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繇葬在哪：浅谈钟繇故里在中牟界城的考证之讹误
钟繇葬在哪：浅谈钟繇故里在中牟界城的考证之讹误在“中牟广电”官宣的《寻找中牟历史文化记忆》的报道中，称齐先生为“探究钟繇故里专门研究中牟历史的学者”，用了这么多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文字作“考证”，笔者认为缺少“学者”应有的严谨。(四)关于至为重要的“钟城”，齐文说，郭缘生只是“可能”看到而且并非一定是“魏太傅钟繇故里”字样的一块碑，便论定“可能是钟城得名的主要依据。”原来“钟城”竟也是由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主要依据”而得名！(一)“应该是看到碑文中有‘魏太傅钟繇故里’之类的文字”？“应该是”是什么意思？是“看到"了还是没看到？显然齐文不敢断定郭缘生看到了所谓的“碑文”！(二)什么是“魏太傅钟繇故里‘之类的文字’”？这是否说，碑上只是有这类文字，并不能断定碑上就是“魏太傅钟繇故里”？既然不能断定《续述证记》的作者郭缘生看到过这块碑，也不能断定碑上是“魏太傅钟繇故里”字样，齐文用这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论据来论证"钟繇故
浅谈《钟繇故里在中牟界城的考证》之讹误作者 路志纯
近期，今日头条、中牟广电等媒体相继刊载了署名为齐治平《钟繇故里在中牟界城的考证》的文章和相关报道，引起读者关注。齐文看似洋洋洒洒，言之凿凿，实则存有诸多不当之处。为正本清源，笔者仅对齐文中明显的讹误作以“浅”谈。
一
“钟繇故里在中牟界城”的基本依据“是晋代郭缘生《续述征记》”，齐文说该书“成书于东晋末年，此时距离钟繇去世才一百多年，长社县境变动不大，钟城钟繇碑上的刻字尚清晰可辨，应该是郭缘生看到碑文中有‘魏太傅钟繇故里’之类的文字”，笔者提问：
(一)“应该是看到碑文中有‘魏太傅钟繇故里’之类的文字”？“应该是”是什么意思？是“看到"了还是没看到？显然齐文不敢断定郭缘生看到了所谓的“碑文”！
(二)什么是“魏太傅钟繇故里‘之类的文字’”？这是否说，碑上只是有这类文字，并不能断定碑上就是“魏太傅钟繇故里”？既然不能断定《续述证记》的作者郭缘生看到过这块碑，也不能断定碑上是“魏太傅钟繇故里”字样，齐文用这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论据来论证"钟繇故里"在什么什么地方，是否合适？
(三)再看齐文下面的文字:“正因为郭缘生亲眼所见，才断定此处为钟繇故里、把石碑命名为‘钟繇碑’”。前面刚刚说“应该是”看到了，这里马上又说是“郭缘生亲眼所见”！是否是齐先生“偷换概念”？不！这已不是“偷换”而是“明换”！用这样方式“考证”得出的“钟繇故里”在中牟界城的结论，笔者认为没有可信性。
(四)关于至为重要的“钟城”，齐文说，郭缘生只是“可能”看到而且并非一定是“魏太傅钟繇故里”字样的一块碑，便论定“可能是钟城得名的主要依据。”原来“钟城”竟也是由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主要依据”而得名！
在“中牟广电”官宣的《寻找中牟历史文化记忆》的报道中，称齐先生为“探究钟繇故里专门研究中牟历史的学者”，用了这么多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文字作“考证”，笔者认为缺少“学者”应有的严谨。
