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选拔人才的约束是什么？古代怎么去应聘

古时候选拔人才的约束是什么？古代怎么去应聘孔子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思想可谓是中国古代德才兼备思想的重要观点。在选拔官吏时，荀子也坚持“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反对“德不称位，能不称官”。随着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伦理思想也逐渐得到统治者和整个社会的认可和推崇。2、儒家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才思想，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推崇1、孔子把人才分为庸人、士、君子、贤才和大圣五类对于人才的区分，自古皆有之。孔子把人才分为庸人、士、君子、贤才和大圣五类，并对此作了阐述。孔子认为口不能善言，心不知愁闷，生活没有目标，行为不能完全由思维支配的人是庸人或庸才；能够遵循一定的道德规则，言行谨慎，三思而后行，意志坚定，不因富贵和贫贱而动摇的人是士人；能够遵循忠信而不自以为德，身行仁义而不矜伐，思虑通达又不与人争执的谦虚之人是君子；行为完全符合规矩，话语能为天下人效法，造福天下而不蓄积私财，布施天下而不担心自己贫

幕府成员：郭嘉与荀彧

幕府，乃政府官员为了便于处理千头万绪的各种事务，而招聘私人助手来协理的政治制度。一般而言，这种政府官员就是幕主，招聘而来的私人助手则是幕僚。幕府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它的岗位和职能类似于事业编，选拔标准自然比较严格甚至苛刻。

有学者指出：“幕府制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萌芽。它在中国二千年来几经演变、几经兴衰，与专制社会相始终，又以明清两代为盛。”

清朝衙门及将帅大营选聘幕僚、幕友，一般奉行德、 勤、才三个准则。无德无品无信之人最不能用，慵 懒、散漫、无所用心之人自不能用，无一技之才、 志大才疏、恃才骄狂之人无须用。这三个准则执行好了，才能确保幕府、官府运转机制的畅达、得力和有效。

儒家思想下的人才的划分以及选才标准

1、孔子把人才分为庸人、士、君子、贤才和大圣五类

对于人才的区分，自古皆有之。孔子把人才分为庸人、士、君子、贤才和大圣五类，并对此作了阐述。孔子认为口不能善言，心不知愁闷，生活没有目标，行为不能完全由思维支配的人是庸人或庸才；能够遵循一定的道德规则，言行谨慎，三思而后行，意志坚定，不因富贵和贫贱而动摇的人是士人；能够遵循忠信而不自以为德，身行仁义而不矜伐，思虑通达又不与人争执的谦虚之人是君子；行为完全符合规矩，话语能为天下人效法，造福天下而不蓄积私财，布施天下而不担心自己贫穷的人是贤才；能够通达天下大事的根本，明察天地日月运行规律，面对突发事件能够随机应变的人是大圣之才。

孔子

2、儒家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才思想，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推崇

孔子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思想可谓是中国古代德才兼备思想的重要观点。在选拔官吏时，荀子也坚持“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反对“德不称位，能不称官”。随着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伦理思想也逐渐得到统治者和整个社会的认可和推崇。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一段关于人才的德才关系的精辟之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是司马光关于德才关系的经典之论，其核心思想便是德是才的统帅者，才是德的从属者。而“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资治通鉴》）

从司马光关于君子和小人的区分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德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核心标准。为此，司马光主张用大德小才的君子，而不主张用有才无德的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政要》中主张“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才行兼备，始可任用”。宋代王安石认为：“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疏者以为之佐属。”（《王安石全集》）可见，中国古代在人才评价标准的问题上，不仅注重德和才两大方面，而且规定了二者在地位上是不同的，即特别强调德重于才。

幕府人才选取标准，要求德才兼备

1、德才不可偏废，以德为重、以德为先

在幕府的选聘人才的标准中，曾国藩主张德才不可偏废，以德为重，这与中国传统的德才兼备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曾国藩在《笔记》中借用司马光的话，认为真正的人才是“才德全尽”的人，德就像是水的源头，才则是水的形态和功能。如果没有德这一源头做支撑，才就没有办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德就像是木之根本，才则是木的枝叶和用途，没有木的存在，才就没有办法生存和发展。

曾国藩

从曾国藩的这两种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德才关系的界定是建立在德与才的位置上的，也就是德位于才之上的。曾国藩在德才不可偏废，以德为先的德才观基础上，引出了愚人和小人的区分。

他认为仅仅有德而没有才的人近于愚人，有才而没有德的人则近于小人。曾国藩明确指出了以德为先的观点，主张宁愿用那些有德而没有才的愚人，也不要用那些没有德而近于奸的小人。曾国藩在湘军中全面实践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坚持以“四科为格”选拔人才：“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清苦。”这就把德才兼备具体化了。

