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民国历史的启示

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民国历史的启示西方人首次提出“现代性”概念，意思是指“时尚的”、“前卫的”、“反传统的”，和“古典”一词相对。中国学者如刘小枫、吴晓明、张颐武、尤西林、周宪等人，在国内现代性研究领域较为有名。从词源上说，“现代”（Modern）是个外来词，既可以翻译成现代，也可以翻译成近代，一般统称为“现代”，名词为现代性（Modernity）。现代性是西方学界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中国文化界重点关注的“显学”。西方思想家像马克思、恩格斯、尼采、海德格尔、马克斯.韦伯、齐美尔、涂尔干、法兰克福学派、布尔迪厄、吉登斯等著名思想家，都是研究现代性的中坚人物。

现代性、民国、文化进步、社会进步，这几个词分开来看，没什么神奇，也无激荡人心之处，但如果组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一部起伏跌宕的民国史诗大片。

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孙中山、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徐世昌、张作霖、吴佩孚等人，都是北洋宪政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些在当时炙手可热、举足轻重的人物，一并开启了古老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征程，使得这块古老的东方大地，也像中世纪欧洲一样，跨过封建社会门槛，开始走向现代文明社会。

中国学者认为，晚清民国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的起点，晚清民国始，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即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从词源上说，“现代”（Modern）是个外来词，既可以翻译成现代，也可以翻译成近代，一般统称为“现代”，名词为现代性（Modernity）。

现代性是西方学界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中国文化界重点关注的“显学”。

西方思想家像马克思、恩格斯、尼采、海德格尔、马克斯.韦伯、齐美尔、涂尔干、法兰克福学派、布尔迪厄、吉登斯等著名思想家，都是研究现代性的中坚人物。

中国学者如刘小枫、吴晓明、张颐武、尤西林、周宪等人，在国内现代性研究领域较为有名。

西方人首次提出“现代性”概念，意思是指“时尚的”、“前卫的”、“反传统的”，和“古典”一词相对。

现代性的本义是，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后，开始走出中世纪，摆脱基督教迷信束缚，跨入自由、民主、科学之现代社会。

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界借用欧美的“现代性”理论，解读中国近现代历史，开创了中国的现代性话语理论。

作为现代社会起点的晚清民国已离人们远去，估计有些人对这段历史未必很熟悉。但这段跌宕起伏的近代历史，内容丰富，启示深远，开启了中国新社会、新文化的开端。

比如推翻晚清帝制、施行立宪共和制；反对儒家孔教、提倡民治、科学；反对军阀割据，恢复国家统一。忽视这段历史，不仅无法准确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转换，更无法领会文化进步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提起文化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关系，看起来是个宏大题目，让人感到无从着手。其实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当中，属于人的社会性存在（马克思语）。

与此同时，人的日常生活更是和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像法律、道德、信仰、习俗、社会心理、宗教、文艺等，彼此不可分离。

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曾说，文化是民族之根，文化存在，民族昌明；钱穆先生也说，文化不息，种族不灭。文化对于国家、民族之繁衍、生计极为重要。

中国古代社会历来重视传统文化之传承和发扬，其中以儒家文化最为典型。

儒家文化是中国汉民族文化的主体力量，是塑造中国国民性格的重要元素。

自秦汉以后，儒家有所谓道统之说，意谓强调儒家道统之传承。像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均为儒家道统之发扬。

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社会之影响，已经达至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像政治伦理、道德修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宗教、文艺等等。

中国人民族性格已深深带有儒家文化印记，像兼济天下、积极进取、匹夫有责、重视家庭、尊老爱幼、谦恭待人等。

可以说，传统文化和人的生活不可分离，但如果谈起文化进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原因很简单，传统习俗、文化信仰、生活习惯、社会心理，已融入人们的潜意识，成为日常生活的核心，一旦重新反思文化，试图改革文化，谈何容易？