齐文还反复列举了不少著作，但是所有这些著作中关于中牟县的“魏太傅钟繇故里碑”无不出自郭缘生的《续述征记》，而这些著作中引用的片言只语，齐文在作表述时不也用的“应该是”“可能是”这样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文字？因此，这些著作所引《续述征记》的片言只语其价值不就是“0 0 0”再加“N个0”吗？
齐文在介绍《中牟图经》“有钟繇古碑，断折，文字磨灭”时说，“应该是有人实地查看后”云云，“应该是”足以看出其不严谨之处！
二
为了论证钟繇是今之中牟人，齐文说：
“界城在中牟县刁家乡城前张村附近，该村因在城前而得名，自晋代以来记载众多且一致，各史料记载非常明确：‘此城就是钟城，暨魏太傅钟繇故里，城南三里有钟繇碑’。其地初属古长社县，后转属尉氏县，今属中牟县。”
关于钟繇，所有的历史文献都载为“颍川长社人”，这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信史！齐文用所谓的“钟繇碑”来证明“钟繇故里”的存在，即“钟繇碑”=“钟繇故里”=初属古长社县=今之中牟县的界城，结论是钟繇是今之中牟人。那么，齐文直接的、切实的论据在哪里？
齐文在“考证”大作发出后又在《我要上微头条》中写道：
“自从我提出钟繇故里以来，我们也在底下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史料记载方面中牟县时间跨度大、记载一致、层次分明，俨然是完整的体系，可信度自然很高。”
对于齐文“可信度自然很高”的说法，有人留言道：“钟繇是许昌的，长葛市！”齐文回复：“求证据。”又有人留言：“钟繇故里在长葛。”齐文回复：“能举出证据吗？越多越好。”
齐文要证据，而且“越多越好”，那么，笔者试举一例：
请看下面三幅中国历史地图:
这是翻拍自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第一版 1996年6月第三次印刷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照片。这部地图集是由毛泽东主席提议，由谭其骧教授主编，全国90位治此专业的教授、专家通力合作、历时多年编绘而成，它的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这三幅，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在长社或颍川郡与中牟之间都夹着一个“苑陵”县。从地图上看，长社县属颍川郡，尉氏县属陈留郡（国），而中牟县先后属司隶校尉部、河南尹和荥阳郡，连“郡（州）”都不相属，长社县同中牟县七不粘八不连，同尉氏县的县界也十分清晰，从哪儿看中牟县的"钟城"属长社县？既然“初始”而且从来都不属长社县，何来的“钟繇故里”在今之中牟县呢？
野史的只言片语怎么能拿来替代煌煌正史？有哪部正史说钟繇是尉氏或中牟人？
中国历史地图清晰、准确地绘着长社同中牟之间夹着个苑陵县，那么这个苑陵县是怎么回事？
苑陵县，古县名。秦始皇置。西汉时期，苑陵县属河南郡。 新朝时期，王莽改苑陵县为左亭县，治所苑陵。东汉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复改左亭县为苑陵县，属司隶校尉部河南尹。隋大业年间(605～618)苑陵故县并入新郑县。
这就是说自秦始皇至隋朝近千年间这个苑陵县都夾在长社与中牟之间，请问有谁能拿出直接的切实的论据证明今之中牟县的界城，在钟繇出生那年——公元151年或他的祖上生活的年代为长社县所辖吗？
既然齐文要求读者举证，那么笔者不要“越多越好”，只希望齐先生能举出一个直接的切实的论据来证明一下今之中牟县的界城曾属长社县!
