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嘉兴剿匪：1986年嘉兴蚕茧大战

历史上的嘉兴剿匪：1986年嘉兴蚕茧大战第三，上级盯住基数、盯住基数内茧价不放。坐镇指挥者办公室两部电话机天天打爆，打电话者都是基层茧站和蚕农。两者电话内容都是惊人的一致：某某茧站（市境外茧站）提价了，我们为什么不提？再不提，茧子跑光了。但这个提价信息不一定准确，而又无法核实。其次，县及乡（镇）相关领导放弃其他工作，只为蚕茧而奔忙。有的组织工商、公安、物价、丝绸、供销部门沿途劝说蚕农把售给当地：或组织力量在敏感地段设卡拦截；有的乔装打扮去抢购蚕茧的茧站明查暗访，搜集证据，准备向上级告状；还有的坐镇指挥，处理突发事件。1986年，国家对蚕茧收购政策作了调整，由统收统配改为定基数收购，基数外的蚕茧自由贸易，价格随行就市。省定嘉兴市的收购基数62.5万担，多余的蚕茧可以放开搞活了。但这个“基数”只分配到县，乡（镇）、农户都没有“基数”的概念。产地蚕农只知道蚕茧放开搞活了，缺茧地区的乡镇也就钻了这个空子。1986年春茧上市时，一场“蚕茧

文 | 嘉兴文史

嘉兴 老照片

嘉兴市是全国桑蚕茧主产区。1982年，现嘉兴市域共有桑园46.27万亩，其中专业桑园44.14万亩。当年饲养蚕种82.14万张，桑蚕茧总产量52.3万担（26150吨），亩产桑蚕茧113.2斤（56.6公斤）。

当时，由于缫丝能力不足，不能消化全部桑蚕茧，要调出干茧以弥补现湖州市域桑蚕茧的不足。1983年建立省辖的嘉兴市后，虽然新办了不少小丝厂，但产茧量与缫丝能力之间还是平衡的。在上缴了省里白厂丝后，留丝量与织绸能力之间也是平衡的。

1986年，国家对蚕茧收购政策作了调整，由统收统配改为定基数收购，基数外的蚕茧自由贸易，价格随行就市。省定嘉兴市的收购基数62.5万担，多余的蚕茧可以放开搞活了。但这个“基数”只分配到县，乡（镇）、农户都没有“基数”的概念。产地蚕农只知道蚕茧放开搞活了，缺茧地区的乡镇也就钻了这个空子。

1986年春茧上市时，一场“蚕茧大战”爆发了。“蚕茧大战”的乱象很难用文字来形容。

首先，蚕茧上市季节，我市大部分正规茧站门可罗雀，而大小公路上脚踏车、平板车、三轮车都装着鲜茧川流不息地向北、向西流去。

其次，县及乡（镇）相关领导放弃其他工作，只为蚕茧而奔忙。有的组织工商、公安、物价、丝绸、供销部门沿途劝说蚕农把售给当地：或组织力量在敏感地段设卡拦截；有的乔装打扮去抢购蚕茧的茧站明查暗访，搜集证据，准备向上级告状；还有的坐镇指挥，处理突发事件。

第三，上级盯住基数、盯住基数内茧价不放。坐镇指挥者办公室两部电话机天天打爆，打电话者都是基层茧站和蚕农。两者电话内容都是惊人的一致：某某茧站（市境外茧站）提价了，我们为什么不提？再不提，茧子跑光了。但这个提价信息不一定准确，而又无法核实。

作为政府分管“三农”和财贸的副市长，我理所当然地冲在第一线。白天坐镇市供销社土产公司（基数内蚕茧归该公司收购），晚上到各茧站检查、调研。有一天晚上已近12点，我从王店茧站回嘉兴，人又烦、又困、又饿，但看到我坐的汽车两边都是车载北流的茧子，于是有感而乱吟了打油诗一首：

