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人文城市，是主义还是念想

现代化人文城市，是主义还是念想在初次看到“人文城市”这样的表述时，我的思绪就禁不住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时候，尚不知道房价为何物的知识分子们，还在热烈地讨论着“何为人文主义”的大话题。自然，这样的问题不会有什么答案。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位《读书》杂志的作者，他的文章尖锐地发问道：“谁的人文主义？”文｜唐克扬2020三联人文城市奖提名人“我们首先塑造城市，而后城市塑造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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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克扬

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南方科技大学长聘教授；

策展、设计、文学创作作品多种；

2020三联人文城市奖提名人

“我们首先塑造城市，

而后城市塑造我们”

文｜唐克扬

在初次看到“人文城市”这样的表述时，我的思绪就禁不住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时候，尚不知道房价为何物的知识分子们，还在热烈地讨论着“何为人文主义”的大话题。自然，这样的问题不会有什么答案。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位《读书》杂志的作者，他的文章尖锐地发问道：“谁的人文主义？”

中国传统中不存在“人文城市”这样的表述。对于骨子里属于一种舶来学问的建筑学而言，“人文城市”想要涵盖的问题可能是确实的，但是它的表述形式却难免沾染几分洋气——乍看起来，似乎也是多余的，“为人”的，“人本”的城市，又有谁会站出来说这不对呢？即使在古代语境中，“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的套话中，也还是以人的视角评估这种营造观的后果的。

摄影｜蔡小川

假如，“人文城市”的要害，就是在于搞清楚“人”具体是什么，我们难免就回到了“谁的城市”这样的敏感话题——目的和手段难免彼此脱离，在建筑领域内，人们更多是从一种技术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就算是规划、城市设计这样大尺度的任务，落脚点依然是在于密度、结构、设施、形象等等可以操作的层面。

归根结底，这和建筑师的形式训练和对形式执着的爱好相关——不管这种形式具体是指建筑抵抗重力的方式，还是建筑立面或者平面的比例和数理。这种形式观非常接近柏拉图主义对“理念”的看法，具体说来，就是你是否把那些未能尽显的，藏在建筑表达后面的抽象，看成永恒的、不会随着时代更易的“最高的”标准，而一切现实都不过是这种标准的不太完美的投影。

所以，从这种角度把人文和建筑相联系，“人”一定得是理想的“人”——比如有着异乎寻常躯干四肢比例的“维特鲁威人”，在完人那里才能发现建筑的真理。现代主义建筑师一度建立起了他们认为可以覆盖建筑形象，用材，构造，力学规律的各种模数系统，就是基于这种思路。理想的“人”要么是并不存在的用户，要么是全能的建筑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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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不起哪本书、哪种研究，直接是以“人文城市”命名的，可能因为城市实在是太复杂了，注定属于不同的人群。喜欢特定建筑空间类型（type），狂热拥抱某种建造技巧（building tectonics），就愿意待在威尼斯的酒店、大理乡下、南加州富人区，乃至身处住区围墙内外因而生活方式有别的人，注定对城市有不同的理解。维特科尔（Rudolf Wittkower）的名作《人文主义时代的建筑原理》，重音却是在于“原理”，可以用一幢小房子来图解，而它所指的“人文主义”落脚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正是这个文艺复兴的时代，造就了我们今日对于“人文主义”（Humanism）的一般性看法。

假如完全不熟悉这段西方历史及其前因后果的读者，书中所述的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和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对于古典建筑的祖述，就显得过于刻意，远离我们所熟悉有烟火气的“人文”，因为那里面看上去只有神秘的象数、乐理、宇宙模型、形而上学，却看不到同时代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甚至建筑构造本身的技术合理性——不，也许以上这一切，都已经包含在文艺复兴建筑师对于形式的定义之中，对他们而言“形式”就是“人文”，这听起来甚至有点像古老的中国文艺理论的定义，因为后者便认为，“文”（纹）既是一种意义的符码，最初也是神谶般的图案，二者是互相发明的。

维特科尔对于建筑“原理”的研究，其本意或许并不是导向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而是试图在历史中复原建筑创作的人本冲动，那就是在“人”自身之中找到建筑形式的起源，从而“文”和“人”完美统一了，在这个意义上建筑形式首先是一种人类语言。与此同时，或许也由于立基于瓦尔堡学院的维特科尔对于科学主义的虔信，他对于“规律”的爱好还是冲淡了这种历史研究中出现的种种矛盾，或者说，忽略了研究对象身上存在的偶然性和不尽合“规律”之处——它似乎暗示着现代的建筑师们，只要沿着阿尔伯蒂和帕拉第奥铺设的坦途走下去，大到一座建筑的立面形象，广袤如区域性的景观，小到它的内部格局，细微至家具和人体的关系，都可以用数学和几何来解释——具体的人于是变成了抽象的人，建筑工程学驱逐了建筑社会学。

这种“人文建筑”的路数落实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时，往往导致了对于枯燥“规范”的迷信，“原理”易名为“法式”。其实此“原理”既非科学，也不能直接作用于“人”。我们常常看到借助数理工具复杂“推导”后的建筑有着让人瞠目的形式之美，但是同时却对抬头就能看见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因为这种形式本身也进入了当代文化的审美领域，可以成为手机壳图案，婚礼现场……所以它很可能也是以“人文”之名赢得大众关注的，只不过是在画廊里、教室里，或者在爱好网红摄影者的画框里，而不是在现实中。

