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修建水利最多的诸侯国：夏商周时期的陈国经济

春秋时期修建水利最多的诸侯国：夏商周时期的陈国经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工程的兴建，促进了平原农业的发展。黄淮平原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雨量分配不均，完全靠天然降水，极不稳定，需要有人工设施加以调节。但是在铁制工具出现以前，单靠木石制工具是不可能完成的。战国时期，周口地区步入铁器时代，铁器涌入生产生活领域。到了战国中期，黄准平原上升始出现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周口一带畜力运输由来已久。孔子周游列国离陈时，其弟子公良孺以私车五乘相从，可见境内在战国时已经开始使用畜力车辆。淮阳马鞍冢楚墓陪葬车马坑出土有四轮铁车，进一步说明战国时期境内畜力车辆运输已经存在。陈（今淮阳）是历史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史称“其地左挹嵩山之秀，右控商丘之糜。南襟淮蔡，荆涂众山遥拱于前；北枕魏梁，河济诸流近绕其后”。西周的主要交通线仅限于宗周与成周之间，所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诗•小雅•谷风之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又修筑了许多通行战车的道路。中原各国陆路

人类早期就懂得驯养牛、马、骆驼和大象等动物，并用它们代替人力运送货物，还供人骑乘，这是最早的交通运输方式。原始社会炎帝、黄帝和尧、舜、禹担当部落首领的时候，各地的交通有了明显进步。到公元前20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可以行驶牛车和马车的古老道路。据《古史考》记载：“黄帝作车，任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

先秦时期，中国古代交通初具规模。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今周口地区已置邮传书，古代交通有所发展。根据甲骨文、金文、出土实物及古籍记载，商朝就有了“车马”、“步辇”和“舟船”等交通工具，商周时期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已有表示车的象形字，说明车早已出现，并反映出当时的车已有辕和可供乘坐的车厢，人们已掌握了“驾马服牛”的技术。车出现后，为了加快运送速度和提高荷载量，便有了修筑道路的要求。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为争夺中原霸权，纷纷修筑能够通行战车的道路。

出土马车复原图（春秋战国时期）

人类社会很早就出现了传递信息的活动。古代邮驿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商代已开始建立“驲传”制度，进行有组织的通信活动。在古代，人们主要利用人力或畜力传输政令或军令。周代，陈国大道设驲，传递文书。春秋时期，陈国经郑国至京都洛邑置驿路，并在今西华县境内设烽火台1处，该驿路为当时主要驿路之一。驿站配有专用车马，分别称作“日”和“遽”。周口地区邮务始于商周邮驿，专门用来传递官方文书。函件起源于商末周初传递官文的简书。战国时期，苦县（今鹿邑县）设邮驿。

陈（今淮阳）是历史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史称“其地左挹嵩山之秀，右控商丘之糜。南襟淮蔡，荆涂众山遥拱于前；北枕魏梁，河济诸流近绕其后”。西周的主要交通线仅限于宗周与成周之间，所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诗•小雅•谷风之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又修筑了许多通行战车的道路。中原各国陆路交通纵横交错，还沿途设立了“驲置”驿站。如“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战国策•魏一》)。列国对交通的开发，便利了商旅往来，适成应了城市相互之间和城市与外界之间商业往来的需要，加速了城市向经济中心迈进的步伐。

商周时期，车分为“小车”、“大车”两大类。驾马、车厢小的叫"小车”，也叫轻车或戎车。驾牛、车厢大的叫“大车”。小车除贵族出行乘坐外主要用于战争。战国时，由于车战的发达，战车的多少成为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小车的制作很讲究，上面装饰有各类金属配件。那时大车被看作“平地任载之具”，只用来拉点笨重东西而已。商周时期的贵族把生前所用的车马连同驾车的奴隶一起殉葬，多的达几十辆车。如淮阳楚顷襄王墓附属车马坑发现车23辆、泥马20余匹，其夫人墓附属车马坑葬马24匹、车8辆。

古代邮驿驿卒画像砖

周口一带畜力运输由来已久。孔子周游列国离陈时，其弟子公良孺以私车五乘相从，可见境内在战国时已经开始使用畜力车辆。淮阳马鞍冢楚墓陪葬车马坑出土有四轮铁车，进一步说明战国时期境内畜力车辆运输已经存在。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工程的兴建，促进了平原农业的发展。黄淮平原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雨量分配不均，完全靠天然降水，极不稳定，需要有人工设施加以调节。但是在铁制工具出现以前，单靠木石制工具是不可能完成的。战国时期，周口地区步入铁器时代，铁器涌入生产生活领域。到了战国中期，黄准平原上升始出现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

魏惠王时在黄淮平原上开凿鸿沟，即任今河南原阳县北引河水南流人圃田泽（今河南郑州、中牟间），又自圃田泽开凿名为大沟的渠道引水东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折而南流至今淮阳入颍水，沿线沟通济、汝、淮、泗等河流，形成了以鸿沟为干渠的水运灌溉网络，流经宋、郑、陈、蔡，曹、卫诸国。除了水运外，从大河引水至干渠，由干渠再支渠，由支渠引水至每一决农田间沟洫，即指“田畴之渠”，这一水利灌溉系统，为黄淮平原的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淮阳柳林镇红石桥遗址