三
齐文还对诸如“向城”“鸡鸣城”和“高庄寺保”等，作了“考证”，说:
明嘉靖年间《尉氏县志》记载：“向城在县西北高寺庄保”。杜预注云“向地在今长社县东北”。
齐文是把杜预的这个注作为其“考证”长社县境是包括今尉氏县北部的重要论“据”的。那么， 且看拍自嘉靖《尉氏县志》的一幅照片:
这幅照片里有文字说，（县）“西北二十里至中牟县界”，这个“中牟界”，齐文断定此地——今之中牟县界城亦即“钟繇故里”之“钟城”所在地，距尉氏县治“二十里”，且在尉氏县之“西北”。
而齐文在引“唐朝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三.尉氏县》”说“故钟城在(尉氏)县西北三十五里”。那么请问究竟是“二十里”还是“三十五里”？
问题还不止于此，再请看一幅拍自嘉靖《尉氏县志》的照片:
照片中的文字:“杜预注云向地在今长社县东北界”。而齐文引用时却是“杜预注云：向地在今长社县东北”，少了一个字:“界”！这是为什么？这个“界”字在这里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有了这个“界”字，是说“向城”在长社县东北的县界之与尉氏县的“交界”处。没了这个“界”字，“向城”就可以是长社县东北方向的任何一个地方了，这样一来距尉氏县城“西北二十里”或“三十五里”的“钟城”就可以成为长社县的辖区了！进而现如今中牟县的什么“界城”就成了“钟繇故里”了！
这里，笔者想对为“向地”作注的杜预多说几句。杜预(222年-285年)，钟繇(151-230年)，就是说钟繇去世时，杜预7岁，从大的历史阶段来说，算得上一个时代。他同钟繇的幼子钟会则是标标准准的同代人。钟会生于225年，比杜预小3岁，而且在景元四年，即263年钟会被任命为镇西将军挂帅伐蜀时，杜预则为钟会的首席幕僚一一长史，作为钟会的部属加“战友”，一同实现司马昭的“灭蜀大业”。进入西晋后，从咸熙元年(264年)到泰始六年(270年)，杜预出任河南尹，毫无疑义，在此期间他这个“河南尹”对“河南尹”周边的长社、尉氏都相当了解，特别因为他对《左传》情有独钟，是历史上有名的“左传癖”，所以他对《左传》所载的地方都做过精心注释，有许多地方还实地查考，比如他曾到过长社的陉山（也有文献记为“邢山”）。史载：他曾拜谒陉山山顶的子产墓，并因敬慕子产的“薄葬”而为自己的后事作出安排，在其《遗令》一文中曾有记述。这足以证明他到过长社，由这样一位高官加学者为“向地”作注，说"向地在今长社县东北界"，试问还能有谁比他更权威？齐文提到的那些著作的编著者又有谁比杜预离钟繇所处的年代更近？郭缘生的《续述征记》，齐文不也说"类似如今的游记"吗？郭缘生既然记上了所谓的"魏太傅钟繇故里"碑，那么，怎没记下"游"到这块碑所在的"长社县"呢？如果记下了曾游到"颍川长社县"，就请拿出证据！
既然说到《续述征记》不妨再引一段《水经注疏.中册》1861页里的一段文字：
潩水又南逕鍾亭西，會貞按：《元和志》，故鐘城在尉氏縣西三十五里，魏太傅鍾繇故里。《寰宇記》在尉氏縣西北三十里。引《續述征記》，鍾城，魏太傅鍾繇故里。繇長社人，故里何得在尉氏，當是郭氏因傳聞之異，叙述偶差，而李吉甫樂史誤沿之。考漢、魏之長社縣，隋以後為長葛。證以《寰宇記》鍾繇臺在長葛縣西十里繇故宅中，則鍾城在長葛無疑。《注》往往城亭互稱，是鍾城即此鍾亭矣，在今長葛縣西北。
《水经注疏》的作者之一的熊会贞写下的这段按语，在否定“钟城”在尉氏县时，对《续述征记》的作者郭缘生，说是"當是郭氏因傳聞之異，叙述偶差"，说得很清楚，“郭氏”“传”得有“異”，“述”得有“差”！这不已说得很明白——问题出在郭缘生身上！
熊会贞是什么人？《水经注疏》是部什么文献？
这个领域里的人们应该是尽人皆知，《水经注疏》是杨守敬与门人熊会贞历时数十年写成的巨著。具体地说，杨守敬用了26年，熊会贞用了48年“发愤编撰”而成的学术性极高的专著，同郭缘生的一本游记相比，能同日而语吗？
四
再说“鸡呜城”，齐文说:
另据《水经.潩水注》：“皇陂即古长社县之浊泽也……其陂北对鸡鸣城，即长社县之浊城也。”鸡鸣城在历代《尉氏县志》都记载为“在西南高寺庄保”，此处为皛泽南岸。至此可知，古长社县境是包括今尉氏县北部，钟城之地古属长社县也是有理有据的事实。
