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所受的苦难，犹太人历史苦难的崇高化
犹太人所受的苦难，犹太人历史苦难的崇高化桑德认为，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关于纳粹大屠杀的政策逐渐极端化，并且“强行改变了缅怀历史的方针”。上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从那时起一直持续到50年代和60年代，以色列对于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保持低调处理的态度。这种低调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集中营幸存者的公众形象并不好，人们认为他们是以出卖其他犹太人为代价才免遭屠杀，幸存者也为在狱中产生的互斗等不团结行为（在纳粹狱卒的有意挑唆之下）感到耻辱，缄默其口；另一方面的原因来源于国际政治，冷战时期的西方渴望西德能够重返民主大家庭，但当时西德的精英们恰好是“曾经谄媚希特勒的那一代人”，于是，为了给西德的回归构筑有利条件，西方有意淡化纳粹的种族屠杀历史——当时不仅出现了多本描写德国反纳粹抵抗运动的书籍，更有许多美国电影试图漂白纳粹国防军的形象。正是这两方力量的合流，导致以色列战后提及种族屠杀时小心翼翼，甚至迟迟没有将其列入教学大纲。实际上，
犹太民族究竟存在与否？是否真的算得上是一个“民族”？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认为，犹太民族是虚构的，而他自己正是一位犹太人——在他放弃犹太人身份之前。
桑德的著作“虚构三部曲”在全世界范围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议。在第一部《虚构的犹太民族》中，桑德用现代民族主义理论追溯并剖析了犹太人的所谓“民族”历史，他发现，历史上的所谓“犹太人”不说共同的语言、没有日常的世俗文化、不吃相同的食物，根本称不上是一个民族。所以他认为，所谓古已有之、历经磨难的犹太民族史，实际上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改编和塑造的历史。
因忍受不了以色列强加给自己的犹太“民族”属性，加之国内犹太种族氛围愈演愈烈，在“虚构三部曲”的第二部中，桑德公开宣布放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只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生活。他因此树敌无数，他的反对者认为，桑德的这些著作是对以色列合法性的攻击，甚至堪称反犹主义言论。
桑德本人并非是反犹主义者，而更深爱以色列这个国家，他想要做的，是破除犹太民族的神话，他希望借此引导人们理性看待犹太裔以色列人这一身份，让以色列能够作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长久存续下去。
和《虚构的犹太民族》不同，《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不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桑德“萃取记忆碎片中的精华”，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和历史学的专业知识相结合，讲述了犹太人的出身和身份变化、它的现代形式和政治影响，也将自己放弃犹太人身份的原因娓娓道来。
纳粹种族屠杀是犹太人的特有悲剧吗？
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于1993年拍摄了电影《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讲述了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及其夫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倾力帮助1200余名犹太人免遭法西斯杀害的故事，一举夺得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7项大奖。这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收获了无数赞赏，也是关于德国法西斯种族屠杀的影史名作。但在桑德看来，这部电影和很多其他讲述纳粹种族灭绝政策的影片一样，都有一个明显的瑕疵——“罹难者因‘犹太人出身’而完全不同于其他人”。另一部由犹太导演执导的二战题材影片《浩劫》（Shoah）更是从头到尾都在谈论纳粹死亡工业中罹难的犹太人，全然没有出现其他受害者的身影。这类电影叙事所反映出的犹太人对种族灭绝之专有、对其他受害者之忽视，正是桑德声称要放弃犹太人身份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论是在晚餐聚会上，还是在大学课堂里，桑德常在不同场合向别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纳粹集中营和其他大规模屠杀的受害人数是多少？答案无一例外是600万，但当桑德提醒作答者他询问的是被害者总数而不仅仅是受害的犹太人数量后，对方往往感到惊讶，他们并不知道答案。
实际上，受害者总人数是1100万，其中约600万为犹太人，也就是说还有500万其他受害者。这个奇怪的现象让桑德开始思考：“为什么‘总的’数字会完全消失？为什么只剩下并只听得到‘犹太人’的数字”？
