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香港市民纪念张国荣（后张国荣时代香港的偶像）

2003年香港市民纪念张国荣（后张国荣时代香港的偶像）2000年，他的写真集《庆》在内地拍摄。摄影师夏永康记下了张国荣坐在上海绍兴路汉源书店看书的照片，随着写真集的出版，这里成为“荣迷”朝圣的圣地。张国荣从1990年代初期就参与两地文化创作。他拍摄了《霸王别姬》和《红色恋人》，也在内地开过演唱会。“普通市民十几年后、二十年后不忘的，才是大事。”回首2003年香港城市中不断更迭的关键词，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巨星张国荣的陨落。张国荣的离开仿佛是香港这座城市一个预示：如梦如幻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现实的大幕徐徐拉开。在他之后，挚友梅艳芳也早早撒手人寰，香港乐坛和影坛的全盛星光也一点点熄灭了。

2003年4月1日，一个消息走马灯式地在新闻媒体上出现。起初大家以为这是愚人节的一个恶劣玩笑，然而在不断地怀疑、求证之后，不得不直面这个现实：

一代巨星张国荣自香港文华东方酒店24楼纵身跃下，当场身亡。

2003年本就是一个多事之秋。前有淘大花园和SARS蔓延的恐慌，后有二十三条和CEPA的政策转弯。香港的电视台曾制作2003年大事回顾。

有一位文化观察者在评论里写：

“普通市民十几年后、二十年后不忘的，才是大事。”

回首2003年香港城市中不断更迭的关键词，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巨星张国荣的陨落。

张国荣的离开仿佛是香港这座城市一个预示：如梦如幻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现实的大幕徐徐拉开。在他之后，挚友梅艳芳也早早撒手人寰，香港乐坛和影坛的全盛星光也一点点熄灭了。

张国荣从1990年代初期就参与两地文化创作。他拍摄了《霸王别姬》和《红色恋人》，也在内地开过演唱会。

2000年，他的写真集《庆》在内地拍摄。摄影师夏永康记下了张国荣坐在上海绍兴路汉源书店看书的照片，随着写真集的出版，这里成为“荣迷”朝圣的圣地。

2020年5月12日，汉源书店在疫情中黯然关门。还有人在微信中写道，“这是张国荣的《庆》里出现过的书店”。

张国荣的离去和缺席，某种程度上开启香港这座岛屿与大陆在心理上的距离渐行渐远的十余年。回归后，本来香港文化界就有“未返屋企”的感觉。2003年的一系列”大件事“，更让这种独立与疏离更明显。

就如诗人廖伟棠在《香港波西米亚》一书中所言：“香港文化的独立面孔也逐渐清晰起来，虽然会带来更大的误解。”

在张国荣的粉丝群体里，有一类被称为“后荣迷”，指的是在张国荣离开之后才了解并迷上他的。

而在香港流行文化甚至更广大的文化领域，2003年大概也可以视为一个标志性的节点，漫长的“后张国荣时代”开始。

2003年，魔幻现实

没有亲历过2003年的人，大概并不知道张国荣的死讯之于灰暗的2003年，是怎样的雪上加霜。

2003年，SARS爆发，香港淘大花园失陷，已经是魔幻现实。紧随而后的张国荣的死讯仿佛是灰暗时刻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于1997年回归，但是对于很多关注香港的人来说，2003年才是心理上的一个分割点。围绕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7月1日有五十万人上街，一度冲击到当时的特首董建华。最后二十三条立法终止，但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及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相继请辞。

也是在那一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俗称CEPA）签署，从经济上，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密切了。

麦兜系列的几部剧场版一直紧跟时代，大概可以作为香港社会发展的注脚。

2004年的《麦兜，菠萝油王子》里，那个叫麦炳的男人，抛下沉浸在新婚甜蜜里的麦太，留下一部《菠萝油王子》的书稿，回去完成自己的“复国之梦”。

在这部电影里，“活在过去”的麦炳似乎缅怀着旧日殖民地时期香港高速发展的荣光，而“活在未来”的麦太则希望告别劳碌生活，买一块墓地对着大海。

只有活在当下的麦兜，在时局和经济的萎靡中进退两难，为了让时间过得充实一点，只能抖抖腿。

自CEPA后，两地贸易往来愈发频繁，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在大陆定居。根据2008年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调查，约有50万港人长期居于内地。2009年一年间，就有4万港人移居内地，首次超过内地定居香港人数。

2009年的《麦兜响当当》让麦太带着麦兜到武汉发展，放下豪言，“这座城市成就了热干面和鸭脖，也能成就我！”

