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病毒源头消息（成都病毒捕手没有湖北旅行史）
广州病毒源头消息（成都病毒捕手没有湖北旅行史）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调组分为30多支现场流行病调查小分队，两人组队，如果某一区县报告疑似病例，小分队会与属地疾控部门、社区汇合，完成采样复检，开展问询。虽有诸多高科技可应用，但面对复杂琐碎的线索、感染者刻意或无意的隐瞒、监控录像保存时间不足等问题，流调组成员的工作，仍普遍以最为传统的询问方式进行推演，从可能被人遗漏的“蛛丝马迹”中，还原出新冠肺炎感染的途径。疫情暴发初期，作为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组副组长，党员岳勇每天要接到大概200个电话，各层级疾控中心、医疗机构、社区，甚至是普通市民来询问：该如何排查疑似病例？发现疑似病例后怎么办？新冠肺炎的传播有什么特点……每个电话岳勇都会以最快速度问清楚最核心问题：“是否有疑似或确诊病例”。然后，他和同事们开始“追凶”。通过问询、追踪、画图、大数据等手段，把疑似或确诊病例的行动轨迹、传染案例画成关系图，分析全市所有确诊病例传染路径、地区分布、人群特
岳勇（左）与同事画“关系图”
15日上午9点31分，几乎在2分钟内，“健康成都”、成都发布、成都商报……经由政府部门官微、权威媒体，成都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况正在进行新一天的更新。
“截至2月14日24时，成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39人，累计出院44人，死亡1人，其余94人（其中危重11人）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1470例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组，是这份数据的提供方。
疫情暴发初期，作为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组副组长，党员岳勇每天要接到大概200个电话，各层级疾控中心、医疗机构、社区，甚至是普通市民来询问：该如何排查疑似病例？发现疑似病例后怎么办？新冠肺炎的传播有什么特点……
每个电话岳勇都会以最快速度问清楚最核心问题：“是否有疑似或确诊病例”。然后，他和同事们开始“追凶”。通过问询、追踪、画图、大数据等手段，把疑似或确诊病例的行动轨迹、传染案例画成关系图，分析全市所有确诊病例传染路径、地区分布、人群特点，最终形成流调（“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报告，提出合理的预防对策和健康服务措施。
推算14天行踪，编制一张关系网
虽有诸多高科技可应用，但面对复杂琐碎的线索、感染者刻意或无意的隐瞒、监控录像保存时间不足等问题，流调组成员的工作，仍普遍以最为传统的询问方式进行推演，从可能被人遗漏的“蛛丝马迹”中，还原出新冠肺炎感染的途径。
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调组分为30多支现场流行病调查小分队，两人组队，如果某一区县报告疑似病例，小分队会与属地疾控部门、社区汇合，完成采样复检，开展问询。
过去14天内每天的行动轨迹是什么？搭乘了哪些交通工具？接触了哪些人？去过哪些人员密集地？这是最基本的询问。由此引申出来的还有更多细节问题，甚至包括每天吃饭时跟谁坐在一起，分别是什么位置？外出散步时跟谁说过话？说了多久等等。
基本情况问询结束，流调组成员会带着这些信息，回到武侯区龙祥路4号市疾控中心所在地，比对更多流调组成员带回的信息，画出该疑似病例的关系网。
基于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成立的流调组，科室办公室最显眼的是一面比人高的支架式写字板，上面密密麻麻画着确诊病例的关系图谱，以核心病例的发病时间为放射线，往前推算14天内，所有大型聚会接触到的人，以及他们的密切接触者，都在关系网上。
“八卦”一次聚会，完成一组拼图
