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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序(古籍的序跋来源)

古籍序(古籍的序跋来源)对于古籍来说 除书稿完成时有自序、旁人写的他序之外 往往还有整理者、刊刻者的序。刊刻者的序极似今日的《出版说明》 这对了解其书的特点及其版本源流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如清阮元《刻序》 其中说:郭景纯(按:即晋人郭璞)注 于训诂、地理未甚精澈 然晋人之言 已为近古。吴氏《广注》(按:即清人吴任臣《山海经广注》) 征引虽博 而失之芜杂。毕氏(按:指清人毕沅)校本 于山川考校甚精 而订正文字尚多疏略。今郝氏(按:即本书作者郝懿行)究心是经 加以笺疏……博而不滥 粲然毕著 斐然成章 余览而嘉之 为之刊版以传……嘉庆十四年夏四月扬州阮元序。这段序文历述《山海经》的各个注本、校本 评其优劣 要言不繁 一箭中的 甚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序文的写作年月 对考察古籍的流传及刊刻情况尤其宝贵。至于跋 明人吴师曾《文体明辨》说:“按题跋者 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 前有序引 后有后序 可谓尽矣。其后览者

古籍序(古籍的序跋来源)(1)

序跋作为一种文体 都是叙述一书作意(包括宗旨、目的或写作动机等等)的文字 以今人习惯而论 冠于一书之前的称序或叙 有时也称作序言、题记、弁言、前言等等;而置于一书之末的称跋 有时也称“后序”、“后记”、“题跋”、“跋尾”等等 如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等就属此类。

序有作者的自序和旁人的序两种 跋亦相同。旁人的序一般多出自师友或名家 这种序通常冠以作序者的姓氏 如“赵序”、“钱序”等等 写序的人并在文末署名。

古代的书序不在书前 而是在书后。如《史记》一百三十卷 其最末一卷为《太史公自序》;再如《汉书》一百卷 其最末的《叙传》 即作者班固的自序。汉王符著《潜夫论》三十六卷 末卷《叙录》 即其自序 也在全书之末。直到齐梁之间 刘勰著《文心雕龙》 仍遵循古例 全书最末一篇为《序志》 正是刘勰的自序。

在简册时代 书籍大都以单篇流行 就是说 那时的书籍 大都是以一篇为一个装订单位 取阅不受原著篇目先后次第的限制 故书序在前抑或在后 对人们阅读并没有什么影响。但书籍进入册页装订以后 无论是包背装还是线装 篇目的先后次第在装订时已经固定 而这种装订 又决定了不可能单独抽出一篇来阅读 故读书应当先读的序言置于全书之末 从阅读角度说 就已显得不便 于是人们逐渐改变古例 把一书的序移在了全书之前。如杨雄的《法言》 其“序旧在卷后 司马公集注 始置之篇首”(见[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库全书总目》说 司马光注释《法言》时 尚存李轨、柳宗元、宋咸、吴秘的注本 并说:《法言》“旧本十三篇之序列于书后 盖自《书》序、《诗》序以来 体例如是。宋咸不知《书》序为伪孔《传》所移 《诗》序为毛公所移 乃谓‘子云新旨 反列卷末 甚非圣贤之旨 今升之章首 取合经义’。其说殊谬。然光本因而不改 今亦仍之焉。”治学谨严的司马光默认了宋咸的做法 没有把宋咸错误地置于书前的《法言》序移到书后去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时书序已普遍在书前的事实 故司马光尊重了现实。至于李清照、文天祥等特冠以“后序”二字 就更说明 至迟到南宋 序已不再置于书后了。

对于古籍来说 除书稿完成时有自序、旁人写的他序之外 往往还有整理者、刊刻者的序。刊刻者的序极似今日的《出版说明》 这对了解其书的特点及其版本源流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如清阮元《刻序》 其中说:郭景纯(按:即晋人郭璞)注 于训诂、地理未甚精澈 然晋人之言 已为近古。吴氏《广注》(按:即清人吴任臣《山海经广注》) 征引虽博 而失之芜杂。毕氏(按:指清人毕沅)校本 于山川考校甚精 而订正文字尚多疏略。今郝氏(按:即本书作者郝懿行)究心是经 加以笺疏……博而不滥 粲然毕著 斐然成章 余览而嘉之 为之刊版以传……嘉庆十四年夏四月扬州阮元序。

这段序文历述《山海经》的各个注本、校本 评其优劣 要言不繁 一箭中的 甚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序文的写作年月 对考察古籍的流传及刊刻情况尤其宝贵。

至于跋 明人吴师曾《文体明辨》说:“按题跋者 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 前有序引 后有后序 可谓尽矣。其后览者 或因人之请求 或因感而有得 则复撰词以缀于简末 而总谓之题跋。”序一般是对全书的总体说明 跋一般只是有感而发。跋的内容亦较灵活 或抒情 或考订 或议论 长短不拘。跋的作用与序大体相似。(刘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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