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恋引发命案女子跟姐夫私奔，被家族除名后险成妓女

畸恋引发命案女子跟姐夫私奔，被家族除名后险成妓女萧红再次出逃后，流浪在哈尔滨街头，实在熬不下去时，她想到唯一能帮助自己的人居然是未婚夫汪恩甲，好在汪恩甲同意帮助，但要求与她目居，萧红这个佩强地反抗父亲、反抗婚姻的女斗士在现实面前低下了头。后来萧红发现受骗，于是再往北平，试图寻找一种独立的生活，汪恩甲追踪而至，接她返回哈尔滨的一家旅馆，而这时萧红已经有数月身孕，汪恩甲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一去不返，丢下萧红孤身一人，旅馆老板扣押下萧红抵债，并发出警告，如果她在规定的时间内偿还不了欠债就被卖去当妓女。1942年萧红孤独地在香港离开世界，张廷举虽然在日伪时期做过日本维持会会长，但因为并无大恶，因为萧红左翼作家的身份逃过政治的惩罚，安然度过晚年。这样的后续的事让人觉得荒墨和伤感，二人之间的现实关系到此为止，而在文学中或者在精神的阴影中，父亲还一直都在那里。萧红从小学卒业上中学的时候，张廷举在是否继续会书的问题上与萧红起了巨大的冲突，父亲的暴躁和专制

18岁私奔，被家族除名后险成妓女，丈夫出轨家暴她，31岁含恨离世

几乎每一个时代都用雷同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贴出面貌相似的标签，如四大美女、晚清四大名著、民国四大才女、民国四大公子等，也许只有这样的集体亮相才能让一个时代多出很多想象的空间和热周非见的气象，在这片宽阔无比的地域上，似乎没有什么比预独更像天敌。即使是这样成群结队被拉出来现世，我们也知道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起名有各的不幸，每一个人都还是要承受各自的人生，并不会沐浴到公共的福祉，也不会因为讲故事的人逃避孤独的倾向而终结孤独，比如兼红、吕碧城、石评梅、张爱玲并称民国四大才女，当然这是一家之言，还有其他的说法。可是非常确定的是，无论如何列举民国时期的才女，萧红以她无与伦比的才华都是在列的，可她的不幸也是赫然的，她是四大才女中最为悲苦的。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张延举是一个读书人，早年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长期任教后从该，普担任县教育局长和督学等职位，具有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张延举是一个性格显躁、喜怒无常的传统男人，非常忌请别人对他权威的冒犯。在萧红的记忆中，他对祖父、母亲、下人都不好，尤其是对萧红更是不近人情，所以萧红说：父亲在我眼里变成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者别的不具着情感的动物。

首先是重身经女的思想让萧红感到了异样的眼光，父亲、母亲还有祖母都因第一胎是个女孩而对萧红很冷谈，甚至一度不让萧红上学读书，这在一个家庭实在让人不解。张延举在萧红读高小一年级的时候，将她许配给省防军第一路帮统汪延兰的次子汪恩甲为未婚妻。

萧红从小学卒业上中学的时候，张廷举在是否继续会书的问题上与萧红起了巨大的冲突，父亲的暴躁和专制让萧红忍无可忍，最后萧红以出家当尼姑逼迫父亲向她屈服。秋季让她入女子中学。此后父女之间的冲突就是一浪高过一浪，在初三的时候，萧红结识了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陆振舜，她向父亲提出解除与汪恩甲的婚约，遭到父亲的拒绝。张、汪两家积极为萧红嫁、娶做准备，萧红面临着与汪恩甲结婚还是跟陆振舜去北京读书的最后抉择，于是，初中毕业后萧红离家出走与陆振舜私奔到北京。那一年，萧红整整18岁。

