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家具为什么这么出名？明朝的官员们都坐什么
明代家具为什么这么出名？明朝的官员们都坐什么朱元璋用人谋略极富心机，在群雄鏖战之时，衙门的"公座"与平日作息所用的"木凳"及"卧榻"都可以用来借端造势，成为施展权术的工具，恐怕清代的赵翼（1727-1814）所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也不能尽囊其貌。因此，开国称帝后大明宫廷内群臣之坐具为何，也格外令人好奇。也就是说，当天入夜时刻，令五百名新侍卫全部入值当班，旧有的宿卫悉数调走，只留一个幕僚冯国用侍寝，自己则毫无武装地在"卧榻"上酣睡到天亮，使这些新收编的麾前侍卫认为，朱元璋对战败之兵不但不杀，还如此"以身相许"，于是就尽力图报，合心齐力地在进攻集庆时奋勇冲锋陷阵。第二天一早，朱元璋上任前先偷偷地将衙署中最高长官专用的"公座"撤走，换成满屋子的"木凳"，暗示众生平等，没有人是最高长官。正史《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也大同小异，只不过"木凳"换成"木榻"。就这样，逐步将众将官收了心。来年，朱元璋欲取集庆（今南京
文/吴美凤 编辑/汤石香
明人的笔记小说写朱元璋离开皇觉寺后，投入濠州的红巾军郭子兴部。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因为胆大机敏，作战勇敢，当时才二十八岁的朱元璋，就领郭子兴之命前去和阳当总兵。
到了和阳，朱元璋并未立即到署上任，而是"静思方今比肩者众，况人皆年长，语坐之间，进止之际，皆逊让为……细思此辈，决无相让之意，若依命而尊，又恐此辈或不同心"，意即这些地方军头个个"头角峥嵘"，是郭子兴的旧部，又都比自己年长，若自己骤然亮出"檄文"表明"我就是诸位新来的领导"，恐怕"众心不悦"，相信也无人心服。于是，朱元璋连夜亟思对策，许多稗官野史都有这段叙述：
明日升座，密令左右将州衙公座尽行撤去。惟置木凳于正面东西满间。
第二天一早，朱元璋上任前先偷偷地将衙署中最高长官专用的"公座"撤走，换成满屋子的"木凳"，暗示众生平等，没有人是最高长官。正史《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也大同小异，只不过"木凳"换成"木榻"。就这样，逐步将众将官收了心。
来年，朱元璋欲取集庆（今南京），就先攻下外围江宁镇的元军陈兆先营部，将其部众36000人招抚来归，并挑选其中500名骁勇善战者作为近身亲兵，但恐怕这些新纳之勇心生疑惧而惶然不安，于是朱元璋又想了一计：
择其骁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惧不自安，上觉其意，至幕，令其悉入卫，据旧人于外，独留冯国用侍卧榻旁，上解甲酣寝达旦，疑惧者始安。
也就是说，当天入夜时刻，令五百名新侍卫全部入值当班，旧有的宿卫悉数调走，只留一个幕僚冯国用侍寝，自己则毫无武装地在"卧榻"上酣睡到天亮，使这些新收编的麾前侍卫认为，朱元璋对战败之兵不但不杀，还如此"以身相许"，于是就尽力图报，合心齐力地在进攻集庆时奋勇冲锋陷阵。
朱元璋用人谋略极富心机，在群雄鏖战之时，衙门的"公座"与平日作息所用的"木凳"及"卧榻"都可以用来借端造势，成为施展权术的工具，恐怕清代的赵翼（1727-1814）所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也不能尽囊其貌。因此，开国称帝后大明宫廷内群臣之坐具为何，也格外令人好奇。
在外文武官，每日公座服之"公座"是元代以来衙署内最高长官的座位，明代开国以后亦承其旧制。图文并茂记载明初开国的《新锲龙兴名世录皇明开运英武传》中有一幅《太祖差冯胜督工》，冯胜就是前述在众降将虎视眈眈中侍寝的幕僚冯国用之弟。此画中据案的太祖所坐即为公座。
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诏令礼部规定："凡官民人等服饰不得用玄黄、紫色，公座案衣旧有紫者不在禁限。""案衣"是公座前所据大案的桌围。公座形制则如《大明宣德公主像真迹》中宣德公主所坐的圈背交椅。
一般衙署所见之公座，特别是武将，多覆兽皮，如明人镌刻的版画《镌出像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所刊杨家将的故事，或《新刊重订附释标注出像伍伦全备忠孝记》中一幅衙署长官办公的《备掌朝纲》等所示。
兽皮可能来自老虎，也可能是贵重的貂皮。晚明的沈德符记张居正当国的万历初期，"辽左帅臣各缉貂为帐，其中椅、榻、杌凳俱饰以貂皮，初冬即进，岁岁皆然"。也就是万历初期，驻守辽东地区的将帅所用之家具俱以貂皮，公座所覆自然也不会例外。
衙署公座除了使用兽皮之外，朱元璋还有惊人之举——将贪赃的官员剥了皮放公座上，成为人皮"椅帔"，以为续任新官警惕之用。其他衙署大小官员亦无法回避如此触目惊心的场面，因为大明律令有一条规定："凡大小官员无故在内不朝参，在外不公座署事……一日笞一十，每三日加一等。"官员若不对着血淋淋的人皮公座署事，自己还得受皮肉之苦。
