看似具体，而要做的却是要贯通整个中国古代，这样的研究势必要阅读“二十四史”，系统的经书、诸子，以及历代那些有名的笔记小说，这样的阅读量，足以让我们望而却步。正是数据库、大数据的发展，使我们有条件对这些问题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的整体面貌作出判断。
笔者在2014年发表的《汉代社会观念研究》(27)一文，也应该被视为一项贯通性研究的成果。该文对两汉时期的社会观念进行纵向四百余年、横向全社会的通体考察，资料涉及所有可供考察的汉人文献，离开数据库检索，是无法完成的。该文最后在20种汉代文献全检索的基础上，得到材料37793条，获得基本数据374个，在此基础上进行量化分析，全文表格13个，分析数据1211个，最后得出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看法的新认识。在传统史学研究形态下，这样的研究便无法进行，为写作一篇文章，要对数十个概念进行逐个统计，汇总出每个概念出现的频次，再做量化比较分析，仅仅依靠摘卡片式的手工操作，这样一篇文章的写作不知需要多少年工夫。而没有相关概念的全考察，对其数量关系的分析就不能做到精确可靠，其研究结论就大受影响。
在排除了史料障碍，超越了传统阅读局限的新史学研究形态下，各个层面上的历史贯通性研究成为可能，也必将引起史学工作者的研究兴趣，判断在新的史学时代历史贯通性研究将得到长足发展，可能并不唐突。
关于互联网所造成的史学形态的改变，学界已经有所关注，已经有人以网络史学来概括这种史学形态，也有人预测它将带来史学方法论和史学研究思维方式的改变，本文所论，可以看作是对以往研究的一些补充，并且也还十分肤浅。虽然如前文所说，现在才刚刚进入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互联网的发展也只是处在它的十分初级的阶段，但即便如此，它所带来的史学变革已经是非常巨大了，未来的史学形态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还很难难预测。本文所以要来研究这些变化，要来预测它的发展趋势，只是想就初步观察到的东西发表一些浅见，以便我们尽可能清醒地去应对这些变化。
4
四 新时代史学对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
既然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史学研究形态的变化，而又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呢？或者说，新的史学研究形态对当今的历史研究提出了些什么要求呢？我们初步思考，应该强调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4.
首先，史学研究工作者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历史学专业基础训练。
传统史学时代，打好基础是老一代学者教导史学新人的口头禅。历史学是实证性学科，要凭证据说话，所以，读书，积累深厚的专业文献基础，始终是该学科培养学术新人的基本要求。但是，新的史学研究形态对读书提出了更为重要的强调性要求。乍一看来，这似乎和新的史学形态变化不太相干，也似乎有点不好理解。为什么新的史学研究形态和传统史学研究形态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呢？其实，这并不是新史学研究形态对传统史学的继承，而是从它自身特性出发必须强调的最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前文分析，新史学研究形态中省略了问题意识确立之后的文献阅读阶段，那么，研究者对文献的理解、对历史背景的把握，分析材料的理论功力等，就全依赖于在研究工作开始之前已经培养起来的专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已经积累的专业基础，就对整个研究过程起着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过去传统时代强调文献基础，是从积累资料出发的；现在强调专业基础，则是从保障整个研究的学科基础从而保障研究工作的科学性考虑的。没有扎实可靠的专业基础，就等于是缺少了传统时代以及新史学研究形态下都需要的历史感悟和文献理解基础，缺少了必要的专业素养。任何一个学科，在失去了出于自身学科特性所必须的专业基础之后，它就不再是这个学科了，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同样，作为一个学科的从业者，如果缺乏必要的专业素养，他的研究也就失去了专业特性。试想，一个缺乏专业基础训练的人，突然涉足历史学领域，既没有历史学的学识和眼光，也没有通过长期专业训练所培养起来的历史感悟，更不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环境，仅仅根据电子检索获得的完全脱离文献背景的片段性文字堆积起来的材料去作判断，这样得出的结论与真实的历史会有什么关联呢？这样的研究没有了历史的味道，如何能被视为是历史学的成果呢？
鲁滨孙在谈到优秀的历史著作与一般性或日平庸的历史著作的差别时说：
最优秀的历史著作(这种书是很少有的)同平常的历史著作的差别，就在于作者具有历史的眼光。历史眼光这个问题将来一定会大大地发展起来，因为一切历史著作，若要成为建设性的和教育性的历史著作，并且不仅局限于历史原材料的收集，那么，都应该把历史眼光贯注于整个著作之中(28)。
其实，有没有历史眼光，恰恰是我们今天应该拿来作为衡量是否真的是一本历史著作的标准。“历史眼光”这个东西，在鲁滨孙那里是区别好的历史著作与差的历史著作的标准，在当代中国史学界应该降格为区别是否历史著作的标准。因为，我们今天面对着不少非历史著作的“历史著作”，一些丝毫没有历史学修养的人，竟然也出版了“历史著作”。这些所谓的非历史著作，所缺乏的就是鲁滨孙讲的历史眼光。历史眼光不是别的，它是通过专业历史学训练所培养出来的历史感，对历史的感悟能力，历史的眼界，历史的角度，历史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没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训练，这些东西是培养不出来的。而没有这些东西，要写出真正的历史著作也是不可能的。