“自行车、平板车、三轮车，车车是茧子；

镇干部、县干部、市干部，人人为茧子”，

横批是：“蚕茧大战”。

这首打油诗水平不高，但它真实地反映了“蚕茧大战”的乱象，所以流传很广。

1986年春蚕第一次蚕茧大战，对于桑蚕茧主产区的嘉兴市，开始时确实措手不及，中期虽补用了很多行政措施，但为时已晚。蚕茧大量外流，收购量大量减少，直接影响到丝厂、绸厂的正常生产。

1986年产茧量是增产了1831吨，而收购量却减少1313吨。经历了1986年“春茧大战”后，我们认真进行了总结分析认为，我市蚕茧外流的趋势将是长期的。因为我们产茧量大，小缫丝厂比别地少，浙江的茧价执行又缺少灵活性。

我市蚕茧外流的流向：郊区流向江苏吴江；桐乡北部也是流向吴江，而西部流向德清；海宁西部流向余杭、德清。

蚕茧外流的主体，除了边界地区少数蚕农外，一是外地的茧贩子，二是外地不法茧站。茧贩子危害极大，“大战”起始明目张胆收购，但得逞的不多，因茧子份量轻、体积大，一启运就暴露、被捉住。

后变换手法，通过亲戚朋友，在某一村里散布消息，某某茧站收茧多少钱一斤。他在村里物色好代理人，动员每家每户把茧子卖到该茧站去。代理人又物色船只，各家把茧子放在船中，并去一人，半夜开船；代理人事先与茧贩子商量好，在什么地方碰头，然后茧贩子下船并由他引船到茧站。

所以这种茧船境内是无法处理的，因茧贩子不在船上。不法茧站抢茧的手法，是每天早晨开秤时第一至第三秤或看到嘉兴人，价格故意抬高若干元，嘉兴方卖了茧子的蚕农兴高采烈，回村到处宣传，我今天到某茧站卖茧，卖了好价钱，一传十，十传百，第二天嘉兴茧农涌去了，价格就“弑”了。

“货到地头死”，嘉兴的这批蚕农只有“哑子（要用嘉兴土话的读音念）吃黄连”，回村也不好说。

来自网络

1986年中秋茧收购，我们严阵以待。

一是在重点产茧乡（镇）层层开会发动，并把62.5万担蚕茧收购基数按桑园面积分解到乡（镇）直到村，“千斤重担大家挑”。

二是规定一致对外，不打“内战”，市内各乡（镇）茧站执行统一价格，不准抬价抢购。

三是设卡拦截，重点是07省道的王江泾、嘉新公路洛东的思古桥、桐乡乌镇太师桥、320国道海宁科同站等。中秋茧收购开始后，“混战”依旧。

一切仍像春茧收购时“大战”的重演，唯一新鲜的是我们第一次设卡拦截。设卡拦截开始起点作用，劝回了不少本地蚕农，捉到了不少外地小的茧贩子。可是几天后就不灵了。

蚕农和茧贩子不从卡子上过了，真是应了“条条道路通北京”这句话。我们大路上设卡，他们走小路；我们旱路上设卡，他们走水路。我们设的卡子越来越多，拦截到的茧贩子却越来越少，所以设卡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

1987年春茧、中秋茧继续“大战”。至1988年中秋茧收购季节，“蚕茧大战”有所收敛，但“小战”不断，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蚕茧大战”中，我市始终处于“被动防守”。当时出现了很多可气、可叹的事件，现仅举三例：

一是“大盖帽斗不过破草帽”。

1987年春茧收购，我市蚕茧外流仍然严重。外流的主要通道之一是新塍洛东乡的思古桥。在路上，我们预先设了卡子，企图拦截蚕农和茧贩子过桥把茧卖到吴江的铜罗茧站。卡子上有工商、公安、物价、供销、丝绸等部门人员日夜驻守。