明代衙署的仪门内，以长官的公座和审案的大堂为整个衙署办公的中心点，其位置有如紫禁城内太和殿皇帝的宝座是整个紫禁城的中心点一般，代表皇权延伸至每个公门衙署，有其权力与尊崇的象征意蕴。
明制，"在外文武官，每日公座服之"，亦即衙署之内长官一定要穿了公服才能坐上公座。衙门内的大小官员，每日要在公座前互行肃揖礼。洪武初年的李叔正任监察御史时，出巡岭南，琼州府的小吏举告其长官"踞公座，签表文"，就是盘腿在公座上签公文。经查为诬告，反将小吏治罪，可知衙署的长官没四平八稳地坐着公座，就是不当使用，形同对帝国与皇权的不敬，都是犯罪的行为。
简繁有别的杌櫈至于"凳"，是无扶手、无靠背的木制坐具，形制是一片木板与四根支架的组合，又称"杌"，北方叫做"杌櫈"。高矮有差，坐面有方有圆，因此有方杌、圆杌之分。
北宋王居正有一幅《纺车图》，描写村妇直身坐在素木无漆、卡榫非常清楚的小凳上，既要一手操控纺轮，又要腾出另一手哺乳喂婴的景象，反映凳子是简便普及的庶民坐具。而南宋宫廷画家马远作品《春游赋诗图》（又名《西园雅集图》）中，一名长身站立的文士正欲落笔为诗，身后的黑漆方凳呈编织坐面，卷云直足下施一圈托泥，简单中亦见细致，与纺车村妇所坐相较，虽同为凳类家具，却因使用人的身份而繁简有别，也尊卑立见。
小凳子延展成长条状的叫"条凳"，视其长度可供两人或三人等共坐。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汴河岸边栉比鳞次的食肆内就置放了一列列的长凳，而元人绘的《卢沟运筏图》中，行旅、筏工、车夫等熙来攘往的卢沟桥边有一店肆，几个人坐在条凳上吃着点心，与《清明上河图》中食肆所见一脉相承。
若将长度展延，纵深加宽，于坐面四隅安设低矮的四足，就成为坐卧两用的"榻"。相信前述朱元璋于元末戎马倥偬之际，在江宁收服500名侍寝降将的"卧榻"亦简单如此制。
虽然公座是各地衙门不可或缺的长官坐具，櫈杌则是自宋代以来民间家户必备，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小坐具，然而朱元璋在定鼎天下后，延续其一贯的深思谋略，以"辨上下，定民志"的礼制为前提，在紫禁城的宫门之内，将其功能扩充放大，亟尽所能地发挥其价值。
邓士龙的《国朝典故》中说："内阁诸老，自解、胡以来，皆东西分坐小杌子及两小板凳，无交椅、公座之设。""解、胡"指解缙与胡广。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以丞相胡惟庸意图"谋反"而罢丞相制，分权于六部。成祖得位后初年，"命儒臣直文渊阁，预机务……实行丞相事"，为明代内阁的由来。
解缙与胡广是内阁初立时最早入阁的五人之二，另三人为黄淮、金幼孜与胡俨。朱元璋曾对解缙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成祖得位后，解缙还受命负责编纂《永乐大典》。胡广则是随成祖北征的翰林学士之一，军旅之间常骑侍于侧，走得稍慢些， 成祖还会立刻"遣骑四出求索"。成祖一路上表示"到此一游"的勒石留字，皆由他书写。
《国朝典故》中所记，即便如此宠渥有加、勋业显著的内阁大学士，在皇帝的宝座面前，也要以低矮的小杌子与小板凳显示其卑微，与元代在皇帝的宝座前"左右列从臣坐床"的设置有极大差异。
即使到了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翰林院落成，学士钱习礼也循例不为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与正统四朝的老臣如杨士奇、杨溥等设公座，理由是"此非三公府也"，意即紫禁城内的"最高长官"就是皇帝，即使在翰林院，至尊者也还是皇上，已有皇上的御座，故无论何人也不得有公座之设。
明英宗的天顺年间，内阁辅臣李文达想依照诸臣的品秩，在内阁"设公座如部堂之仪"，另两位阁臣彰时与吕原就出言反对，因为往昔宣宗"尝率此中座，今尚有御赞寿星及宝训在上，谁敢背而坐？"换言之，以前宣宗移驾至此所坐之坐具、当日留笔之宝训仍在，在此另设公座随意起坐其间就是大不敬。
英宗获悉此事后，"乃赐孔子铜像置阁，而月给香烛。阁老每晨入，必一揖，冬至、正旦则翰林合属官皆诣圣像前行四拜礼，学士以上拜于阁中，余则列拜于阶下"。即英宗知悉此事后，便在原来宣宗坐过之处摆上孔子铜像，众臣因而每日早晨入班必先一鞠躬， 遇节日还要行四拜礼。凡此种种，都是因为"禁中尊止宝座，无敢面南，故自阁老而下，皆坐杌子"。
换言之，一墙之外的各地衙署普遍皆设置公座，坐在上面的官员代表皇权执行帝国规制，而紫禁城内唯皇上至尊，当然就没有设置公座的必要。不但没有公座，甚至连皇帝坐过的位子，都仿佛余威犹存似的，没有人敢再坐。
同样的场景在景泰时也发生过。代宗有一次到文华殿侧室，看视内臣（太监）们上学状况，对讲官倪谦、吕原有所垂询。他日，代宗再去视察，发现这两位侍讲已改坐别处，因为"君父所坐，臣子不敢当"。
总 编 | 邓雪松
主 编丨林育程
执行主编丨程香
资料来源 | 《中国古典家具》2018年08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