由于新史学研究形态下的研究工作，省略了传统史学在确定了选题之后的文献阅览阶段，所以，已经具备的专业基础，就在根本的意义上决定着研究的成色或成败。对于一个新进入研究领域的史学工作者来说，在学习阶段、学术修养的培养阶段，打基础的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就目前的人才培养体制来说，就是本科、硕士阶段的基础特别重要。一旦在这个阶段的基础没有打好，一生的研究就基本上被决定了，很难再有补课的机会。务必要重视专业基础的培养，这是新史学研究形态对史学研究工作者提出的基本要求。
其次，史学理论思维训练的重要性被突出出来。
互联网、大数据、数据库的发展，冲击传统史学，最直接最显著者是改变了传统的获取资料方式，打破了历史学家对历史资料的垄断，历史学从业者无论是年长还是年少，无论是名家还是初学，无论是饱读诗书还是空腹皮囊，在史料面前人人平等。过去那种靠拼命读书、占有资料而取胜成为学术名家的路子走不通了，靠胪列材料吃饭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如前所论，事实性史学将转变成思想性史学，知识性史学将转变成问题性史学，这两大转变趋势，都突出了理论思辨的价值，把学习、掌握理论的重要性空前地突出出来。
以往，也有不少人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但强调归强调，总有一些人不去理会，人们仅仅靠着爬梳材料就可以弄文成篇，因为搜集资料本身就是功夫。而现在，再不去理会理论真的不行了，因为检索材料太简单，单是把那些瞬间即可获得的材料排列出来，实在说不上是什么本事，不能再视为一种研究的成果了。不去思考点什么，不去下功夫从材料中发现点什么，就不会被承认。而要思考点什么，要从材料中发现点什么，就必须有理论思辨的能力。
史学研究的第一个环节是提出问题，你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你的学识和眼光、你的思想洞察力的反映，没有理论深度是不可能提出有启发性的问题的。互联网、大数据提供给人们的材料是极其庞杂的，对杂乱的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爬梳整理，从最有价值的材料中提取历史信息，也考验着历史学家的思想力。判断材料价值的能力，鉴别材料真伪的能力，选取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材料的能力，都是依赖理论思维去实现的。大量复杂堆砌、杂乱无章的材料，对史学研究者处理材料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这些都指向了研究者的理论水平问题。
最近几年，在史学研究中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表达数量关系的函数曲线和统计表格多起来了，很多硕士、博士论文中，都有大量的统计表格，或是附录大量表格。这就是互联网时代史学研究出现的一个文风上的变化，即用极容易汇集的大量资料制作表格，通过复杂的数量关系来反映历史，以证明某种历史联系的精确性。但是，真实的历史，富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的历史创造，却不是简单的数量关系所可以表达清楚的，任何历史的结论，都需要有研究者的理性判断，有透过简单数量关系的辩证理性分析，用简单数量关系代替深入的理性考察，是轻率的和肤浅的。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提出要“慎用数理统计”：“数理统计方法在史学中的应用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既有基础史料数据量的局限，又受到数据库设计理念的影响。否则，根据错误理念所建立的数据库系统，虽看似科学谨严，实则南辕北辙。”(29)作者还引用了韩昇先生的相关评论：
数理统计有其优点，但是，要很好地运用于人文学科，并不容易，绝非加减乘除或者更加复杂的数理运算就能够进行。人的社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而且，表面看起来确定的东西，却必须进行定性的分类，才能够成为统计的材料。所以，定性和定量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可能简单地通过定量进行定性。这个过程，存在着许多歧义，需要历史的判断，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人文科学一旦运用数理方法，就不是简单容易的事(30)。
韩昇和陈爽强调的，都是不能用数理统计来代替历史判断，他们已经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了。可以说，用大量表格堆砌起来的论文，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数量关系，无论它多么确切或真实，都只是事物呈现的表面现象，而它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数量关系？支撑这种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是什么动力因素？数量关系背后更深层的原因的考察，是不能离开理性的分析判断的，而在这时，就用到了理论思维。突破简单数量关系而洞察历史的底蕴，是高质量史学研究的要求。
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曾经说过：
