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四线城市的奋斗者（天堂向左城市向右）

一个四线城市的奋斗者（天堂向左城市向右）“到上海，到北京，到任何地方去。总之要离开我们的家！”觉慧这样呐喊道。沈从文则抱着“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的念头，于1922年离开湘西。“尽管向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的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地倒在人家空房下的阴沟边，那我输了。”“五四”运动来了，即便身在内地省城，觉新和弟弟们仍然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然而，他的“新”是折衷主义的，他奉行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以此在思想的新和生活方式的旧之间取得平衡。他把觉慧送走，羡慕觉慧从此脱离苦海，自己却只能继续苦熬。而现实比小说更残酷，李尧枚最终没能面对所面临的深渊。在巴金写《家》写到第六章“做大哥的人”时，收到了李尧枚服

文/谭山山

“与其在乡间过一年平静安稳的日子，还不如在都市过一天活动的生活。”也正是这种信念，支持着一代又一代青年来到心向往之的都市。

在巴金代表作《家》的最后一章，高家三少爷觉慧终于离开令人窒息的省城旧式家庭，前往上海这个“未知的城市”追寻新生活。1931年《家》在上海《时报》连载时，就有人指出，这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和书中的觉慧一样，原名李尧棠的巴金有两个哥哥，且性情和书中描述的相近；觉慧上的是“外专”，编过进步刊物、办过阅报处，19岁时去上海，这些巴金也都做过。

巴金坦承，自己并不想把个人经历写进书里，然而“意外地，那些人物，那些地方，那些事情，都争先恐后地要在我的笔下出现了”。巴金要写的，不仅仅是靠“大胆”和“幼稚”逃离省城生活的觉慧，也不仅仅是被“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活生生断送的觉新，他更想为一代青年喊出他们的控诉。

“到上海，到北京，到任何地方去。”

事实上，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觉慧那样的青年属于“异类”，觉新那样的才是“常态”。

觉新也曾有梦想：他对化学很感兴趣，本打算中学毕业后到上海或北京的大学里继续做研究，还想到德国留学。但他的梦想很快破灭了。作为长房长孙，他中学一毕业，家里就给他操办亲事（像《红楼梦》里的宝玉一样，他爱的是黛玉，娶的却是宝钗，“纵使举案齐眉，终究意难平”），又把他安插到一个公司做职员，过着日复一日的平淡乏味的生活。觉慧感慨“寂寞啊！我们的家庭好像是一个沙漠，又像是一个‘狭的笼’”，然而觉新的感受更深：对于那样的生活，他不敢反抗，也无从反抗，“没有欢喜，也没有悲哀”。他亲手埋葬了自己的都市梦。

“五四”运动来了，即便身在内地省城，觉新和弟弟们仍然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然而，他的“新”是折衷主义的，他奉行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以此在思想的新和生活方式的旧之间取得平衡。他把觉慧送走，羡慕觉慧从此脱离苦海，自己却只能继续苦熬。而现实比小说更残酷，李尧枚最终没能面对所面临的深渊。在巴金写《家》写到第六章“做大哥的人”时，收到了李尧枚服毒自杀的消息。

“到上海，到北京，到任何地方去。总之要离开我们的家！”觉慧这样呐喊道。沈从文则抱着“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的念头，于1922年离开湘西。“尽管向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的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地倒在人家空房下的阴沟边，那我输了。”

他抵达北京的第一天，在西河沿一家小客店的旅客簿上留下记录：“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他姐夫田真一说他“赤手空拳带着一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入北京城”，并告诫他：“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则回答了“娜拉出走会怎样”的问题。莎菲固然有些矫情，在两个男子之间摇摆不定，然而她毕竟受到新思潮熏陶，凌吉士的外貌吸引她，但她无法接受他庸俗的世界观：“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

留下来的成功者说自己功成名就的关键在于“坚持”，其实它并不足以涵盖那些年的艰辛。

沈从文刚到北京的两年半时间，简直就是饥寒交迫：他的住处没有火炉，一身单衣、两条棉被，就是他的全部过冬之物（他自嘲住处是“窄而霉小斋”）；吃饭更成问题，常常饥一顿饱一顿。

1981年，《沈从文传》作者凌宇在北京向沈从文问及这段往事。说到自己如何坚持下来，沈从文说一靠朋友，“当时住北大附近公寓的相熟同学间，几乎过着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生活，相互接济是常事”。他还常常去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的表弟那里蹭饭（农大有自产的蔬果食材）。二靠当时对穷学生宽容的环境。当时的规矩，学生吃饭、买东西可以赊账。直到30年代，沈从文从上海返回北京，还看见当时他们常去的那个小饭馆的欠账牌上，写着“沈从文欠××元”。

在《平凡的世界》中，说出“总有一天，我要扒着火车去外面的世界”的孙少平也经历了这种困窘。小说第一章，路遥一上来描述了县立高中开饭的场景：和往常一样，孙少平磨蹭到最后才去领取自己的两个黑高粱面馍。看到乙菜盆里还有剩菜汤，“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铁勺刮盆底的嘶啦声像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同时，“血涌上了他黄瘦的脸”。

时间来到了上世纪90年代，在慕容雪村的《天堂向左，深圳向右》中，初到深圳的年轻人依然是困窘的。“我可以请你吃饭，但不能借给你钱，因为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看到你。千万别求我给你找工作，我的工作都是自己找的。是的，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你可以在我这儿住几天。”书里这样写道。据说这是在深圳生存的原则。“在火车站长椅上辗转难眠的，在人才大市场拥挤的人群中汗流满面的，在午夜的草坪上忍受蚊虫叮咬的，在罗湖、福田、南山、蛇口的工厂里头晕眼花、牙龈出血、月经失调的，不管你学历高低，不管你现在坐奔驰还是开宝马，你肯定都说过这两句话，或者说在嘴上，或者说在心里。”

