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你不知道的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你不知道的良渚文化施昕更施昕更生于一个茶商之家，刚出世时家中因一场官司耗尽资产，因而他的童年非常贫困。不过，经济上的逆境并不影响施昕更的早慧，当他13岁辍学时，余杭县瓶窑区立第二国民小学的校长出于爱才之心，执意借钱供小施昕更——这位校长当然不会想到，他这一小小的善举将在十余年为中国历史的改写埋下伏笔。一句话，中华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兰州“黄河母亲”雕塑对中华文明意义极为重大的良渚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一直湮没无闻，与其被发现的年代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第一次在良渚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活动，是在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其时距离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已经不足四个月。在这一危局之中，良渚文化未被战乱埋没而能展现在世人面前，利益于一位土生土长的良渚人：施昕更。

文 | 江隐龙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在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固然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但似乎也没有那么震撼——毕竟，这已经是中国第55处世界遗产了。相比于泰山、黄山、乐山大佛、武夷山这些世界文化与自然“双料”遗产，人们对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的印象也许能总结成两句话：“好厉害……这是哪？”

乐山大佛

的确，在长城、故宫、孔庙等古迹面前，良渚古城遗址显得太默默无闻了。然而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地位能与良渚古城遗址并称的地方，恐怕找不出第二处——良渚古城遗址的发掘至少意味着两件事：其一，中华五千年文明终于找到了实证，可以当之无愧地与其它三大古国并肩；其二，中国“母亲河”这一称号，黄河恐怕要让位于长江了。

一句话，中华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

兰州“黄河母亲”雕塑

对中华文明意义极为重大的良渚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一直湮没无闻，与其被发现的年代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第一次在良渚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活动，是在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其时距离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已经不足四个月。在这一危局之中，良渚文化未被战乱埋没而能展现在世人面前，利益于一位土生土长的良渚人：施昕更。

施昕更生于一个茶商之家，刚出世时家中因一场官司耗尽资产，因而他的童年非常贫困。不过，经济上的逆境并不影响施昕更的早慧，当他13岁辍学时，余杭县瓶窑区立第二国民小学的校长出于爱才之心，执意借钱供小施昕更——这位校长当然不会想到，他这一小小的善举将在十余年为中国历史的改写埋下伏笔。

施昕更

在校长的资助下，施昕更读完了杭州贡院并考入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因学习成绩优异，施昕更被推荐至西湖博览会担任讲解员，这在当时可是一份令人称羡的工作。1929年，民国刚刚结束北伐战争，但连年的军阀混战极大削弱了中国的经济。张静江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后，立即提出举办一届大规模的博览会。至于这届博览会的会址选在何方，张静江也有自己的见地：

“西湖为天下名胜，凡游览西湖者，莫不顿起爱慕之心，此次博览会，借以征集全国著名物产陈列，供国人研究比较，复冠以西湖名称，并即在西湖开会，是欲使天下人移爱慕西湖之心以爱慕国产，则国产之发达，正未可限量。”

1929年首届西湖博览会正大门

于是1929年，西湖博览会正式举办。会上筹得中外展品14万多件，观众前后达10万多人，号称“洵吾浙旷代之盛典，湖山空前之嘉会”，年方十八的施昕更在讲解中眼界大开。博览会结束后，西湖博览会的展品再次用于组建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施昕更自然得以进入博物馆任自然科学部地质矿产组助理干事，在这一阶段，施昕更广泛接触到了考古工作，建立起考古学、地质学的浓厚兴趣。

1935年，施昕更参与了一次重要的考古活动：对古荡地区的遗址进行发掘。在这次发掘中，施昕更惊讶的发现，古荡地区出土的石斧居然如此似曾相识，这是怎么回事呢？

西湖博览会博物馆

原来，施昕更的家乡良渚一直盛行盗挖文物之风，小施昕更从小受那些石器、陶片耳濡目染，所以看到古荡出土的文物时，自然就联想起了家乡那些被盗挖的文物。那么问题出来了：如果古荡地区存在遗址，那良渚会不会也有？抱着这些疑问，施昕更回到家乡开展调查，果然所获颇丰：良渚一带存在着大量的古代陶片。带着这些陶片，施昕更找到了博物馆馆长，提出在良渚地区进行发掘，于是在1936年，良渚考古工作开始了——施昕更当然也没有想到，他惊动的是一个埋藏在地下长达5000年的古老文化……

