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吾国与吾民用力过猛

吾国与吾民：吾国与吾民用力过猛而正因为这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才纵容了那种用力过猛的习性和矫枉过正的路数，而纠正调适的姿态还是有的，兹要是还有这姿态，就收起那“无情愫之凝视”吧，打开心灵的窗户，用清澈的眼神说话，用良知和智慧作答，参与到我们自己的社会中来，莫要辜负了子孙后代，和这大好河山。

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中说：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这种品性，吾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是吾们旧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下熟筹深虑所磨练出来的。吾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这是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品咂出的况味，外人说不出，也说不得。而与个人的“无可无不可”相得益彰的，则是社会的“用力过猛”。我们常常是问题导向的，一声令下，蜂拥而上者是不负责思考的，而且一次只致力于解决一个问题，惶惶然全力投入，用北方老农的一句粗糙的话，就是“顾头不顾腚”。自然是用力过猛，或曰“矫枉过正”。但我们往往强调“矫枉”的正义性，却忘了“过正”的缺憾和自损。

而这时候，“无可无不可”恰恰纵容了这种“用力过猛”，在一般情况下，用林先生的话说，只会是在一旁加以“无情愫之凝视”，“消极而冷淡”。于是，“矫枉”得以慨然而行，产生一种始料未及的“过正”效应，更印证了“不可理喻”的消极判断，和“顾头不顾腚”的超然嘲讽，却全然忘了这同自己息息相关。

如今尚谈“善治”，倡导公众参与，如果只是一种超然物外的魏晋之风，或淡漠旁观地流于清谈，最终只会误世误己。当然魏晋的冷淡，是因为汉代的党锢之祸，敢言之士被诛杀监禁，其恶劣影响，在百年之后的魏晋显现为士人君子的自我放逐和冷眼旁观，最后演变积淀为大众的“无可无不可”。

而正因为这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才纵容了那种用力过猛的习性和矫枉过正的路数，而纠正调适的姿态还是有的，兹要是还有这姿态，就收起那“无情愫之凝视”吧，打开心灵的窗户，用清澈的眼神说话，用良知和智慧作答，参与到我们自己的社会中来，莫要辜负了子孙后代，和这大好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