这件事极大地触怒了父亲，在闭塞的呼兰县城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家人备受舆论的压迫，父亲也因为教女无方影响恶劣被解除职务，姚妹们为舆论威压被迫相继转往外地求学。更何况还有未婚夫汪家的发难。陆振舜已婚的身份，让张家颜面大失，陆家和张家一起断绝了二人的经济来源。他们在北京生活无着落，被迫与家里妥协，萧红答应回家与汪恩甲完婚。汪恩甲的大哥对萧红离家出走一事取耿于怀，对弟弟“幅弱”的迁就行为很是不满。于是迫使汪恩甲“休掉”萧红。萧红于是去法院，告汪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汪恩甲为保全大哥在教育界的名声，承认是自己要休妻的，萧红一气之下回到家里，两人暂时分手。

这次回家萧红的处境更槽糕，整个家庭都视有叛逆个性的萧红为“洪水猛兽” 事实上是被禁锢起来，生怕她再给家族蒙羞闯祸。在孤独无依的生活中，忍受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不自由，萧红终于痛下决心离开这个让自己伤痕累累的家庭，于是在一个夜黑人静的晚上再次逃离张家，终生没有再回来过。萧红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到达了顶峰，父亲将萧红视为“大逆不道、离家叛祖、侮辱家长”宣布开除其族籍，与女儿脱离家庭关系，从族谱中删除萧红的痕迹，在其母姜玉兰的条目下，也只写“生三子”而不写生一女三子。父女两个终生没有和解过。

1942年萧红孤独地在香港离开世界，张廷举虽然在日伪时期做过日本维持会会长，但因为并无大恶，因为萧红左翼作家的身份逃过政治的惩罚，安然度过晚年。这样的后续的事让人觉得荒墨和伤感，二人之间的现实关系到此为止，而在文学中或者在精神的阴影中，父亲还一直都在那里。

萧红再次出逃后，流浪在哈尔滨街头，实在熬不下去时，她想到唯一能帮助自己的人居然是未婚夫汪恩甲，好在汪恩甲同意帮助，但要求与她目居，萧红这个佩强地反抗父亲、反抗婚姻的女斗士在现实面前低下了头。后来萧红发现受骗，于是再往北平，试图寻找一种独立的生活，汪恩甲追踪而至，接她返回哈尔滨的一家旅馆，而这时萧红已经有数月身孕，汪恩甲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一去不返，丢下萧红孤身一人，旅馆老板扣押下萧红抵债，并发出警告，如果她在规定的时间内偿还不了欠债就被卖去当妓女。

萧红一个人拖着沉重的身体被赶进一间冰冷的储藏室，在孤独无助中，喜欢阅读的萧红想起了向当地的报馆求救，一开始自尊的萧红附上一篇自己的小诗《春曲》连同一封说明信，邮到离旅馆不远的《东三省商报》副刊《原野》 据当时的编辑方未艾晚年回忆，信是这么写的：“编辑先生：我是被困在旅馆的一个流亡学生，我写了一首新诗，希望在你编的《原野》上能够发表出来，在这大好的春光里，可以让人们听到我的心声。”

方未艾认为小诗不错，放入“待发稿件”中，并没有读出萧红求救的信号。萧红等不到回音，于是在万分紧急中发出了凄苦的求救声：“……难道现今世界还有卖人的吗？有！我就将被卖掉……”副刊负责人裴馨园看到了这个女孩子撕心裂肺般的叫喊声，有着强烈正义感和责任感的他坐不住了，他召集自己的朋友前去营救，营救失败后暂时稳住旅馆老板和萧红，多方筹钱。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报社的一名业余编辑的萧军出现了。

他先是冷漠地对待这件事，因为身在底层的愤怒的青年已经看透了这个社会规则，空有一腔正义和热情，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在朋友们的热情鼓动下，他抱着好奇的心态去见了萧红，萧红的眼神、语言和气质打动了这个鲁莽的汉子，两人迅即坠人爱河。稍后，萧红在这帮文艺青年的协助的机会逃了出去，与前军结合，在萧军的帮助下，萧红在一个医院里产下一个女婴，贫困中被迫送人。