1937年，第一阶段的良渚发掘工作结束后，施昕更在大量的考古基础之上着手撰写发掘报告，并形成了5万余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的初步报告》（下简称《良渚报告》）。这个重要的工作本应当继续下去，良渚本应当从此进入全中国甚至世界的视野，然而几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考古工作终于也在支离破碎的时代中被搁置了。同年12月，杭州沦陷，施昕更携带原稿逃离，《良渚报告》在几经周折之下终于在上海出版。只是施昕更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1939年，也就是《良渚报告》出版的第二年，施昕更便患猩红热而英年早逝了。

施昕更和他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的初步报告》

在此之后，国势每愈下，直到10年之后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才再一次享受到了和平，而良渚的考古工作，也得以再次开展起来。不过，在此时的考古学者心中，良渚的地位还远远称不上重要——20世纪50年代，因为出土了大量陶片，良渚曾被学者认为是一个古代黑陶作坊的遗址，直到1959年，夏鼐才正式提出“良渚文化”，为这个文明发源地“正了名”。60年代，良渚中出土了玉琮，但考古学家还是没将良渚文化与玉器文化相联系，反而认为这是别的时代的文物混入了良渚……直到1973年，才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改变。

这一年，考古人员在草鞋山周围发现了陶、石、骨、玉等质料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共1100多件，包括玉琮、玉璧 、镂孔壶、四足兽形器等珍贵文物，其中更包括“中华第一玉琮”。长期被视为“周汉古玉”的良渚玉器事实上可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这个发现实在太鼓舞人心了！

良渚文化

在此之后，良渚发掘工作渐渐细密了起来。80年代，江苏张陵山、寺墩，上海福泉山，浙江反山、瑶山、莫角山等遗址纷纷出土了大量玉制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反山遗址，出土了号称“玉琮王”、“玉钺王”的两件超大型玉器，这再一次刷新了古中国玉器文化在考古人员心中的积淀与高度。

但这一切发现，最终在良渚古城面前显得黯然无光。2007年，考古人员在瓶窑发掘到了一段古城墙，之后队员们按图索骥，进一步发现了北城墙、东城墙、南城墙……经过半年的发掘，一座面积与颐和园差不多大小的良渚古城出现在人们眼前。

玉琮王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察，考古人员对古城的年代已经有了心里准备，但古城真正问世时，人们还是被它的庞大与复杂所震撼。良渚古城总占地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布局分为三重，最中心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宫殿区堪称中国最早的宫城，其面积远远超过年代更晚的龙山时代的石峁、陶寺和夏代的二里头宫殿区；其外分别为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城墙和面积约800万平方米的外郭，其占地规模一直领先了1500年，要到距今3500年前后的郑州商城才被超越。

考古人员们已经隐隐猜到良渚古城会是中华文明的曙光，却没有想到，这道曙光会是如此的耀眼……

良渚古城遗址发掘现场

了解到这些，就不难明白为什么长城、故宫、孔庙等古迹在良渚古城面前只能称得上“小弟”；同时也不难明白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的意义了。中国人常常自然“五千年华夏文明”，然而长久以来，中国的信史却一直止步于四千年。梁启超在其写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认为“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这里以中国的历史最为短暂。而良渚古城问世，直接将古中国文明与其他三大文明提高到了一个量级，“四大文明古国”之谓，从此实至名归。

“四大文明古国”新地图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那良渚古城的另一个影响则是让中国重新认识中国。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上，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一直被标注在黄河，而位于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则重新让中国明白，中华文明的源头在长江。良渚出土的“十二节玉琮”已然是后世“周汉古玉”的范本，玉琮上神人兽面纹图像也很可能是日后中国凤鸟文化的滥觞。在岁月的洗礼下，中国“母亲河”这一称号归于长江，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了。

良渚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