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禅的起因,从封禅仪式的变化看先秦儒学与商周天命观的合流
封禅的起因,从封禅仪式的变化看先秦儒学与商周天命观的合流泰山风景秀美,五岳独尊孔子一直以周礼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我从周”,在孔子看来,周礼是中华文明的大成者,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攻伐就是礼崩乐坏的结果,只有恢复周礼,才能回到上古时代的美丽世界。唐太宗泰山封禅图壁画人与鬼神交流途径是祭祀,自上古开始,祭祀的主导权就被牢牢掌握在君王手里,这样君王就成为鬼神的代言人,“天”这一高度抽象化的形象通过祭祀这种人间礼仪巧妙的与帝王身份结合起来,进而异化为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周取代殷商后,为给自己的谋朝纂位寻找宗教依据,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天命靡常”的概念,即君主虽然是上天的代言人,但也应该顺应天命,而天命的核心不在身份,而是“德”,这里的“德”可以理解为君王的品德,也可以解释为天下民心,现代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对此论述道:“奴隶制国家的统治者是承受天的命令来进行统治的,然而天只选择有‘德’的贵族作人间的统治者。殷的先王由于对天敬畏,能够
封禅是中国古代帝王应天改制、报告功绩的国家性典礼,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写到:“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奠基人顾颉刚先生则在传统封禅定义的基础上做了衍伸:“设想人间最高的帝王应当到最高的山头去祭天上最高的上帝,于是把这候国之望扩大为帝国之望,定其祭名为:“封禅”,封是泰山上的祭,禅是泰山下小山的祭。”古代帝王封禅仪式
封禅起源很早,《史记·封禅书》记载到:“管仲曰:‘古者封 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无怀氏是上古帝王,可追溯到公元前五千七百年,七十二家可能是个约数,但也说明此前已有多位帝王封禅泰山。
为什么要封禅,封禅有什么特殊含义?班固在《白虎通· 封禅》中做了明确解答:“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所以必于泰山何?万物所交代之处也”。可以看出,政治性目的是封禅的直接动力,而天人交感、天命君权则是封禅的理论根据。
这种天命神权的政治理念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儒家学说诞生以前,鬼神崇拜是国家最重要的宗教仪式,也是统治者最看重的精神统治工具,“天”作为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最高设定,被认为是万物的主宰,也是王朝树立的根基,《诗经·商颂·玄鸟》记载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无论是新朝初立,还是改朝换代,都要从天命中寻求支持,把世间的一切归结为神灵的安排。
唐太宗泰山封禅图壁画
人与鬼神交流途径是祭祀,自上古开始,祭祀的主导权就被牢牢掌握在君王手里,这样君王就成为鬼神的代言人,“天”这一高度抽象化的形象通过祭祀这种人间礼仪巧妙的与帝王身份结合起来,进而异化为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周取代殷商后,为给自己的谋朝纂位寻找宗教依据,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天命靡常”的概念,即君主虽然是上天的代言人,但也应该顺应天命,而天命的核心不在身份,而是“德”,这里的“德”可以理解为君王的品德,也可以解释为天下民心,现代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对此论述道:“奴隶制国家的统治者是承受天的命令来进行统治的,然而天只选择有‘德’的贵族作人间的统治者。殷的先王由于对天敬畏,能够‘经德秉哲’,所以得到天命;但到了末代殷王纣,却好酒失‘德',天就转而命令有‘德’的周统治者把殷灭了。因此,殷的灭亡和周的继兴,完全出于天对‘德’的统治者的喜好,因此也只有有‘德’的统治者才有资格来配祀上帝。”
“德”学说为周取代商找到了理论依据,但也造成了原有鬼神崇拜制度的解体,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开始兴起。
孔子一直以周礼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我从周”,在孔子看来,周礼是中华文明的大成者,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攻伐就是礼崩乐坏的结果,只有恢复周礼,才能回到上古时代的美丽世界。
泰山风景秀美,五岳独尊
但孔子的学说并没有拘泥于周礼,他以世俗的政治哲学取代了商周时期的天命价值观,进而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学说-儒。孔子思想观念的转变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无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次数的增加,鬼神崇拜这种虚无缥缈的精神统治方式无法解决具体问题,逐渐为现世的政治哲学所取代,正如武汉大学郝长墀教授所说:“孔子总是把政治生活看作道德生活的最高点;一个完全实现了的道德生活是政治生活”。虽然“天”这一设定在儒家学说中依然得到保留,但其地位大大下降,不再超然世外,而是与人伦道德密切相关,神性逐渐消失,人性取而代之,例如在《论语·宪问》中孔子谈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天的地位已经退居到人以后,进而成为人性的注脚,“子不语怪力乱神”。
孟子在孔子的理论基础上将“天”的设定进一步淡化,“是故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这里的“天”早已不在是那个未知领域的主宰,而只是人内心的道德与信念。到了荀子,干脆把天定义为客观自然界之总称,一副唯物主义的嘴脸,高高在上的“天”就这样被三位大儒打下神坛。
但这种情况随着封禅制度的兴起又有了改观,公元219年,秦始皇带领文武百官来到泰山脚下,进行了第一次正式的封禅活动,这也标志着封禅作为应天改制的国家典礼正式形成。
泰山顶封禅雕塑