法国思想家卢梭说，法律共有四种形式：政治法、民法、刑法、风俗道德。

卢梭最看重第四种法律——风俗道德，即心理法、习惯法。卢梭认为，一旦法律成为人们的意识和信念，即风俗道德，真正的法制精神才算落到实处，法治国家才算建成。

卢梭的话揭示出文化心理的重要性，解释了外在法律和道德习俗的关系，对于后世建设法治社会提供了重要参考。

可以说，文化观念是人们生活的根本，是社会、家庭关系的核心，一旦固定下来，很难一下子改变。

比如，晚清民国的历史风云，给人们提供了许多深刻启发和教益。

鸦片战争后，清廷开启维新变法（1898年），变法虽然最后失败，但中国文化进步的大门已经打开。就像水流一样，一旦开启闸门，势头便难以阻挡。

戊戌变法以后是著名的洋务运动。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均和和洋务运动有关。洋务运动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出现，如安庆军械所、天津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等可为代表。

洋务运动后紧接着是辛亥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属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目标是推翻封建专制帝制，模仿西方建立立宪共和制。

民国宪政史以失败而结束，但民治、科学、经济、功利思想，已融入中国近代文化，成为中国近代社会重要元素。

如民国成立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迅猛，从1911到1927年，中国经济步入一宝贵的“黄金十六年”，这也是百年中国唯一的黄金年代。

据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基统计，从1912到1927年，中国工业平均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十五，居世界各国领先地位。

比如，1913年广州协同机器长造出中国第一台柴油机。1918年，上海王岳记机器厂造出中国第一台铣床。1919年福州船政局造出中国第一架甲型一号水上飞机。1921年江南造船厂替美国生产出四艘海军运输舰。

从社会文化层面看，民国宪政制度为何如此曲折艰难，其中历史经验是什么？这便是1915——1923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社会根源。

1915年开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钱玄同、鲁迅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目的是反思宪政历史教训，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弊端。

新文化运动主将们认为，欲更新中国之社会，必先更新中国之文化——道德、文艺、语言、哲学，这便是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等新文化运动口号背后的历史意义。

原因在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皆留洋归来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视野开阔，见识不凡，对欧洲近代文明史比较熟悉。

欧洲自14世纪文艺复兴开始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后经17世纪宗教改革，18世纪启蒙运动，欧洲思想启蒙基本完成，后来发生资产阶级大革命，欧洲出现民族国家，像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

在胡适、梁启超、陈独秀等人看来，民国宪政之路之所以曲折反复，根源在于文化观念落后，各路军阀缺乏民治政治素养，导致各怀私心，纷争不断，如直皖大战、两次直奉大战、国民党军北伐等。

由于军阀争权夺利，操纵权谋政治，逐渐失去人心，导致宪政反复无常，终于在民国16年（1927年）被国民党“党治”所取代。

在新文化运动思想家们看来，民国宪政之曲折不在宪政制度本身，而是军阀一代人的失利，是文化启蒙落后的失利。这是社会进步和文化落后的不对称之处。

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后，民国思想家已认识到：简单照搬西方宪政制行不通，需要重新像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场彻底革命，进一步启蒙民众心智，这是“五四运动”产生的背景。

“五四运动”以后，近代中国知识界发起一系列文化争鸣，目的在于反思民国宪政历史，对东西方文化优劣性，展开理性批判。

比如胡适、陈独秀和吴宓、梅光迪“学衡“派之论争；梁漱溟对东西方文化优劣性的比较演讲；张君励、丁文江发起的科学、玄学之争；梁启超、胡适对东西方文化的批判等。这几次重要文化论争，都指向对东西方文化的批判性反思。

近代民国思想家用心良苦，思虑深远，怎奈文化观念落后，军阀心性未改，导致国民党北伐军占领北京后（1928年），民国宪政告别历史舞台，中国近代社会进入国民党党治时期。

现在看来，近代民国历史，内容丰富，启示多多：其社会进步之艰辛，文化进步之险阻，令人感慨不已，也给中国现代文化界留下诸多沉淀和反思，值得人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