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是个怎样的人物：从清廉不阿的人
包公是个怎样的人物：从清廉不阿的人因为历史上真实的包公生在北宋时期。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分为三个方面来讲： 因胡适先生的这段话，人们便把包公这样的人物，称为“箭垛式的人物”。意思是他如同诸葛亮草船借箭时用的稻草人一样，本来只是一扎干草，却可以吸收四面八方射来的箭，不但不伤皮肉，反而可以立大功，得大名。 从宋代话本，到元杂剧，再到明代公案小说，最后到清代的公案侠义小说，包公这个“箭垛式的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不断地被演绎加工，形成了独特的包公文学。今天，我就以历史朝代更替为脉络，给大家简要梳理一下历史文学作品中的包公形象演变轨迹。
关于包公，胡适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古来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
因胡适先生的这段话，人们便把包公这样的人物，称为“箭垛式的人物”。意思是他如同诸葛亮草船借箭时用的稻草人一样，本来只是一扎干草，却可以吸收四面八方射来的箭，不但不伤皮肉，反而可以立大功，得大名。
从宋代话本，到元杂剧，再到明代公案小说，最后到清代的公案侠义小说，包公这个“箭垛式的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不断地被演绎加工，形成了独特的包公文学。今天，我就以历史朝代更替为脉络，给大家简要梳理一下历史文学作品中的包公形象演变轨迹。
因为历史上真实的包公生在北宋时期。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分为三个方面来讲：
（1）历史上真实的包公：为什么“箭垛式的人物”选中了他？
包公，即北宋包拯，于宋真宗咸平二年出生于庐州（今安徽合肥），卒于仁宗嘉佑七年，享年64岁。包拯幼年及少年时代，深得父母宠爱并受到良好教育，自幼刻苦读书，29岁时（仁宗天圣五年），中甲科进士，除大理评士，任建昌知县。因父母年事已高，后辞官归乡，直到父母去世后，于景祐四年赴京听选。历任知县、知州、监察御史、转运使、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开封府尹、枢密副使等职。
根据典籍记载和评论，历史人物包公的主要精神品质可以简要概括为：忠君爱国、直言进谏；关心民生、为民请命；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清正俭朴、自奉廉洁；严格执法、善断疑案。
其中，最后一点品质，我们要着重强调一下。包公认为“法令”是立国之本，任何人，包括贵族统治者乃至皇帝本人，也都要在法令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包公一生竭力维护的正是“法令”的公平公正性，这是他能够成为文学中的“第一清官”的关键原因，也是各类历史文学作品中的包公故事反复描写的一个核心主题。
包拯所具有的上述精神品格，使其在当时就受到百姓的称颂。《宋史·包拯传》有曰：
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
所以，历史上的包拯不仅具有清廉正直、秉公执法的基本品质，而且他还敢于横批逆鳞，弹劾贪官污吏，故而忠直之名远播，成为百姓在黑暗社会里所期待梦想的清官，也具有了足够的能量来承载四面八方射过来的“箭头”，成为清官的代表和清官文化的“箭垛”，继而当之无愧地成为后世的文学作品中“清官”的形象代言人。
（2）宋代文人笔记中的包公形象：带有较浓的史料意味。
在宋代文人笔记小说中，士大夫们赞美的主要是包拯忠言直谏、不畏权贵、清廉刚正的优秀品格，表达了对包拯的钦佩。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段子，便是包公弹劾张尧佐的记载，非常精彩。
说是宋仁宗想要升任张皇后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史，当时作为监察御史的包拯不同意，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包拯“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仁宗只好收回了成命。
但因文人笔记主要是记载文坛逸事和文士风流，所以有关包公故事的记载很少，散见的只言片语，也是在展示他的耿直。所以，这时候的文学作品，基本上还介于历史和文学之间，带有比较浓厚的史料意味。
（3）宋代话本中的包公形象：从历史人物进入文学形象的转折点。
当包公在嘉佑七年去世以后，他的文学形象便开始在话本小说中出现了。这时候的话本，经过说书人的演绎和艺术加工，开始有了生动的情节，包公的文学形象逐渐变得丰满。
现存的有关话本，主要有《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合同文字记》，《醉翁谈录》中的《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以及后来散见于“三言”中的《三现身宝龙图断冤》、《宋四公大闹禁魂张》、《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这时候的包公形象还处在孕育期，尚未成型，比较单薄，话本只写了他秉公执法的品质，没有突出其智慧和才干，性格介绍也比较平淡。