桑德认为，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关于纳粹大屠杀的政策逐渐极端化，并且“强行改变了缅怀历史的方针”。上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从那时起一直持续到50年代和60年代，以色列对于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保持低调处理的态度。这种低调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集中营幸存者的公众形象并不好，人们认为他们是以出卖其他犹太人为代价才免遭屠杀，幸存者也为在狱中产生的互斗等不团结行为（在纳粹狱卒的有意挑唆之下）感到耻辱，缄默其口；另一方面的原因来源于国际政治，冷战时期的西方渴望西德能够重返民主大家庭，但当时西德的精英们恰好是“曾经谄媚希特勒的那一代人”，于是，为了给西德的回归构筑有利条件，西方有意淡化纳粹的种族屠杀历史——当时不仅出现了多本描写德国反纳粹抵抗运动的书籍，更有许多美国电影试图漂白纳粹国防军的形象。正是这两方力量的合流，导致以色列战后提及种族屠杀时小心翼翼，甚至迟迟没有将其列入教学大纲。
1960年代之后，随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赔款之后顺利融入西方政治，以色列也成为了美国的忠实伙伴，曾经阻碍以色列指责大屠杀的国际政治因素逐渐消解。1967年，以色列在巴以战争中的胜利更是“洗刷了建国以来一直伴随着以色列精英们的‘耻辱’”，以色列成了一个强国。
桑德在书中指出，正是为了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新策略，在世界上“聚积声望资本以及经济资本”，以色列才一改之前的谨慎态度，转而将犹太人过去的苦难崇高化，将其视为“犹太人做出的最大牺牲”。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犹太幸存者的后裔，还是没有经历过纳粹屠杀迫害的犹太人，都成为了纳粹主义受害者阵营的成员和纳粹暴行的声讨者。
但仅仅将苦难崇高化还不够，如果想把对犹太罹难者的同情铭刻在人们的意识当中，还需要“苦难的特殊性、排他性和全民性”。于是，“所有其他的受害者都被排除在外，种族灭绝成了犹太人的专用词”，犹太复国主义的大拉比（犹太教会精神领袖）就曾扼杀亚美尼亚人后裔要求承认土耳其大屠杀纪念日的努力。在西方记忆中的纳粹种族清洗现象也在不同程度上排除了其他受害者，这些受害者包括茨冈人、抵抗战士、反对派、共产党人、社会党人、耶和华见证人派、波兰知识分子、苏联军官和警察等。就这样，纳粹的工业化屠杀似乎成为了犹太人特有的悲剧。
犹太复国主义者单纯强调犹太受难者的意图和行为，实际上是把历史的关注重点从纳粹这一施暴者转移到了犹太人这个受难群体身上，强调的是罹难者的独特性，即犹太人作为受害者是特殊的，没有也将永远不会再有像犹太人一样的受害者。在桑德看来，这一做法十分讽刺，因为它在本质上和希特勒一样，把犹太人排除在了“正常”的范围之外。
实施种族主义政策的“民主”国家
以色列经常被外界视为中东地区唯一的民主国家，因为它拥有独立的司法和自由选举。桑德在书中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因为以色列一直强调自己是属于全世界所有犹太人的国家，对生活在以色列境内的非犹太人则实施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政策。
桑德注意到，从1970年代开始一直到1980年代，以色列一直强调自己是犹太人这个族群（或种族）的国家，而不是以色列人的国家。前者包含了全世界所有的犹太人，后者则包括穆斯林、基督徒、犹太教徒等在内的所有在以色列生活的公民。如果你拥有一个犹太人母亲，或者按照以色列的法律和宗教戒律，改变宗教信仰转而信奉犹太教，那么你就被认为是一个犹太人。
在以色列，犹太人可以享受非犹太人无法享受的特权，包括购买土地、成为银行雇员、竞选国家公职等。而非犹太人则在这些方面都享受着不平等待遇，尤其是阿拉伯人，他们被视为对以色列的犹太人特征“构成巨大威胁的危险人群”，甚至在安检时要接受特殊检查，有时还会深夜遭遇警察搜查。
在桑德看来，这种以种族为区分标准的政策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等非犹太人实际上被剥夺了平等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而以色列的法律、教育和媒体中充斥着这种种族主义的思想，他感到自己“生活在西方世界最为种族主义的一个社会中”。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桑德曾曾说：“想象一下，法国人可以说他们的国家不属于法国人，而只属于高卢天主教徒吗？”实际上，以色列就是以相同的逻辑在声称自己是属于犹太人的国家。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同样认为，以色列坚持这种带有强烈排他性的犹太身份是危险的，因为这会“让所有的非犹以色列公民和居民成为二等人”，在今天的以色列，一个穆斯林或者基督徒会因为非犹身份遭到种种歧视，而“这一点便可以让以色列与当今世界大多数民主国家区分开来”。
桑德称自己写作“虚构三部曲”的目的之一就是促使以色列的民主化，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因为时至今日，以色列的缔造者和立法者仍旧把这个国家看作世界上所有犹太人的集体财产，“而不是本地公民主体的最高民主机构”。他甚至担心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续下去，以色列的非犹太人比例高达25%，在一个国家，四分之一人口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歧视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
正是对这片土地的挚爱激起了桑德的悲观情绪，他没有任何想要颠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想法，只是以色列逐渐增强的犹太种族化氛围让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流放者”。他所希望看到的，是以色列能够给予所有公民平等的权利，无论是巴勒斯坦人还是非洲基督教移民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平等的包容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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