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君与侯：春秋侯是一国之主
战国时期的君与侯：春秋侯是一国之主当韩赵魏三家通过武力的方式，洗白自己获得“封侯”的资格后，历史进程便由春秋时期进入了战国时期。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一旦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并且每一次都会比前一次有更多的要求。换言之，“侯”这个字，哪怕在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刚分晋那会儿，也是相当有地位的，因而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特地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周威烈王姬午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这件事作为整本大作的开篇。因为在他这位政治家看来，当代表着周天子至高权威的分封权，都沦为韩赵魏三家分裂主公的“乱臣贼子”肆意摆弄洗白的工具时，这也就意味着周天子对诸侯的管理真正名存实亡了。虽然，早在5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453年的时候，韩赵魏三家便已经实质上瓜分了晋国公室的领地和职权，晋国公室当时便已经名存实亡。但是受传统儒家文化“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观念的影响，司马光认为名实统一，才名正言
侯在春秋时期代表一国之主，“侯”、“王”、“君”三级称号，虽只是一字之差，若是在古时候用错这些称号，可是关乎家族存亡的大罪。同时对于绝大多数渴望建功立业的人而言，封君、封侯，更是一辈子遥不可及的梦，例如飞将军李广便留下了“李广难封”的遗憾。
一、春秋时期侯是一国之主，战国时为何大臣也称君侯？众所周知，封侯一事，至少在商周时期便已出现，那时候“侯”的甲骨文字体有用弓箭射击相关的含义，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侯是对有军事职权的地方诸侯的统称，顾而其延伸的意义既指的是五等爵位制度中的第二等侯爵，也泛指有国者。
例如我们所熟知的齐国、晋国、韩赵魏三国都属于“侯爵国”，而后来统一六国的秦国最初仅是“伯爵”国，更有甚者，按照《华阳国志》的记载（“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就连吴、楚这样问鼎过春秋五霸的国家也还只是“子爵国”。
但无论齐晋，还是秦楚，我们在称呼他们的时候，其实都是将他们统称为了“诸侯国”。
换言之，“侯”这个字，哪怕在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刚分晋那会儿，也是相当有地位的，因而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特地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周威烈王姬午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这件事作为整本大作的开篇。因为在他这位政治家看来，当代表着周天子至高权威的分封权，都沦为韩赵魏三家分裂主公的“乱臣贼子”肆意摆弄洗白的工具时，这也就意味着周天子对诸侯的管理真正名存实亡了。
虽然，早在5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453年的时候，韩赵魏三家便已经实质上瓜分了晋国公室的领地和职权，晋国公室当时便已经名存实亡。但是受传统儒家文化“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观念的影响，司马光认为名实统一，才名正言顺，光有实，而没有名，是算不着数的。
其中这个名，指的就是周天子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侯”这件事。
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一旦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并且每一次都会比前一次有更多的要求。
当韩赵魏三家通过武力的方式，洗白自己获得“封侯”的资格后，历史进程便由春秋时期进入了战国时期。
有别于春秋时期大家还假意迎合周王室的“争霸”模式，战国时期的诸侯们已经连基本的掩饰都懒得做了，他们的目标移向了那个至高的位置——王。
在秦朝确立之前，“王”代表着天下共主的位置，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国之君，哪怕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实力已经超越了周王室，他们名义上依然只是周王室名下所属的附属国罢了，能够和王平等的只能是同样的“王”级政权。
据记载，历史上徐国的国君徐偃王就曾经僭越“伯”位而称“王”，来表示自己和周王室分庭抗礼的意思。
战国时期魏惠王、齐威王挑起的徐州相王一事，便有着类似的意义：你这老板不得行，我们不再满足于做臣子了，我们要自己创业做老板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同韩赵魏三家和晋国公室的关系一样，战国七雄依据分封制建立起的统治政权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家族势力，只是说通常情况下，是各大受封的诸侯家族势力更加庞大罢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诸侯家族不需要分利给别的卿大夫家族，来维持内部的稳定。
对于诸侯国君和各国的卿大夫家族而言，为了体现和身份相匹配的待遇，他们需要对“称王”后形成的新蛋糕进行切分。
封君和封侯制度的形成，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封君和封侯的赐爵标准；同“侯”字相同，君字也始见于商代，《荀子·礼论》解释说：“君者，治辨（通“办”）之主也。”即“君”的意思，代表着发号施令治理国家的人，在后世演变为天子的专属称号前的先秦时代，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包括卿大夫、诸侯、周天子在内的贵族阶层的通称。
封君和封侯制度，既是一种诸侯国君给予大臣名誉拉拢他们的做法，也是一种资源和权力的再分配。
