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诞很小的时候（那张让李诞放弃做知识分子的火车票）
李诞很小的时候（那张让李诞放弃做知识分子的火车票）李诞说，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拿火车票的事情其实很正常，但正是这种正常打击了年轻的他。他说自己一下就认清：“这世界运行的逻辑就是这样，没有我想的那种洁净的东西。”于是，“那我就赶紧运行起来呗，我就加入大家一起运行。”言下之意很明确：南方报业不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吗？为什么这里的记者会做这种靠关系、走后门的事情呢？你们举起的理想主义、社会责任等道德大旗，原来只是一块遮羞布？答：我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按照李诞的说法，这是一个很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在发生这件事之前，他也是“心高气傲”的“文艺青年”，去媒体实习，也有改变世界的想法。但是那年春节前，他去排大队好不容易抢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抢完票回到南方报业大楼实习，在电梯里听到其他报纸的同事在聊天：“哎，马上过年了，回家买票了吗？没事，我们跑春运口的有票！我给你留两张。”李诞说，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从那之后，他变得“特别不喜欢媒体人”，甚至有段时间“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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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可成
问：最近看了《十三邀》许知远采访《吐槽大会》李诞的那集。李诞说起一件事：他在南方报业实习的时候，在电梯里听到跑春运口的记者说自己能搞到票、不用去排队，于是他觉得“太没意思了”，很快就离开了媒体。怎么看这件事？
答：我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按照李诞的说法，这是一个很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在发生这件事之前，他也是“心高气傲”的“文艺青年”，去媒体实习，也有改变世界的想法。
但是那年春节前，他去排大队好不容易抢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抢完票回到南方报业大楼实习，在电梯里听到其他报纸的同事在聊天：“哎，马上过年了，回家买票了吗？没事，我们跑春运口的有票！我给你留两张。”
李诞说，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从那之后，他变得“特别不喜欢媒体人”，甚至有段时间“也特别瞧不起知识分子”，“特别瞧不起这种有操守有坚持的老师”。
言下之意很明确：南方报业不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吗？为什么这里的记者会做这种靠关系、走后门的事情呢？你们举起的理想主义、社会责任等道德大旗，原来只是一块遮羞布？
李诞说，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拿火车票的事情其实很正常，但正是这种正常打击了年轻的他。他说自己一下就认清：“这世界运行的逻辑就是这样，没有我想的那种洁净的东西。”于是，“那我就赶紧运行起来呗，我就加入大家一起运行。”
抛开这期节目，我们观察和理解“春运跑口记者靠关系买到火车票”这件事，有哪几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也即布尔迪厄所说的三种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之一。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教授曾经在接受访谈时说，“很多 记者表明他的收入并不高，可是他可动用的社会资本是挺多的。什么呢？关系、人脉，小孩上个学，拖个关系，买火车票，递上条。”这句话说得学术一些就是，记者的经济资本可能不多，但是社会资本很丰富。买火车票只是社会资本的一个细节体现而已，另一个例子就是地方报纸的教育口记者经常可以帮自己和同事解决孩子上学择校问题。
为什么媒体组织和记者个体可以大量获取和利用社会资本？这和媒体的性质有关。“媒体作为社会的信息传输机构，交往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占有强势的‘结构洞’。由于在社会交往关系链中的高端位置，媒体握有丰富且有价值的社会资本。”（孙俨斌《“社会资本”视角对传媒经济研究的三个跨越》，《新闻记者》2014年2期第75-80页）。
社会资本在媒体中的体现不仅仅是买火车票和小孩上学这种具体的琐事，它还会影响新闻生产的质量，乃至成为抵抗权力的力量。张志安在《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张力呈现》一文（《新闻与传播评论》，2008年第1期第165-173页）中就分析说，《南方都市报》的深度报道记者比一般都市报记者能够获取更广泛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有助于他们的采访和突破。而且，不同深度媒体之间的社会资本共享，还“有利于实现对权力干预、政策管制的‘集体协商’，以达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正面效应。”
第二个角度是新闻伦理。 让李诞觉得备受打击的，也正是春运跑口记者走后门买火车票这件事情有违伦理的地方。正因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核心是社会关系、是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因此它也 往往容易导向利益交换、权力寻租，或者“变现”。关于和社会资本相关的新闻伦理问题，相关研究有张志安和陆晔教授的《记者“权力寻租”中的社会资本转换及 其伦理边界》、潘忠党教授的《“补偿网络”：作为传播社会学研究的概念》等。
另外，陈力丹、王辰瑶、季为民合著的《艰难的新闻自律》一书中提供了不少鲜活的案例。他们总结说，“虽然认同用记者身份给自己牟取好处的人较少，但是……个案中还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记者身份在日常生活中是有影响力的。有意思的是，不愿意用记者身份为个人牟取好处的新闻工作者，却往往无法拒绝亲朋好友的请求，常会利用记者身份为亲朋好友办事。当然，在这么做的时候，很多人也是有底线的。”
值 得一提的是，这类现象集中发生在跑口记者身上，而不跑口的记者、社会调查记者等，则很少有这样的“关系变现”机会。这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一些媒体会 采用强制轮换的方式，也即规定一个记者不能长期跑某个条线，防止产生过深的利益关系，但是这样带来的代价就是：不利于记者深入某个领域。
第三个角度是媒体的道德感召。新闻媒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它和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你永远不可能以单纯“在商言商”的态度来谈论新闻媒体，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责任、担当、操守、理想等字眼。另一方面，很多媒体和记者也乐于宣示道德制高点，这种宣示也常常能为他们赢得忠实读者的认可。
但是，道德制高点站得越高，“人设崩塌”的后果也就越严重。就像如果某个微信营销号发了一条假新闻，大家根本不会觉得有什么；但如果《纽约时报》把某个重要的新闻事实搞错了，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它的形象崩塌了，甚至以后只要一提起这份报纸，就会说它是假新闻。
如何应对这种风险？我想，合适的方法并不是放弃道德感召，那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你不可能把真相、操守、公共利益、民主价值这些词从新闻媒体身上甩掉。媒体和记者应该做的，是不要将道德感召变成一道高墙，变成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依据，而要增加透明度，接受更多的监督，更虚心地面对批评。
我想，李诞说的“这世界运行的逻辑就是这样”其实是一种极大的简化。这世界运行的逻辑既不是道德完美无缺，也不是人人蝇营狗苟；记者既不是降临世间的神，也不是只贪私利的魔鬼。走后门买火车票的记者，为公共利益奔走的记者，工作只为了混口饭吃的记者，工作起来可以不吃饭的记者，都广泛存在于新闻媒体之中。
最重要的是，就像罗曼·罗兰的那句名言说的：“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
👆 以上是2018年1月21日发送的“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问答专辑中的一则问答，该期内容中的其他问答还包括：如何理解“后真相时代”、如何看待新京报对咪蒙的批评、涉罪人员报道中是否应该隐去姓名、与“小人物”相关的稿件栏目推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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