有一天卡子上电话告急，请求支援，我派市政府秘书长马文龙带人去处理。他们过去一看，思古桥上已聚集了很多人，秘书长他们一去又有很多人涌到桥上。他们看到这种态势、怕桥断、桥塌造成不测，马上命令卡子上的人赶快撤离。

桥上三个部门六七个人都戴“大盖帽”，“大盖帽”一撤，蚕农和茧贩子们肩担、手提着茧子，呼叫着冲过桥，向北流去。事后大家开玩笑说：“六七顶大盖帽斗不过两三顶破草帽”。这句笑话流传很广，还引申到其他事情上去。

二是我方领导人被对方推搡而致受伤或变相被扣等状况时有发生。我记得有三起。

一起：省计经委主任马村应去湖州检查，督促蚕茧收烘工作，湖州方面强烈反映湖州的茧子被江苏吴江收走了。一天晚上，他去吴江的一个茧站查看，看到售茧的人都是湖州市人。他就跑到茧站结账小楼的二楼，抓了一把票据，想看看票据上售茧人是什么名字、哪里人。当时茧站的人和蚕农急了，团团将马主任围住，推推搡操推到楼梯口，他一脚踏空，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腰、腿受伤。他是“蚕茧大战”中受伤层级最高的领导人。

二起：海宁市副市长李丕宝，看到所辖西部许村、许巷、沈士等乡（镇）的茧子向西流。他先到余杭的塘栖，海宁人售茧的不多，进而到德清的雷甸，看到大量的海宁人在此售茧，他大喊一声：“我是海宁市副市长，请海宁的蚕农把茧子卖到当地去！”随即就被人围住，随去的记者被打、摄像机被碰坏。他们一行人被围在雷甸一天一夜。

三起：我于1987年春茧收购季节看到郊区南部乡（镇）的茧子向北流，但在思古桥、王江泾卡子拦截到的不多，于是与大家分析，必定还有其他路径。

经多方打听，得知双桥汽车站南边有一条民国时期修筑的嘉兴至新塍公路的老路基还在，汽车不能开了，但自行车易畅通无阻，经此路至桃园乡与虹阳乡的交界处，有一条小路可道都降。

我们东找西找，到下午才找到了这条小道。我随即打电话给吴江市政府分管副市长（县级），他答应见面，请我们到盛泽某丝舞厂会面。约在下午6时，我们到了这个厂，厂长出来接待，领我们到会议室，说副市长马上就到。

等到7时许，厂长又来说：“副市长震泽有事，处理完了就来。”等到8时，还未见到副市长来。我有点不耐烦了，责问厂长你们的副市长到底来不来？厂长说我接到通知是接待你们，具体我说不清，估计9点钟总会来了吧。等到9点还未见人。我就对厂长说，我们肚子饿了，麻烦你们食堂帮助每人煮一碗面充饥。厂长却说，非常抱歉，厂食堂没有备面，要么叫人去镇上买买看？ 当时看见有人出去了，但不见把面买回来。

等到10时许，吴江市政府来了位办公室主任，他连连说对不起，副市长来不了，要我来听取意见，我看这样吧，大家都饿了，边吃边谈吧。我们只好无可奈何地接受这种“安排”。吃饭时，我讲了国务院规定如何如何，嘉兴郊区的茧子都跑到你们吴江，请你们要坚决采取措施，不收外地茧子等等。

这位主任说，现在众说纷纭，怎么说得清呢？湖州说他们的茧子流到我们这里，你们嘉兴也这样说，湖州、嘉兴的茧子都流到我们这里，我们哪有这么多钱付茧款呢？我们哪有这么多茧库放茧子呢？快12点了，我们无功而返。吴江方面大概接受了前几天推伤马主任的教训，这次把我们变相“软禁”在厂里达四个多小时。

三是水路拦截蚕茧的危险场面。

1987年中秋茧收购季节的一天下午，接到郊区分管副区长顾春霞电话，说新塍洛东乡思古桥水上卡点拦截到海宁两船茧子，要我去处理。我一面通知海宁李丕宝副市长，要他赶紧到思古桥来，一面立即动身赶到现场。