据杨宽先生《战国史》统计，终战国之世（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七国共封列侯封君九十五人，其中魏国十七人，赵国二十五人，韩国七人，齐国五人，楚国十四人，燕国五人，秦国二十二人。
除了嫪毐这种不讲武德的炸天选手外，其余选手主要获得封君和封侯赐爵的方式有三种：
1、因功封侯；
2、出身贵族家族，受家族势力的影响；
3、与君王关系密切，对君王有功。
在这方面，武安君白起和文信侯吕不韦非常具有代表性。
我们都知道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就开始实施十八级军功爵制（后发展为二十级军功爵制），在这套体系下，各人职位和军功挂钩。
白起作为长平之战的大功臣他封君是实至名归，而吕不韦封侯这件事，更多是出于他跟秦庄襄王个人的交情，可以说这是秦庄襄王对吕不韦扶他上位的一种报答感谢。
值得注意的是，封君爵位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不可以继承世袭的，通常情况下封君只是享有食邑权。而因军功封侯的人，他的后人却是可以世袭父辈职位的。
上面讲述了封君和封侯制度的赐爵标准和产生过程，下面咱们再来聊一聊，它对历史的影响。
三、战国时期的封君、封侯制度，是对西周分封制度的继承和发展；1、封君、封侯制度，是各诸侯国在继承西周分封制度的基础上，为了适应诸侯争霸的产物；
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后，后来周王室改变了商朝内外服的政治制度，开始实行由分封制和井田制构成的治国体系。
《孟子》中记载：“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按照这套体系，天子拥有都城附近千里的领地，无论是从军事还是经济的角度，都对诸侯们形成了碾压性的优势。
这一制度的实行，对于周王室在通讯和交通条件都难以实际控制庞大领土的前提下，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通讯全靠吼，交通全靠走的时代，周天子一如何管理庞大的疆域。
乔·吉拉德的250定律说一个人的精力顶多能维持250人的社交圈，多了的话，恐怕就要手忙脚乱了，对于一国之君而言，统治的人口以万为单位，在自己无能为力管理庞大人口的基础上，可不可以设计出一套由上而下，分级管理的制度呢，这样一来，自己只需要管理各级领导人不就可以管理全国了吗？
这就是影响重大的“分封制”，分封制以血缘为纽带，在早期的时候，确实对于维持社会稳定，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意义。
但是周天子光是想着一开始自己居住在天下的中央，对诸侯们拥有绝对优势，却忽略了诸侯们的成长性。
随着诸侯通过战争的方式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原本诸侯和周天子之间的差距就在不断缩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西周的覆灭，周王室对诸侯们的约束力就越发小了，双方的差距发生逆转，诸侯的实力开始超越周天子。
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土地国有的井田制不再适应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识之士敏锐发现原本固化的井田制难以刺激民众生产的积极性，也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土地面积，改革势在必行。
当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出现后，井田制模式下的奴隶制集体农业越发限制了社会的发展，于是各国开始寻求新的土地制度。
此时，社会经济模式开始由奴隶制贵族经济，开始朝着小农经济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方向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奴隶制贵族经济的没落，也标志着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贵族政治的逐渐没落，在百家争鸣的文化基础和小农经济的共同推动下，一种更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官僚政治系统逐渐成型，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在分封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封君、封臣制度。
2、战国时期的封君、封侯制度的出现，意味着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分封等级制度的崩溃和瓦解，同时也代表着各诸侯国君已经实际上实现了政治独立；
赐爵制，其实在战国时期便已经出现，比如齐庄公为了鼓励将士勇敢作战，便以赐予贵族爵位为条件拉拢将士。
这种赐爵制度打破了血缘制度的约束，为平民子弟提供了一条上升的渠道。
到了战国时期，哪怕是重视血缘贵族的魏国，也开始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才，“封君”、“封侯”无疑对于这些想要建功立业的人而言，就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事情了。
我们熟知的商鞅、范雎，或者以战国四公子为首的贵族阶层培养的门客，都是这套体系的受益者。
在兼并战争冲突越发激烈的战国时代，各国只有尽可能利用各种方式招揽人才，才能让自身摆脱落后挨打（延迟被秦国兼并/滑稽）的命运。
在我印象中，这方面做得最大方的是燕昭王，他在乐毅破齐后，直接封其为昌国君，并将昌国封给他做领地，这等同于让乐毅有封国了，放在王号还未泛滥的时代，乐毅都可以和燕昭王平等对话了。
这一现象的出现，也从实际上说明，当时周天子的影响力确实衰微到了无力干预诸侯的程度了。
千古兴亡多少事，单是封侯这件事就经历了这么多波折，着实让人感慨不已。
文/脑洞趣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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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杨宽《战国史》
【2】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