这种困窘引起了人们共鸣的东西，这也是豆瓣网友们对《上车，走吧！》这样写实的电影赞誉有加，对《杜拉拉升职记》、《北上广不相信眼泪》这些假大空的影视剧嗤之以鼻的原因。

在管虎2000年导演《上车，走吧！》中，高虎和黄渤扮演来自胶东农村的青年，他们来到梦想已久的北京，承包了一辆小巴，当起了“北漂”。和很多反映“北漂”的作品一样，管虎毫不吝惜地给了北京站不少镜头——这是“北漂”们的第一站，他们一边感慨“北京真大”，一边融入这座城市的洪流。在那个年代，北京对外地人的歧视更严重，他们被称为“外地来京人员”。但两个外地小伙终于靠山东口音的报站名吸引了固定顾客，还引来央视的采访报道（这里有些理想化了，那个年代的央视恐怕不太会关注底层新闻）。但好景不长，两人因此遭到同行报复，小巴被毁。

在《天堂向左，深圳向右》中，“深漂”肖然死了，他的同学刘元后来成为所谓“管理大师”。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刘元表示自己功成名就的秘诀是“坚持”。其实，轻描淡写的这两个字远远不能涵盖他那些年的经历。经历固然一言难尽，但留下来的成功者宁愿只谈成功，不谈经过。像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我”，出身小镇的他在城里扎根，但有人和他聊起他的童年和故乡时，勃然大怒：“你凭什么要我接受已经逃离了的现实。”

无论是留下还是离开，见仁见智，不能说孰优孰劣。

《上车，走吧！》的结尾，高虎扮演的刘承强选择留在北京继续打拼，黄渤扮演的高明则回到老家，到父母安排的单位上班。（现实中，同为“北漂”的高虎和黄渤，际遇却和片中相反：高虎因吸毒丑闻沉寂，黄渤则成为票房保证。）留下是为了将来的发展，无可厚非；而离开的决定，也是明智的——二者的选择见仁见智，不能说孰优孰劣。

电影《立春》里的王彩玲也是选择留下的，虽然有点不情不愿。作为小城的三大文艺青年之首，王彩玲一次次去北京，找工作，买户口，幻想着进京的绿皮火车“要是开往巴黎的列车就好了”。她就是那座小城的包法利夫人，对北京乃至更远的巴黎心心念念，为此，她甚至约束自己不要在这里发生爱情，不要结婚，以免形成羁绊。

绿妖短篇小说集《少女哪吒》里的孙英美愤愤于自己不能生活在更有趣的大都市，也和王彩玲一样，发誓永远不结婚，这样自己就不会跟身边的人一样了。她比王彩玲幸运的是，她最终出去了，在北京成为一个小众歌手。《少女哪吒》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在小县城（在书中它叫“宝城”）中生长。在“指甲盖那么大的县城”里，人们彼此相识，生活千篇一律，孩子们往往小学还没毕业，就变成了大人。除非你认命，接受这一切，不然，你会不习惯，想逃离这里，想去看外面的世界，过一种不同的生活。

对那些不习惯的人来说，“思想跑得太远，可是生活太闭塞”，所以他们用各种方式逃离现实世界：王晓冰不愿意窒息在母亲的爱里（她母亲是单身母亲），宁愿自己是个孤儿，无父无母，谁的情也不欠，浪迹天涯（所以叫“少女哪吒”），她相信“如果你沿着河堤一直向前走，你就能走到世界尽头”。另一个少女李小路，在《硬蛹》的故事中和黄玲玲一起练轻功，她们相信武侠书里说的，练习到一千万遍时，奇迹就会发生，你将身轻如燕，穿云踏雾；而在《寻人启事》中，她和懂鸟语的赵海鹏成为朋友。渐渐听懂一点鸟语之后，李小路觉得天空向自己开放，而且，自己好像走进一个接连不断的魔术空间，“我还是在宝城，但这个宝城却闪闪发光，神秘动人”。

于是，最具魔幻色彩的时刻出现了：“仿佛打开某种开关。逃课的日子，每天都有奇遇，魔法不间断上演，世界好像可以无穷无尽向前延伸，或者说，我们的感官可以无穷无尽延伸，我好像不近视了，能看见枯草里璀璨的紫色的小野花、河滩上白色的芦荻，浇过水的土地是蜂蜜的颜色，上午，河水是淡青色，到了正午，被南山的蓝色映成强烈的蓝，傍晚，河的颜色又缓和下来，成为蛋青色，当中卧着一颗圆圆的红色蛋黄。这一切，都异常鲜明，生动，我永远也不会忘。”

赵海鹏后来离家出走，他说宝城已被邪恶的外星人控制，他要离开这里，另找家乡。什么地方都去过的鸟儿们告诉他：“还有别的地方，还有别的生活。只要你飞得够远。”

身在小城，却可能具备在大城所匮乏的想象力，因为环境的平庸和乏味，思维反而更加无边无际。这是不是刘慈欣等科幻小说作家往往跻身小城的原因？

你可以身在大城回望小城，可以身在小城梦想大城，也可以在小城和大城之间几进几出，一切选择，都视乎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