“人文城市”比“人文建筑”大得多，一旦“人文”搭配“城市”，也立见“人文”概念自身的混杂与矛盾。建筑师在讨论城市的时候使用的是一个复数名词，因为个人其实无法和集体达成完美的妥协，大多数城市建设都是在使用者缺席的情况下完成的，即使这样，现有的城市决策者之间，不同时代的不同集体之间也有着这种或那种的分歧和矛盾。和通俗的批评相反，我们的城市绝不是建立在一个又一个全然的错误之上，没有哪种城市理论在它还活着的时候就大获全胜或者一无是处，只是，当我们徒然地追逐人文城市的绝对“原理”时，某个时空的“正确”转眼间又已是马后炮。

至少是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以人为本”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被翻译为《人性化的城市》（Cities for People）的此类城市著作，反映了今日世界的城市营造者急于找到一种普适性的“以人为本”的城市标准，比如“活力”、“安全性”、“健康”、“可持续”、“历史存续”。可是作者扬·盖尔（Jan Gehl）分明也告诉我们，“城市”和“人”这两个词都是复数的，而且“城市”和“人”是在操作层面互相定义的：“我们首先塑造城市——而后城市塑造我们”。

2020年8月8日，广州超级文和友。（图｜视觉中国）

在这本书里他首先提出了“为人的城市”应该是小尺度的，提出了地面生活的重要性，适合步行、停留、会面，等等。但是难以忽视的是书中提到的发达国家的某些大城市，恰恰是通过早期畸形的资本主义投机经济，才积累了今日高质量的都市生活所需的经济条件，它们有特色的“文”（都市形式）和特定的“人”（社会状况）早已合而为一，两者绝难“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不容易为后来者所简单模仿。

当发展中国家步履蹒跚地跟随这种节奏时，作者却告诉他们，他们需要更多的地面生活，新鲜空气，而不只是摩天大楼……要知道，这些城市居民身后密密麻麻的高层住宅，其密度比起十九世纪纽约的贫民窟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一厢情愿的“人性化的城市”（其中不一定有好的下水道，但一定要有“生态出行”的自行车道！）的二元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前提不大容易改变，但是故事尽管花样翻新。设计和生活的割裂讽刺地暗示，只要相机不去拍摄那些大面积的鸽子笼，只看城市里零星的绿地，或者聊聊高度仅有1-2层，往往躲在穷乡僻壤的明星建筑师作品，“以人为本”的城市理想，还是有可能在票面上兑现的。

北京胡同日常（摄影｜李虎）

实事求是地看待“人文主义”的渊源，表达了一种起码的历史学觉悟，那就是作为整体的“人”存在着这种那样天生的缺陷，“人”对于舒适性、生存权……等等的诉求，也会随着不同的社会状况出现分歧，这种缺陷和分歧难以在复杂的当代都市状况中予以根除，承认它们的存在，本身是人文主义时代成就的一部分。

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认为，文艺复兴人按照各自的重新创造了希腊人以来的古典传统，这种自主性成为他们日常生活有机的一部分。在他看来，人文主义并不是一种抽象，凝滞的价值，畅想于黄金时代的人，应当有能力在自己所处世界的生活现实中找到类似的、经过转换的价值。有关“永恒的希腊人”的表述，容易导致对“光辉城市”这样的新教条的误解，言语大于行动，而法国革命以来的欧洲历史却已证明，任何一种以“绝对幸福”为目标的乌托邦冲动都会归于无处。

摄影｜蔡小川

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很容易把视线拓展到另一个有别于建筑、城市的第三领域，甚至也会顺藤摸瓜，找到第三本与人文主义有关的著作——确实，乍看起来，段义孚（Yi-fuTuan）的《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Geography），是站在城市文化和营造趣味的反面，这位英文比中文好的华裔学者是以讨论景观、地方、感知……而出名的，他的领域和我们讨论的对象好像不大相干。不过，在这本书中，他确确实实是以四座自己生活过的城市——重庆、悉尼、牛津、伯克利——作为表述自己观点的章节标题的，这些城市中并不是完全缺乏这样那样的传统或现代的精彩建筑物，但是段义孚的重点并不是建筑的设计，而是他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浮现的这四座城市，包括它们的空间体验与人事。

相应于“美美与共”的天真想法，段义孚深刻地指出，“正好相反，一种好的体验很可能会排斥另外一种……”段义孚因此排斥了一种“总体上好”的城市观，他的人文城市具体说来只能是“自己的城市”，是曾经发生过的个体与城市的接触，包括各种官能和想象，这种经验不是简单消极的反应，而是有可能在人类特有的文化思维中被转换成积极的“通感”，一种类似希腊人发明的空间记忆术那样的，把特定的场所与某种艺术形式绑在一起的能力。

西雅图街道上的彩绘

在这个意义上，建筑师最高的人文主义建筑造诣，不该是标榜他独一无二的的形象和个性，而是让建筑的使用者藉由建筑空间唤起和深广自己的生命经验。段义孚不因反对专制的总体城市观念，就特别青睐当代城市中盛行的个人主义，相反他认为这反而妨碍了个人潜力的最大发挥。他所推崇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在城市中“一起孤独”的，“和而不同”的状态，跳出个人的小圈子，融入更广大的社群中，但又绝不过分彼此依赖。

从《人文主义时代的建筑原理》到《人性化的城市》到《人文主义地理学》，“人文”和“营造”的关系貌似是愈行愈远了，可它也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人文”绝不可能靠赤手营造出来，不是自上而下设计的结果，就像书店本身并不产生图书，图书装帧并不等同思想的诞生一样。相反，把“人文”和“建筑”硬拉扯在一起，只是为一种本质上服务于资本的行业贴上革命的标签，把表达和意愿当成实质和后果。

是啊，我们总是对“人”这个简单又复杂的表述寄寓了如此深厚的希望，可是，就像捷克作家伏契克说过的名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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