这段引文中“鸡鸣城在历代《尉氏县志》都记载为‘在西南高寺庄保’”，而前引杜预注时说：
明嘉靖年间《尉氏县志》记载：“向城在县西北高寺庄保”。
这里，同一个“高村寺保”一说在“县西北”一说在县“西南”，请问同一个“保”，怎么既在尉氏县的西北又在西南？这些个引文可靠吗？
齐文“考证”鸡呜城的引文出自《水经注.潩水》，那么，我们就先了解下潩水。
潩水，发源于新郑市辛店镇西大隗山凤后岭北，东南流经长葛市、许昌市、临颍县和鄢陵县，于鄢陵县南部赵庄闸以下两公里处注入颍河。
请看下图，红色加粗的便是潩水。
一条流经今长葛、古之长社西南部的潩水畔的“皇陂”“浊泽”“鸡鸣城”怎么会跟尉氏县西南的“高村寺保”或尉氏县西北的“高村寺保”扯到一起？潩水在哪里？尉氏县在哪里？岂不“南辕北辙”了？
齐文之引文中与此有关的长社的“蜀”也好，“蜀津”也好，“浊泽”“鸡鸣城”也罢，都在《水经注疏》之“今长葛县西南”，曾是长社县的大西南的这几个地方，特别是“鸡呜城”，同远在几十里外且隔着两条河的尉氏县之西南或西北的“高村寺保”的“鸡呜城”硬是扯在一起，是不是“张冠李戴”了？
再说齐文所讲的“鸡鸣城”，且不说其考证之误，单说叫“鸡鸣城”的地方不只长葛之西南有，同样出自《水经注疏》的禹州东北部也有一个，就连尉氏县不仅在其西南高村寺保有个鸡鸣城，其在西北部还有一个鸡鸣城。请看:
这个尉氏县西北二十里的康墙保不也叫鸡鸣城吗？笔者在网上搜了下，叫“鸡鸣城”的多了，荆州有，张家口有，河北怀来也有！
不仅“鸡鸣城”这样的地名，即如齐文视为“钟繇故里”之根的“钟城”也不是今之中牟县独有！请看:
《后汉书·耿弇传》： 建武五年 (29)，“诏弇进讨张步……其众得奔归钟城。钟城人...”。
2、《资治通鉴》： 南朝宋景平元年(423)，“魏人夷许昌城，毁钟城...”。即此。
山东长清县有钟城，许昌城里有“钟城”，甚至远在辽东的明代的建州也有钟城，还有冠 以“钟”字的地名如“钟山风雨起苍黄”的钟山，以及冠以“钟山”“钟家”和“钟”的县、县级区和镇、乡、村，可谓数不胜数，如果有好事者在这些地方附会上一块“魏太傅钟繇故里碑”就都成了“钟繇故里”了吗？
齐文说: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也。书中仅记载钟繇为长社县人，并没有具体到乡、村，自然就留下争议空间…
显然，三国时期声名卓著的长社钟繇因今中牟县据传的“钟城”和因之而附会的“钟繇故里”碑，使齐先生产生丰富联想，又因历史上的惯例一一人物传记，其故里一般只记到县，如钟繇只记为“颍川长社人”，便给齐先生留下“争议”机会。但正如史学界常说的，“历史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无论怎么去“打扮”，中牟县的界城也变不成“钟繇故里”！
齐文结尾时说:“如今应该把钟繇故里接回家了。”
看似是信心满满地要“把钟繇故里接到中牟县”，但自秦始皇17年（公元前230年）至隋大业（605-618年）的840多年间横亘在长社和中牟之间的苑陵县，仅此一个证据就已使齐文的一切“考证”为徒劳！
拙文或有对齐文不敬之语和不当之处，敬请齐先生见谅并指正。
参考文献:
一、明嘉靖《尉氏县志》（1963年上海古藉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本影印本）
二、清嘉庆二十三年《洧川县志》2011年新注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三、谭其骧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第一版 1996年6月第三次印刷之《中国历史地图集》
四、民囯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2020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