2、士人入幕，除了德行信义，还须拥有足够的智慧、才干

士人入幕，除了德行信义，还须拥有足够的智慧、才干，懂得刑名、钱谷、军事各种知识并会书擅文，具有一定的文案才能，才会被幕主看上眼。专精一门自可，擅长多门甚或是全才，则更受欢迎。

如汪辉祖在《学治续说》中言：“有才有识，可善治矣。”

为了达到入幕条件，士子们除了本身的学识修养外，还要专门去学幕，读幕学指南一类的书及法律、粮农、税赋、 兵家等专业知识。陈天锡在《清代幕宾中刑名钱谷 与本人业此经过》一文中讲，学幕最好先在州县学，然后再到省一级衙门学。省级衙门，如督抚、布政、按察、学政等，是中央指令及省内信息汇聚之处，视野广，接触面大，受教益亦巨。

士子求学

陈天锡说：“大抵学幕，必刑钱兼习，既有所得，再入臬司（按察使司）学刑名，或入藩司（布政使司）学钱谷，历一二年出而应聘，即可谓之全知，易于脱颖而出。”陈天锡这里讲的，已经是学幕的实习、历练了，或是边学书本知识，边在衙门办事、实践。衙门里的师爷或吏胥便是学幕者的老师，称幕师。一般短则三年，长则六七 年方能学成而应聘入幕。“历一二年”，是指在州县衙门学过一二年后再到省级衙门学习的时间，总的算下来学幕需要三四年。不过，士子只要本身具备幕学的足够知识，也不必经专门学幕这一过程。

曾国藩幕府中的幕僚、幕友，大多没有专门学幕的经历。他们本身就是各方面的军事人才，入幕即能上岗，参与谋划，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名幕汪辉祖自幼就从作过刑名师爷的父亲汪楷那里获得幕学知识。他在成为生员（取得乡试资格）后便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投入江苏松江府金山县令王宗闵 （汪辉祖岳父）幕下，为掌书记（时年21岁），从此开始了长达34年之久的佐治生涯。

汪辉祖在《学治续说》里说：“为治不可无才。然长贵练达，识贵明通。遇有彼此殊尚，今昔异势者，尤须相时因地，筹其所宜。若自恃才识有余，独行其是，终亦不能为治。”

这是汪辉祖对自恃才高或有经验，而不辨具体情况，只循常规或一味蛮干者的告诫。其实，懂得调查研究，懂得适时变通，善于分析判断，善于协调、 团结同事一道搞好工作，也是一项重要本事，是为官之道、作幕之道的一个内容。

湘军高层

幕府人才要最起码要具备“勤”这一德行准则

1、“勤”是人生的第一要义，是成大事的基础

曾国藩在《劝诫委员四条》中明确指出勤是人才应具备的德行准则：“一曰习勤劳以尽职；二曰崇俭约以养廉；三曰勤学问以广才；四曰戒傲惰以正俗。”曾国藩所说的勤是一种需要落实到日常行动中的德行准则，而在他眼里，如果一个人德才兼备，还有勤劳肯干的特质，那这绝对算是加分项的。

对于人才来说，勤则是从外在来进行考察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曾国藩认为勤是人生的第一要义，是成大事的基础，因此，在曾国藩看来，无论是治家还是治军，都离不开勤，而人才要成事最起码要具备勤这一德行。

2、“勤”是曾国藩选才的重要准则

勤不仅是曾国藩识才时的一种重要的德行准则，也是曾国藩对自己和他人提出的德行要求。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勤于事功，建立了一番奇功伟业；勤于学业，遗存著述数卷；勤于修身，被家族后人尊为楷模；勤于教子，后生晚辈桃李成荫，可谓是勤的最好实践者和最佳楷模。他将勤、俭并提，认为勤俭是惜福之道，更是关系到家庭的兴衰。

正如曾国藩在写给诸弟的信中所说：“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得败，一定之理。”他还认为居家之道除了勤俭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曾国藩谆谆教诲长子曾纪泽：“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勤学苦读

总结

我国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家思想对人才的定义，自然深刻影响到幕府对人才的选拔。儒家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选聘思想，被历代统治者和整个社会所认可和推崇。在德才的基础上，“勤“也被极力推崇，不仅自己以身作则，也成为曾国藩幕府选才的标准之一，而德、才、勤则成为了幕府选聘的主要标准。

参考文献：

1、《资治通鉴》

2、《曾国藩全集》

3、《论曾国藩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思想》

4、《曾国藩的人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