周显王扁五年、魏惠王六年（公元前364年），魏惠王自三晋大地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魏惠王自此成为梁惠王。地处七雄中央的魏国，为了加强对江淮地区的控制，要绕过偏在东方的菏水，由泗入准，很是不便，就利用淮河北面的几条支流，如颍、沙、涡等水距离河、济较近的有利条件，于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入河水于甫田，又为大沟而行甫水者也”(《水经注》卷二十二《渠注》引《竹书纪年》)，即开渠引河水注入圃田泽，称为大沟油。魏惠王三十一年（前339年），又“为大沟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水经注》巻二十二《渠注》引《竹书纪年》)，即将大沟运河延伸到大梁城（今开封市）北，并绕过城东，折向东南，至于陈（今淮阳县）北，再向南凿至项县（今沈丘县）东北，注人颍水入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沟（鸿沟有大沟、阴沟、洪沟、渠水等称谓，司马迁称“鸿沟”后，名字渐趋统一)。

梁惠王构筑的鸿沟是一个庞大的水系，除主干外，还有三个分支，一是自大梁城引水东行经丹水（即汳水，后讳“汳”之“反”而改作汴水），过徐州汇泗水入淮；一是自大梁城引水东南至陈留，分别经、涣二水入淮；一是自大梁城引水东南至扶沟，经涡水入淮。从而将河、济与淮、泗的丹、雎、涡、颖诸支流联系在一起，在河淮平原上，形成以鸿沟为主干，以自然河流为分支的完整的水道交通网——鸿沟系统。鸿沟引来黄河丰富的水量，又有圃田泽作为它调节流量的水柜，不仅它本身航运通畅，并为与其相连接的淮、泗的几条支流丹、睢、涡、颖等水提供了充分水源。

黄河以南地区运河示意图

鸿沟系统是各国各个时期的统治者以各自不同的目的开凿的，事先没有通盘计划，组成鸿沟系统的各条运河不分主次，迭为轻重，整个运河系统比较紊乱而缺少中心。但是，利用平原地区河流、湖泊密布，施工便利，沟通了江、淮、河、济的航运交通，并有利于农田灌溉。司马迁在《史记•沟渠书》中评价鸿沟说：“自是以后，荥阳下引河水，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于蜀，则蜀守李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騑，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鸿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人工方式沟通了中原与江淮、齐鲁的水运交通，在推动沿线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陈地“控蔡、频之郊，绾汴、宋之道。淮泗有事，顺流东指，此其经营之所也” “又其地原湿沃衍，水流津通”。

战国时期，相传楚相孙叔敖开凿了连接汝水和颖水的运河。据《太平寰宇记》卷十河南道十陈州商水县载：“驿马沟在县西南十三里。古老传云：楚相孙叔敖，截汝坟之水以作塘。下有柘塘陂九百顷，逐为凿此沟。其湍急如驿马，其水发孙塘，屈曲六十里入颖水。”《读史方舆纪要》云：“驿马沟在县西南十里。相传孙叔敖所凿，以沟水湍急而名。屈曲六十里，入于颖水。”该运河的开通，大大方便了漕粮运输和水利灌溉。

《英山徐氏宗谱》载：第三十八世祖先徐畅，“畅仕梦为司楫，主航运之事。周昭王南征，使畅操舟事之，行之汉泽，舟失其底，昭王死之，逸于南昌，报父仇也”。“司楫”是管理航运和船舶的官员。《中文大辞典》“徐偃王”条下注：“穆王时徐子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导沟陈蔡之间……”

漕运图

梁桥是中国古代最普遍、最早出现的桥梁，古时称平桥。它的结构简单，外形平直，比较容易建造。把木头或石梁架设在沟谷河流的两岸，就成了梁桥。早在原始社会时，中国就有了独木桥和数根圆木排拼而成的木梁桥。战国时期，单跨和多跨的木、石桥梁已普遍在黄河流域及其他地区建造。

夏商周国家的财政收人，依赖征收和进贡等。征收的赋税多为实物，称为“正供”，其征收方式王要是直接征收及漕运。国库中储存有粮食、武器、钱币、衣物等，以供给统治阶级享用和国家所需。古代征收的赋与税有区别。西周时，周王室和诸侯国向臣属征用兵车、武器、衣甲等物称为“赋”，征收的土特产品称为“税”。后逐渐将所征用实物和货币统称为“赋税”。据民国一十一年（1933年）《淮阳县志》载：“在《周书》以万民惟正之供，匪帷三代税外加一物即以枉法论，至唐犹然也。”

漕运是历代王朝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通过水运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方式。水路不通处辅以陆运，多用车载。这种粮食称为漕粮。中国漕运历史悠久。漕运约从夏商周时期已经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商代、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漕运情况不得而知，但今周口地区境内有沙颖河、涡河等水道，特别是战国时期鸿沟开通以后，通过水运运送粮食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