我已听说德清县在水上拦截茧船时，一工商干部落水身亡，同时水上拦茧船要当机立断、快速处理，不能拖时间。到现场，见两艘水泥大船，装了约100担左右的茧子停在岸边。茧子中间有很多人，除青壮年外还有不少老人、小孩，特别是老年妇女很多。 卡子上的两艘快艇靠在茧船外边，相互对峙着。

离开现场，我到洛东丝厂听取情况汇报，讨论处理办法。郊区的同志已摸清了情况，一船是海宁周王庙镇的，另一船是沈士镇的，他们的意见是就地收购，就地收购的茧子就归郊区。正在讨论当中，外面有人报告：“茧船上的人与我们管理人员闹起来了，你们赶快去制止，否则要出大事了。”

我又赶快去了船边。见茧船上的人爬上了快艇，解缆绳要快艇离开，快艇上的人要把他们推回到茧船上。茧船上的老年妇女、小孩哭声连天。我上茧船了解情况，海宁的蚕农说：“你们不能就地收购，我们回海宁把茧卖到海宁地界，还不行吗？”

“快艇赶快让开，我们回海宁去。”

我问他们怎么知道这里要就地收购？他们说：“你们开会商量，我们知道的。”

原来我们在丝厂商量时，门外、窗外围了很多人，其中有茧船上的人。船停靠河边，不断有人跳上、跳下，晃动得厉害。

我怕出事，就对他们说，你们海宁的李副市长快到了，他来后我们商量，你们不要在船上乱动，大人要管好小孩。不久李丕宝到了，我批评了他一通，两大船茧子，在你们眼皮底下摇过，怎么会管不住呢？这个批评李只好吃进。

商量时，郊区的同志底气很足，坚决要求按市政府定的政策办事，蚕农的就地收购，茧贩子的没收。海宁的同志说：“我们到茧船上去过了，他们要求回家，把茧子卖到海宁去。”

双方争论不下，要我这个副市长当仲裁者。我先表扬了郊区坚守岗位，检查严格，拦住了两船外流茧子；再批评了海宁，疏于管理，外流了那么多茧子还不知道。我又说两船海宁茧子，原则上应由当地收购，但就地收购势必引起海宁蚕农的反对，双方又都在水上，出现混乱局面，很难控制，一旦出事，不堪设想，所以我决定放行，由海宁李丕宝副市长的快艇引领回海宁，一切由海宁处理。

一经宣布，海宁蚕农高兴了，紧张气氛消除了。但郊区、海宁领导都不满意。郊区同志认为你老杜自己定的政策自己违反，我们怎么对下面做工作？ 海宁同志说，既然你们要就地收进，还叫我们来干哈，难道要叫我们看着你们把海宁的茧子收去？

在“蚕茧大战”中，疑问很多，议论很多，但当时“大战”场面乱哄哄，谁也没仔细地考虑分析，谁也说不清子丑寅卯。现在冷静下来仔细想想，有些问题可能会说得清楚一点：

第一，为什么会发生“蚕茧大战”？

首先，“蚕茧大战”就是“原料大战”，大战的核心，就是“价格战”。20世纪80年代初，乡镇企业兴起，办小丝厂投资不多，有原料，销路更不成问题。 可是大家盲目办丝厂，从一个乡镇来说就很难满足对原料茧的需要。

为了本乡镇丝厂的生存，就只有抬价抢购茧子。那么为什么小丝厂有这个实力去抬价抢购而国营丝厂不能呢？原因是国营丝厂有上缴平价丝的义务，而乡镇企业小丝厂就没有这个上缴任务。当时平价、议价丝的差价每吨有7万～8万元，所以小丝厂的实力反比国营丝厂大多了。