萧红在无尽的惆怅和痛苦中，像寻找救命的稻草一样抓住了萧军，此后，他们一面维持生计，一面开始写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陷入日本军队之手，许多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开始逃亡，萧军和萧红就是夹杂在逃亡队伍中的一对青年作家，他们从哈尔滨到青岛再于1934年11月初到了上海。在上海，他们找到了鲁迅，鲁迅大力推荐萧红、萧军的作品，为他们的作品亲自作序，生活上也极力照顾，正如萧红说的，“只有他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通过鲁迅，他们的文稿陆续得到发表，在十里洋场中很快便站稳了脚眼。就在他们冉冉上升为两颗闪耀的文坛新星的时候，家庭共同体出现了可怕的裂痕。萧军说过：“适合自己的女子应该是史湘云或者是十三姐，断不可是林黛玉或妙玉，而萧红恰恰是后者。

萧军与萧红之间是有着电石火光里盛开的爱情，也有着无法弥合的裂痕。萧军是典型的北方男人，文人中的武士，他一直以强大者和保护者自居，对萧红敏感脆弱的心灵缺乏足够的了解和体贴，尤其是在文艺创作上，时有发生的戏德与讯嘲，是萧红所不能忍受的。更为悲剧的是，从专制家庭中逃离出来的肃红，居然面临新的家庭暴力，作家靳以和梅志曾亲眼见证萧军对萧红留下的脸部外伤，这给一直追求自尊和自由的萧红带来的屈辱和伤害可想而知。有一次几个朋友聚会，他们看到萧红脸上有一块青肿，朋友问她怎么了，她说是跌伤的，萧军冷笑道：“别不要脸了，什么跌伤的，还不是我昨天喝醉了打的。”

事情的转折是萧军的婚外恋，萧军已经陆续和两位有夫之妇闹婚外恋了，显然二萧之间的感情越来越不好，两人曾经在朋友的劝说下分开一段冷静冷静，萧红一度远走东京，但是仍然没有因为距离或者没静而止两人感情再度升温，1938年春，在西安，她终于与萧军在平静中艰难分手了。这一段以传奇开端的爱情故事，以这样的残局结束，是谁都没有料想到的，而此时萧红最信任的导师、朋友鲁迅先生，深色重病，没有能力再施以援手。

不久之后，萧红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和他们的朋友微木前良走进了另一段婚姻，尽管有流言蜚语，尽管有亲朋好友的反对，萧红还是义无反顾的跟上了一个她希望获得温情的男人——一个性格与萧军截然相反的温柔的男人。在婚礼上，胡风建议新人谈谈恋爱经过。萧红说：张兄，掏肝剖肺的说，我和瑞木旗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沉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萧红说的“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指的是她有孕在身，孩子是萧军的。

人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萧红却完全颠倒了这个说法，八年的时光恍然而过，萧红被困宾馆时跟萧军相遇与现在的局面是何其相似，仿佛这个瘦弱的女孩子，一直深锁在时光里，老去的只是时间，而她并没有长大。尽管萧红与端木蕻良在结婚之前，萧红曾对聂绀弩说，端木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都在那里装腔作势。但是萧红渴望温暖，她架不住自己的儒弱和不安的咬使，又一次走进了婚姻，而这一次也并没有比任何一次更好，当然也不能说就更坏。随着战事扩大，萧红远走香港，这一次远走他乡，她再也没有回来，被疾病包围中，连端木蕻良都不在眼前，年仅三十一岁的生命也就此画上了恋恋不舍的句号。

​萧红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这句话应该是她对自己这些年来爱情和婚姻生活的总结，她所渴望和向往的那种温暖除了祖父和鲁迅，她生命中的那些男人都没有给予过她，相反，他们给她的世界带来的只有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