2014年，《麦兜当当伴我心》里，老校长的小巴载着合唱团的小朋友在香港和深圳穿梭。麦兜认识了一个东北口音的内地小朋友，在她的豪宅里找厕所到迷路。

在2015年之后的香港其他影视作品里，内地客的身份从之前的“穷亲戚”变成了“富商”、“暴发户”。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香港网络上有人揶揄，2003年病毒由香港散播全世界，证明了香港果然是国际航空枢纽，今次地位不保，内地交通基建令人瞠目，也确认香港的交通枢纽的地位已逐渐失去优势。

香港电影，回光返照还是命悬一线？

2020年5月6日，香港金像奖以直播方式举行，20分钟短平快宣布完了奖项。这也是金像奖自设立以来，第一次取消线下颁奖典礼。

即便在2003年SARS弥漫的时刻，也没能出现这样的“缺席”。

2003年4月6日，为了纪念张国荣，“四大天王”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时隔多年，再次齐聚，清唱了张国荣的歌曲《当年情》。

2020年，香港金像奖的最大赢家是由曾国祥拍摄、两位内地新生代演员担纲、在重庆拍摄的《少年的你》。

而回顾2003年，《无间道》和《英雄》平分秋色。对于已经落寞了一阵的香港电影来说，当年的《无间道》无异于一剂强心剂。

《无间道》拍了三部，将下一代港星陈冠希和余文乐捧到一线，也让每一个天台都有阿sir在“谈心”。麦兆辉 、庄文强的谍战与卧底故事从警界复制到地产，几乎垄断了之后整整十年的香港电影市场。从《窃听风云》到《无双》，直到2018年，这一套戏码仍然能卖能打。

但对比黄金时代，难免让人惋惜。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香港电影黄金十年里，“许鞍华有鞍华拍的，关锦鹏有关锦鹏想拍的”。

《胭脂扣》中十二少的角色最初选角是郑少秋。因为沈殿霞怀孕，郑少秋辞演。有传闻是梅艳芳力荐张国荣演出。最初十二少的戏份只有三页纸，对白不过十多句。据说是定装的一身长衫造型打动了李碧华和关锦鹏，于是为张国荣加戏，电影最终才为如花和十二少各表一枝。

后来张国荣在一次大学讲座里说到这件事：“这也许说明了，我是一个有魅力的演员，对一个作者而言，或从商业的角度而言，我对观众也有着一定的吸引力跟叫座力，这正是市场的基本需求。”

不过二十年光景，关锦鹏《胭脂扣》里的如花美眷都远去，《长恨歌》的失利将他和郑秀文都压了几年。

许鞍华也还在拍电影，虽然作品仍然工整，但除了《天水围的日与夜》，再也没有拍出过《投奔怒海》那样震撼人心的作品。

在1990年代坚持开工拍烂戏让香港电影人有工开的王晶，算是最早瞅准时期来到内地发展的弄潮儿。他在2016年接受梨视频采访时就直说，香港电影已不存在，只有华语电影。

在王晶这一辈导演之后，新一代香港导演的创作要不干脆脱离了香港这个土地，如曾国祥；要不如只在香港市场上映，不图大声量，如翁子光（《踏血寻梅》）和黄进（《一念无明》）。

彭浩翔的《人间·小团圆》有过为这座城市立传的野心，但是明显心有余而力不足。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是，2014年上映时，还因为杜汶泽的言论问题遭遇了内地票房滑铁卢。

导演之外，演员上更青黄不接。2019年，古天乐一人主演6部“原味港片”，几乎是部部过亿票房。有媒体戏称，“古天乐宇宙”触底反弹，拯救“命悬一线”的香港电影。

且不说是不是真的救成了。古天乐出道在1990年代的TVB，沾尽了金庸剧的荣光，荣膺过杜琪峰几部电影的男主角。虽然他也没有经历过张国荣那个因为扮相靓就让导演和编剧心甘情愿加戏的时代。但后来的香港年轻小生，连古天乐曾经拥有的平台和机会都望尘莫及。

前不久王晶宣布续拍《倚天屠龙记》大概是这种青黄不接局面的一个实证。王晶选择了林峰饰演张无忌，网友群嘲“年纪太大”，但也提不出其他的人选。因为真的没人了。

性别叙事

“后张国荣时代”是巨星缺席的时代，也是LGBT文化在香港被主流接纳的十余年。作为香港娱乐圈甚至东亚文化圈第一个公开出柜的明星，张国荣之于LQBT世界的意义，至今仍有余音。

廖伟棠曾说，香港社会一直有着两面性，一面是广东习俗深重的传统社会，一面是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理性社会。

这种一体两面的特点，就决定了香港社会和文化的分裂。一面作为流通港，接收着最西方的文化和观念；一面又日日上演着大婆小三争宠夺产、风水大师导演音乐剧的迷惑戏码。

从《家有囍事》到《金枝玉叶》，1990年代初期张国荣数次出演“娘娘腔”一类的角色。在电影里，性别错位不过是笑料，这类角色的归宿仍然是与“男人婆”擦出火花，最后双双回归“正常”情感路线。