历史学家的任务不限于记录历史，更重要的还在于说明历史。而要有所说明，就不能不依据那些理论范畴(诸如社会形态、生产方式、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等等)，不能不把握历史认识中主观和客观、一般和特殊的相互关系，不能没有研究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的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翱翔于历史的长空，既要凭借史料的空气，还得依靠理论的筋力，否则就只能像一只肥胖的母鸡，无可奈何地拍打着自己的翅膀(31)。现在互联网、大数据和数据库的发展，把史料的问题解决了，历史研究的凭借就只剩下“理论的筋力”了。研究者水平的高下，研究成果的成色区分，大概也就只能靠所掌握和所蕴含的理论来支撑了。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理论创新与理论的掌握问题，被突出到了极端重要的位置。
。
复次，关键词设置对研究的成败具有基础性意义。
在新的学术时代，获取资料的方式只是靠文献检索，而检索的前提是设置关键词，于是，关键词设置是否合理关系重大。设置不当或不够周全，就可能遗漏重要的历史材料，从而影响到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来源于现代社会，思维逻辑和语言概念都源自于现实语境，于是，当一个问题意识形成的时候，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关键词是现代汉语的规范词语，而它则与古代汉语语汇有很大差异。这个最初浮现的关键词，即使能用，也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关键词，用它来做检索，肯定会遗漏大量的文献信息。关键词的设定，必须从历史背景语汇中去选择，特别是古代史研究，这个问题十分突出。
前文谈到笔者作中国古代平均赋役研究的问题，当初的关键词设计就很费思索。古代的赋税徭役问题，有很多种相关词语，如赋役、徭役、赋税、差役、役法、徭赋、调役、力役、赋敛、口算、税役、贡赋等等。但采用这些语汇的地方，不一定都是在表达平均赋役的思想，如果用这十多个关键词去检索相关文献，获得的材料就会过于杂乱，于是，在设计关键词的时候，还要将这些表达“赋役”的词语与表达“平均”的词语相组合，才可能检索到比较准确的材料。表达均平思想的词语一般的用“平均”“均平”“平”“均”等，而且在语汇组合时，人们有时会颠倒组合的前后次序，譬如“均赋役”或者“赋役均”，“平赋役”或者“赋役平”，都符合人们的语言习惯。只有将表达“赋役”的词语与表达“平均”的词语排列组合，形成关键词群，进行多样性的检索，才可能既保证不会过多遗漏有效信息，又检索得比较精准，不致于浪费过多精力。
选择关键词需要对历史背景有充分的理解，熟读过相关时期的历史文献，熟悉该时代人们的语言习惯，否则，无论如何是难以做到关键词设置的周全和精准的。这实际上又是回到了前边的话题，必须要有较深厚的专业基础。如果专业基础不好，最好在熟悉相关文献方面下些功夫，在关键词设置阶段多做些功课，为获取相对完整的材料打好基础。
最后，笔者想强调，由知识性史学向问题性史学转化所提出的问题，即在互联网时代，史学研究的最终价值，是要以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来标志的，所以要在选题上多下功夫。以选题取胜，应该成为一个明确的治史理念。
选题问题也是传统史学所重视的，同前边两个问题一样，它也是在新的史学时代显得更加重要或迫切。其实，就史学的历史说，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也从来都是以提出问题而著名的。他们在史学史上的价值，大多不是以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是以提出了什么问题而影响于后世的。司马迁史学最重大的贡献，就是他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个影响后世两千年史学的重大命题；而至于说他是否从天人之际中究出了什么，找到了古今什么样的变化规律，倒并不重要。刘知幾是以他提出“史家三长”而著名的，至于他自己是否具有三长之才，他是否告诉了人们达到史家三长的秘诀，那则是无所谓的事情。章学诚是以提出“六经皆史”而著名的，至于他是否拿着“六经”还原了什么样的历史，则没有人去过多地考究。顾颉刚是以提出“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而著名于世的，至于他是否因此而还原了多少古史的面貌，则不必去做计较。这些彪炳予史册的中国历史学家，无不是以他们提出的问题而著称于世。
但是，在传统时代，即使提不出惊世骇俗的重大问题，也还是有碗饭吃，扒扒材料，梳理一个问题，说清楚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也还是有他的价值。而在今天，当互联网、大数据、数据库粉碎了垄断资料的梦想，在材料面前人人平等，占有材料易如反掌的时候，影响于社会或历史的，就只有靠你所提出的问题所带给人们的启发了。任何一个史家，都必须以你提出了什么问题，来标示自身的价值。至于你解决了什么问题，则并不重要，解决得好与不好也不重要，因为只要提出了问题，你解决不好还有别人、后人会在你的启发下继续推进。但是，如果没有问题，提不出给人以启迪的问题，你的价值何在呢？
所以可以断言，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家，是以他所提出的问题而著称的。一切以民族的未来为念，心存现实关怀的历史学家，都会在历史与现实的交会处，找到他独到的关切点，从而提出启迪人们心灵的历史命题！
综上所述，我们谈的四个方面，除了关键词问题有它的特殊性之外，其他三个问题都是传统史学中也有所强调的问题，只是新的时代特性，又加重或强化了治史的这些要求。由此也可以说明，新的时代，并没有改变史学的性质，而只是在史学属性的最基本方面，把它再加以推进!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我们还无法断言，刚刚处在开端的一个新的史学时代将来会走到哪里，但史学所以为史学的基本属性将不会改变。它对史学基础的重视，对提升理论水平的要求，对问题意识极端重要性的强调，都只能会使未来的史学更深刻，更诱人，更繁荣！
注释：