可以这样说，宋代话本是最早描写包公的古代小说，也是包公从历史人物进入文学形象的光辉起点。
我们在这个部分，分别从元杂剧、明代词话和明代公案小说中塑造的包公形象，来分别为大家讲述。
（1）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开始有了神异色彩。
元杂剧中包公戏的数量比较多，包公的个性特征也得到了较大的丰富和发展。元杂剧中的包公清廉刚正、不畏权贵、善断疑案，而且具有摧挫权豪势力、为民请命的精神品质，体现出民众对于“公道”和“正义”的强烈诉求。
但，也正在元杂剧中，包公开始有了神异色彩。各种包公戏都把包公的开封府比作“阎王生死殿，东岳摄魂台”，这样就把包公和阎王及东岳判官联系起来，表明他具有“日断阳，夜断阴”的超人能力与权威。
这时候的包公形象饱满且富有光彩，不仅概括了当时普通民众心目中清官的共同特点，同时也为日后包公在文学作品中的清官形象演变奠定了基础。
（2）明代词话中的包公形象：神性色彩加剧。
明代主要有八种包公词话，分别是《包待制出身传》、《陈州粜米记》、《仁宗认母传》、《断歪乌盆传》、《断曹国舅传》、《张文贵传》、《断白虎精传》、《刘都赛看灯传》。
这八个故事在内容上相互联系，首次讲述了包公在文学作品中的出身故事、成长经历、家庭关系及为官断案的经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的《包待制出身传》中，将包公出身演绎成因貌丑被父嫌弃，后被嫂子捡回并抚养成人；后来考中状元、官至丞相。
这个时期的包公形象特征主要是：权威比元杂剧中更加夸大，对皇亲国戚的惩处都能得到宋仁宗的支持，皇帝对其有特殊的恩宠；神威也进一步得到强化，先是天上文曲星转世，后又在断案过程中可以得到神仙的指引、鬼怪的帮助，甚至连城隍老爷都得听他的指挥。
这些形象特点成为包公形象的重要标志，并且直接启发了后期明代公案小说中的包公形象塑造。
（3）明代公案小说中的包公形象：“神”性达到巅峰。
包公在明代公案小说中进一步被神化，成为无案不断的“超人”。为了让包公能够攻克各种疑难杂症案件，明代公案小说赋予了包公很多神奇的超能力。这些超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破字谜。比如在《扮戏》一案中，刘仙英被人拐去，苦找不到是被何人拐了去。包公便焚香祝告，刚烧完香，就听到有读书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清早起来又听到衙后有人唱“戏台上，好生糖，子良也”。包公将两次听到的信息拼接到一起，经过综合分析，很快得出拐走刘仙英的是戏子唐子良。
②预冤兆。如在《黄菜叶》一案中，包公出门，发现马不往前走，便说“这马有三不走：御驾上街不走，皇后、太子上街不走，有屈死冤魂不走”。遂断定附近必有冤情，从而牵出了赵王霸占刘都赛害师家满门的冤情。
③通鬼神。每当包公找不到破案线索的时候，他就会去焚香祝告，烧完香一般就会倦意袭来，伏案而睡，睡梦中就会有鬼神来给其提供线索或指引，一觉睡醒来，很快案子就破了。
④断精怪。包公在明代公案小说里，连妖怪都可以断。比如在《为众申冤刺狐狸》一案中，写的就是包公捉狐狸的事。
总体来说，在明代公案小说中，包公的神性形象达到了巅峰。此时的包公，已然失去了凡人的形象，逐渐化身为一种准则和信仰，成为人民大众心目中的神。
在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中，包公形象出现了转变，开始逐渐走下神坛，重归“凡人”世界。在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几部文学作品是《三侠五义》、《万花楼演义》及《清风闸》等。
在《万花楼演义》中，包公被塑造成为一个圆滑世故、人情练达的忠臣，只是这个忠诚失去了之前文学作品中那种带点锋芒的耿直。他善于察言观色，明哲保身，对君王的态度也有了普通大臣身上的唯唯诺诺。
而到了《三侠五义》中，包公的能力范围更是大大缩小，不再借助神灵和鬼魂的指引，而是主要通过综合运用自己的经验智慧，对案件进行逻辑缜密地推理。比如在刘氏谋杀亲夫、沈青在迦蓝殿杀死僧人等案件中，他会更多地根据生活常识及各种线索之间的勾稽关系去进行推理，从而将扑朔迷离的案情抽丝剥茧般层层剥开，最后做出公正的判决。
这一时期的包公形象，开始演变为朝廷忠臣形象，其斗争的主战场从统治阶级外部转向统治阶级内部，成为维护皇权、反对奸臣的护国忠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包公在文学作品中开始走下神坛，成为一个忠君护主的臣。
综上所述，包公在我国历史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是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包公形象为基础，经过后期历代文人的不断演绎附会和加工，从而塑造出来的“箭垛式人物”。其文学作品形象，经历了“从清廉不阿的人，到片言折狱的神，又到忠君护主的臣”这样一个演变轨迹。每种演变轨迹背后都藏着一个历史朝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每种包公形象的塑造，都是深藏于民众心理深层结构中的心理积淀和理想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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