他在1994年的采访中就抱怨，“其实《金枝玉叶》个ending（结局）我不太认同，而且somehow，我觉得香港人对gay的处理太过喜剧化，太过丑化，我觉得并不需要如此……”

1981年，张国荣就曾获邀出演电视版《霸王别姬》的程蝶衣，但因为要保护歌手形象而未能接受；十年后，陈凯歌开拍电影版《霸王别姬》，张国荣在主动争取之下，重新获得这个角色。

1997年，张国荣与梁朝伟共同出演王家卫导演的《春光乍泄》。电影在全球范围引起很大回响，至今是最知名的亚洲同志电影之一。

不同于同时代欧美同志电影对性少数人群在社会中所受压迫的呈现，《春光乍泄》中，没有社会的压力，只有个人的迷茫。

同一年，在复出歌坛的演唱会中，张国荣参考英国歌手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造型，脚踏一双珠片闪灿的红色高跟鞋演唱《红》。在那一场音乐会中，他第一次公开提到了唐先生（唐鹤德）。

1997演唱会之后，张国荣让林夕帮他写一首歌，表明出柜后的心境。就有了2000年发行的《我》：“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2000年，因在电影中的精彩演出，张国荣受邀与法国时装大师Jean Paul Gaultier。后者为张国荣的《热·情》世界巡回演唱会中量身设计了服装。然而，香港传媒以“贞子化身”、“扮女人”来形容张国荣的造型，更有电视剧以“人妖”、“变态”来影射。

从1996到2000初，正是香港狗仔文化兴起的时期。一切的文化突破到了他们的手里，都只有猎奇化的视角和耸动的标题（眼熟吗？）。

然而张国荣坚决与这种世俗对抗。他在娱乐界的影响力，他毫不遮掩的举动，加上他与唐先生的坦荡态度，从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于LGBT群体的正面认知，也推进了香港性别运动发展的步调。

2004年，法律决定将gay sexual合法年龄由21岁降为与异性恋相同的16岁。

2012年，黄耀明站在15年前张国荣站过的红馆舞台上，直白地表示：“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是一个‘基佬’。”

时隔15年，他的“出柜”迎来了传媒的掌声，只有少数网络言语作出攻击。

2017年，香港西九文化区M 博物馆举办了《暧昧：香港流行文化中的性别演绎》展览。进入展厅的第一件展品，就是张国荣在1997年演唱会上穿过的珠片红色高跟鞋。

也是在2017年，香港确定将承办2022年世界同志运动会，这也将是这一LGBT界的重大事件首次来到亚洲——这大概可以算是张国荣深度参与的香港LGBT运动在多年之后的回声。

然而，在港内，人们关心着“上街”提诉求；在港外，公共领域讨论话题收缩，LGBT话题无法被放上台面。但更重要的是，随着文化互动的减少，港外的大众与这座城市不仅情感连结淡薄、关注度也大大降低，信息自然也无法同步。

Ending：

有媒体曾经评价，在几乎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个英年早逝的名人，他们的遗产和光辉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地区的文化。在1980年代的日本，是尾崎丰（歌手）；在香港，是张国荣。

张国荣的生命连系着香港流行文化及历史的兴衰起落。他在1980-90年代崛起成为明星，恰逢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全球金融中心的黄金岁月。他是为成长于香港经济腾飞之初的“婴儿潮”一代准备的青春偶像。

他一度移居加拿大，正是香港回归之前的移民潮。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沮丧和陨落，恰是2003年香港艰难时世的对照。

香港造就了他的星途。，而他本人也在表演的探索中一次次将“我”高度角色化，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更丰富的可能性，更为香港文化开辟了新的深度与广度。

对于内地1970年代以降的人来说，张国荣不仅代表着从录像厅港片记忆里走出的第一代巨星，也是初入人们视野的第一代偶像。

在今日，年轻的追星族们似乎无法理解这些“不营业”的偶像。反过来，”偶像“概念已经无限缩小的今天，诞生的是更基于受众的“定制化”爱豆，似乎再也无法产生张国荣这样有作品、有自我表达、甚至用一己之力反抗文化、改写社会印象的文化偶像。

2003年，偶像的陨落、现实的夹击，意味着香港过往的荣光真的褪去了。做梦的菠萝油王子已经不再有，剩下只有被股市和楼市压得喘不过气的麦兜。后张国荣时代没有传奇，只有越来越痛的现实领悟，以及越来越少的情感认同。

参考资料：

Firelight of a Different Colour，Nigel Collett，Signal 8 Press，2014；

禁色的蝴蝶：张国荣的艺术形象 ，洛枫，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

重溫《2003年香港大事回顧》，瘟疫蔓延時的20個回憶，thenewslens/article/13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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