其次，是蚕茧收购政策改变以后没有制订具体实施细则，无法操作。1986年春茧开始登场，蚕茧实行定基数收购，基数内茧价国家定价，基数外随行就市。而基数任务省里只分解到县，后来嘉兴市分解到乡（镇），又到村、到户。

所以，一开始蚕农到茧站售茧大家弄不清他的茧基数是多少、基数外多少，况且基数外茧价随行就市，这个“就市”到底多少钱一斤，也没有一个说法。

当1986年春茧收购一开始，蚕茧怎么收法还未搞清，茧站就开门收茧，办法还是统收统价，蚕农不满意，随行就市那部分哪里去了？这样茧贩子就有机可乘，他抬价收购，蚕农还认为他是执行国家政策的，而茧站却在“克扣蚕农”。管理人员捉到了真正的茧贩子，他说我收的是基数外的，只能按就地收购处理，不能没收、处罚。

第二，蚕农都想茧子卖个好价钿，你们为什么东堵西拦，不允许呢？

这个问题既实在又尖锐，直指蚕茧产地的核心利益。原来蚕茧产地上级定下两个指标：

一是蚕茧收购基数，省里给嘉兴市的基数是鲜茧62.5万担；

二是上调厂丝基数，省里给嘉兴市的上调厂丝基数是3340吨。

完不成收购基数，就意味着本地的缫丝下原料得不到保证，本地缫丝厂原料不足就意味着开工不足，税收，利润下降，影响本地的财政收入。更严重的问题是无法保证上调厂丝的任务，完不成上调厂丝任务，上级要求补平议差价，当时的厂丝平议差价每吨约8万元，本地财政确是无法承受的。我们动员蚕农把茧子卖在当地，且千方百计地防止蚕茧外流，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第三，“蚕茧大战”的结果分析。

首先蚕农是得益的。“蚕茧大战”逼着茧价政策的制定部门逐步提高茧价和丝价。1972年，省定蚕茧收购以干壳量计价，每50克鲜茧干壳是以7克为基准，上茧率（上等茧）为100％的基准价每百公斤222元；1979年提高到每百公斤280元，到大战的1986年仍未变动。

1987年省政府决定：在国家基准价未统一调整前，实行价外补贴，每百公斤春茧补80元，早秋茧补20元，中晚秋茧补60元。

1988年省定基准价每百公斤350元。1989年国家对蚕茧收购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每50克鲜茧干壳量提高到9.2克定为基准价，基准价每百公斤提高到960元。

“蚕茧大战”三年，每年茧价均有所提高，1989年茧价提高至每百公斤960元，接近农民预期，“蚕茧大战”也就基本上平息了。所以，从茧价角度看，“蚕茧大战”蚕农是得益的。

但是，“蚕茧大战”对蚕茧生产的破坏作用也是巨大的。原先无论是鲜茧收购部门还是蚕农，对蚕茧质量是非常重视的，特别是蚕农对卖茧的过程是非常考究的。但在“蚕茧大战”混乱局面下，蚕农为增加点重量，就采“毛脚茧”（蚕在茧中未化蛹），但实际上是误解，因“毛脚茧”在运输过程中蚕脚会碰伤茧壁，影响解舒率和丝长。过去蚕农有售燥茧的好习惯，售茧时茧放在匾中或部中，担挑、船运，可以不受潮，少碰撞。

但在“蚕茧大战”中，蚕农为了调换“庄口”方便（指划定一定地区的蚕农售茧茧站），把茧子揿入“蛇皮袋”中，挂在自行车尾部两边，在太阳下东奔西走，往往使茧子在袋中发热受蒸，严重影响茧质。

更有甚者，少数茧站放弃了干壳计价的质量把关，而用肉眼评定等级，以致有不少蚕农在茧子中泼水以次充好等等。这些不仅使茧质受损，而且扰乱了蚕农的思想，弱化了茧质意识和诚信意识，后果十分严重。而要恢复过去的重视茧质、诚信售茧的优良传统，看来还要经历较长的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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