作为法家学说的实践者,秦始皇并不是殷商天命观的拥趸,他以暴力手段消灭六国,进而取代周王室,成为天下的共主,实则是对天命史观的践踏。但暴力可以快速掌控土地,要想在精神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进而树立起超越上古帝王的“皇权”,却并非易事,尤其是以齐国为首的山东诸国,不仅余威尚存,其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同样不可忽视,法家的那一套治世思想,过于注重实用主义,无力解决信仰问题,而封禅做为一种古老的宗教仪式,其展示性、实践性、影响力、辐射力对于塑造百姓对于政权和皇帝的认同政治效果非常明显。于是在政治性与宗教性之间,秦始皇选择了前者。
与儒家学说对祭祀文化的发展相比,封禅可以看做是政治文化的一种回流,除了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一划时代事件的影响以外,五德学说的兴起也是触发回流的主要原因。五德学说源于战国末期齐国思想家邹衍(就是古天乐版《寻秦记》中琴清的干爹),他以五行学说为基础,将自然界中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的思想引入社会政权的更迭,认为五行分别对应五德,每一王朝分属一德,“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比如秦始皇就认为秦朝属于水德,替代周王朝的火德。
《史记·封禅书》记载到:“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 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现代社会封禅大典表演
五德学说可以看做是周礼中“德”的衍生,邹衍将周代商的单一取代理论演化为五行循环,其本意在于警示统治者天命变化有始有终,应该以德配位,进而达到限制王权的目的,但进入具体实施环节,却为统治者所利用,进而异化为君权神授,受命于天的政治思想。与殷商时期“天命玄鸟”异曲同工。
饶了一大圈子又回来了!武帝继位后,一改清静恬淡的“文景之治”,想做大有为之君,道家的黄老无为之学远远无法满足他的胃口,回归法家治世之道也非他所愿,毕竟秦朝灭亡殷鉴不远,聪明人不会这么做,所以他迫切需要一套崭新的指导思想来为自己的治世思想做注脚。其实武帝本人对儒学的内在文化价值根本不感兴趣,主父堰、徐乐、庄安等都是学长短纵横之术的杂家,武帝在与他们交谈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可见武帝的兴趣所在。武帝一朝任用酷吏也最多,这与儒家讲究的仁政是背道而驰的。后世常说的“罢黝百家 独尊儒术”并不严谨,武帝尊的是“术” 而不是“儒”。汉武帝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学说,替他的既定政策编造理论说明。
董仲舒适时出现了。董仲舒虽为当世大儒,但他却不像像祖师爷孔子那般排斥“天”,《春秋繁露》中写到:“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这些都是前菜,重点在于后一句:“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封禅中改制应天的思想也为董仲舒所吸收,他指出:“改正之义,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称号、正月、肤色定,然后郊告天地及群神,远追祖迩”。在这里可以看出,董仲舒继承了殷周天命观念和邹衍的五德循环学说,把被孔子抛弃的“天”又捧上神坛。
汉武帝雄才大略,封禅是他改弦易张的必然选择
但董仲舒并没有简单复制天命思想,而是将其与儒家学说融为一炉,并借此发展出一套崭新的儒家理论:三纲五常。三纲本是儒家理论,但董仲舒借助天命观中的阴阳学说,将存在于自然界中的阴阳观念嫁接到社会关系理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如此一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就被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变成主宰社会生活的大道。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就可以看做是这两者的深度融合,天不再是单纯的世外主宰,而是道德之天,伦理之天,而有了天命观的加持,儒家伦理变得牢不可破。
董仲舒的理论,发展了儒家学说,让儒家学说以一种正统的姿态登上庙堂,但也正是在他的勾连下,“谶纬之学”开始兴起,成为儒家思想主线以外的一条辅线。
而封禅仪式,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也发生了变化,在最早的封禅典礼中,所祭的对象只是天和地,儒家正统地位确定后,祖先宗庙都是糅合到封禅仪式中,“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时至,封于泰山,禅于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诸侯各以其职来祭,贡土地所有,先以人宗庙,端冕盛服, 而后见先德”,孔夫子的“仁智礼义信”也被展示出来,封禅不再是单纯的乞告上天,而是在与上天交流的同时,发号施令,教化万民。
如此一来,帝国的声势、皇帝的威严与神圣在这个政治仪式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 民众在产生强烈心理感应的同时也接受了由官方输出的政治暗示 加强了皇帝观念的思想认同。
封禅的目的是敬天,但更是为了稳固权力
日慕点评:柯林伍德提出了一个极具魅力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 “只要他真能摸索到历史过程即一连串行动中的思想过程 那么他就已经找到该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
对于封建社会的君王来说,无论是通过暴力获取政权,还是改弦易张好大喜功,获得社会对他权力的认同都是当务之急,这不仅牵涉到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为权力寻找合法性的必然选择,封禅的演变和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上位者为了获取百姓对其统治的认同,借垄断与最高神圣之权威的交流途径,进而从神圣之域获取合法性的曲折历史。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理论又陷入了无法自圆其说的怪圈,尤其是与之伴随的谶纬之学,不仅没有给在位者提供充足的支撑,反倒沦落为各种阴谋论和谣言的总后台,随着谶纬之学的衰落,封禅被淘汰也就是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