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部查核个人事项什么意思？让更多人了解强制报告制度

组织部查核个人事项什么意思？让更多人了解强制报告制度　　令人可喜的是，强制报告制度施行两年来，效力正在逐步显现：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涉案线索来源于强制报告的已从2020年的月均97件增长到今年的月均234件。“我希望检察机关和相关部门加强协作，推动完善对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追责机制，确保强制报告制度真正落实到位。我也将尽我所能，继续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官启军说。

　　“如果当时女孩身边的人能够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向有关部门报告，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不久前，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鞍山市第十三中学正高级教师官启军来到鞍山市检察院参加座谈。会上，谈起最近新闻报道的某地女孩遭性侵怀孕的案子，她说，“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强制报告制度，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这不是她第一次为这项制度发声。今年全国两会上，官启军提出《关于完善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建议》。“我是一名老师，所以我特别关注孩子们的事情。”在提出建议前，官启军作了充分调研，也向相关法律专业人士进行请教。官启军认为，偏远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需要更多的关注。“与城市孩子相比，这些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大多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父母监护缺失，让他们更容易遭受不法侵害。但是一些农村地区的教师、村委会工作人员等对强制报告制度了解很少。”官启军认为，应该针对偏远农村等重点地区加大对强制报告制度的宣传力度，使相关责任主体对这项制度有清晰认识。同时，围绕健全强制报告制度的程序及渠道、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处罚与救济等，官启军也在建议中作了详细阐释。

　　很快，最高检工作人员联系到官启军，对建议进行了答复。提起答复的过程，官启军说，自己很满意，也“有些感动”。她告诉记者，答复并不只是简单的一纸公文，或是一通电话，而是一个持续深入的过程。“最高检的工作人员和我通了好几次电话，向我介绍强制报告制度出台的背景、推动这项制度落地的过程，以及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等等。这也让我对这项制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和检察机关共同推动这项制度落地落实的决心。”

　　翻看最高检发给官启军的书面答复，记者发现，答复内容很详细，足足有4000多字，针对官启军围绕强制报告制度提出的建议逐项答复，有翔实的数据、具体的案例、下一步工作打算等。比如，关于进一步健全强制报告程序和渠道，答复介绍了重庆、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建立的举报平台、预警系统等具体做法。针对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处罚与救济，详细阐释了检察机关在办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建立的强制报告责任落实“每案倒查”工作机制，即倒查发现应当报告不报告的情况，均将线索移送相关部门监督追责，或通过检察建议、情况通报等方式推动监督纠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令人可喜的是，强制报告制度施行两年来，效力正在逐步显现：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涉案线索来源于强制报告的已从2020年的月均97件增长到今年的月均234件。“我希望检察机关和相关部门加强协作，推动完善对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追责机制，确保强制报告制度真正落实到位。我也将尽我所能，继续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官启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