①《计算机技术与史学研究形态笔谈》“编者按”，《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本期笔谈共发表论文五篇，分别是：乔治忠：《历史研究电子资源运用的兴利除弊》，王子今：《“史识”与计算机“利器”》，王文涛：《信息时代的文献阅读和史料检索》，陈爽：《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周祥森：《空间转向：电子传媒技术与当代史学形态》。
②事实上，关于史学研究形态的变革及其应对，史学界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关注了。除了所谈《史学月刊》组织的笔谈之外，《史学月刊》2001年就开始增设“电脑与史学应用”栏目，积极组织编发这方面的论文；2011年第4期《史学理论研究》杂志，编发了一组六篇《互联网与史学观念变革》的笔谈文章；2015年12月，上海大学举办了以“大数据时代下的历史研究”为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最近《史学月刊》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新史学青年论坛：大数据时代的史料与史学学术研讨会”，于今年11月在南开大学举行；最近几年来，基于互联网的“e-考据”的争论也方兴未艾。凡此种种，都说明由互联网、大数据、传统文献数字化所带来的史学形态变化问题，已经越来越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
③陈爽：《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第14页。
④陈春声：《新一代史学家应更关注“出思想”》，《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第16～17页。
⑤姜义华：《大数据催生史学大变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9日，第B05版。
⑥⑦熊彦清：《要为e-考据时代做范例》，《中华读书报》，2006年11月1日，第005版。
⑧姜义华：《大数据催生史学大变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9日，第B05版。
⑨李剑鸣：《“网络史学”神话与实际》，《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第4～5页。
⑩马建强：《计算历史学：大数据时代的历史研究》，《学术论坛》2015年第12期，第103～104页。
(11)王晴佳：《互联网的普及与历史观念的变化》，《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第107页。
(12)陈春声：《新一代史学家应更关注“出思想”》，《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第17页。
(13)陈爽：《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第15页。
(14)王子今：《“史识”与计算机“利器”》，《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第10页。
(15)李剑鸣：《“网络史学”神话与实际》，《史学理论研究》20n年第4期，第4～5页。
(16)傅斯年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选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页。
(17)参见蒋大椿：《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析论》，《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第44～46页。
(18)陈春声：《新一代史学家应更关注“出思想”》，《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第16～17页。
(19)詹姆斯·哈威·鲁滨孙著，齐思和等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8页。
(20)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95、186、189页。
(21)《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22)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4页。
(23)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页。
(24)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25)李振宏：《“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解说》，《二十一世纪》2015年第6期；《中国古代“平均赋役”的文化考察》，《学术界》2015年第2期。
(26)清焦袁喜：《此木轩四书说》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李振宏：《汉代社会观念研究》，《史学月刊》2014年第1期，第4～28页。
(28)詹姆斯·哈威·鲁滨孙著，齐思和等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7页。
(29)陈爽：《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第16页。
(30)韩昇：《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复旦大学学报》2003年5期，第94页。
(31)李时岳：《马克思主义的再学习和历史的再认识》，《史学集刊》1982年第2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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