岳勇说，问一个疑似病例的情况，至少需要两个小时，这一时长会根据疑似人员的社会交往情况延长。如果通过实验室给出的报告证实疑似已转为确诊，流调组则需要细化完善信息，并通过询问其密切接触者佐证各种信息的合理性，直到过去14天内，确诊病例的行动图谱基本“靠谱”。这一过程中，流调人员还要同步排查密切接触者的行动轨迹，以筛查需要医学隔离的人员进行下一步确诊。
在岳勇撰写的新冠肺炎病例分析报告中，涉及聚集性疫情至少占病例总数的五成。
1月31日，郁某确诊。2月7日，来自眉山的徐某确诊。两例病例看似“悬案”：没有湖北旅行史、可疑人员接触史，没有食用过野生动物。直到对1月27日确诊的袁某进行流调后，才发现他们之间的病毒传播可能因为一次聚餐。
袁某从合肥到成都，在汉口停留5小时，1月17日回到成都后即出现发热、咳嗽，1月27日到医院就诊随后确诊。在此之前，袁某组了个局，请了五家人。郁某是其中一家，同餐的另一家沈某，也在2月初确诊。而徐某很可能是在沈某组织的家庭聚餐中被传染的。
“我们在对袁某的流调中，发现其周边有多位确诊病例，此后袁某才回忆有聚餐这条线索。”岳勇说，流调组成员会通过提问方式打听“八卦”，引导对方回忆各种生活细节。同时还要对信息进行甄别。比如岳勇参与流调的一个案例，一对成功人士夫妻开车到大医院看病，后两人被确诊。在对此前14天的行动轨迹问询中，两人刻意隐瞒，关键时间点只说“开会、办事”。流调组成员请他们开出开会人员名单，一一问询。见瞒不过，他们才说出从武汉回来的经过。
“脑补”一些画面，一些病例仍是悬案
很难确定病毒是从什么时候找上A大爷的。80多岁的退休老人，住家、楼下遛弯、买菜，三点一线，生活相对规律。
2月5日确诊后，流调组成员即对A大爷展开询问。“过去14天内你每天都做些什么？”“没做什么。”“1月20日这天你干什么了？”“哎呀，我哪记得嘛。”最初，流调组成员与A大爷的对话即在如此无效询问中循环。
面对“A大爷”们，岳勇需要“脑补”一些画面。比如，大爷过去14天买菜接触过什么人？可能去过哪些亲戚家串门？搭乘了什么交通工具？一项项地排查。但遇到A大爷因记忆偏差提供的无效信息，又该如何？
流调需要进行交叉对比。A大爷说某天他曾去了亲戚家串门，询问其亲戚，这一说法被否认了。无奈，流调组只得请来公安机关协助询问，并借助大数据清晰画出A大爷的行动轨迹。可目前，A大爷这一病例仍然是个悬案。或者某一天，这样的病例“孤岛”会和另一个病例“孤岛”联系起来，成片、结网。
2月6日，成都首次公布68个确诊病人曾停留地点，此后每天更新。在岳勇看来，公开透明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舒缓市民压力，有利于流调工作。
不是“一锤子买卖”，有时靠的是时间
完美的流行病学调查是可以追溯到“零号病人”，即第一个感染并开始散播病毒的病患。但这并不适用于新发传染病，当一份新发传染病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被呈现出来时，绝大多数人在潜意识里认为这是“零号病人”，但其实这样的报告是需要不断被验证或者纠偏的。
让岳勇感到“压力”的除了繁杂的流调工作，还有其他。“有的人会比较依赖流调结果，觉得活动轨迹清楚了，人锁定了就什么都能搞明白了。”岳勇反复在强调一个客观事实：流调不是“一锤子买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根据当时掌握的线索做判断，即使流调结束，也不能打包票说把真正问题都搞清楚了。
比如一起家族聚集性病例，中年女性户主最先发病，继而是其侄女、侄女的婆婆、侄女三个月大的儿子、该名妇女的婆婆。但经过流调，他们均无疫区旅行史，没接触过野生动物，与辖区内确诊患者也并不相识。唯一被高度怀疑的线索是，该名中年妇女的女儿近期从武汉回到成都，但其本人并无任何不适症状，且经过四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此时的流调仅以散发案例处理，“没有有力证据证明这是输入性，那是否是本地源发？”岳勇说，如果是本地源发，当时成都的防控等级一定会升级。直到4天后，该女子核酸检测呈阳性，这起家族聚集性病例的感染路线被最终刻画清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白茹 摄影记者 吕国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