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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青蒿素拯救了多少人:最美奋斗者屠呦呦

屠呦呦青蒿素拯救了多少人:最美奋斗者屠呦呦从纸上到实践,现实是充满日夜的重复和艰辛。屠呦呦的同事、中药研究所所长姜廷良回忆,从1971年9月起,屠呦呦经过周密思考,不断转换方式,对以往筛选过的重点药物和几十种候补新药,重新设计提取方案。例如青蒿,就设计了低温提取,用水、醇、乙醚等多种溶剂提取,以及将茎秆与叶片分开提取等方案。在后来的各种传说佳话中,灵光乍现的时刻被描述成:某天,冥思苦想的屠呦呦在阅读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时,其中一段话令她醍醐灌顶:“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1969年1月21日,39岁的研究员屠呦呦接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的一项秘密任务:担任“523”项目组组长,研发抗疟疾的中草药。说是项目组,其实只有她一个“光杆司令”。虽然此前有500多名科研人员对有记载的药方做了调研普查和筛选研究,但没有一方令人满意。屠呦呦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干。从此,中医研究院中药所内,多了一个大量收集、整理历代医籍,认真请教老中医

屠呦呦青蒿素拯救了多少人:最美奋斗者屠呦呦(1)

屠呦呦在工作中(翻拍资料照片)。 图片来源:新华社

对大多数人来说,屠呦呦这个名字不陌生。出生于宁波的她,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首席科学家,2015年,以“发现青蒿素,开创疟疾治疗新方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不少人因此重温《诗经·小雅》中的名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乐道于两者间的因缘际会,认为这冥冥之中预言了屠呦呦取得的成绩。但一些真正的伟大发现从来都不容易。再次聆听这位伟大科学家的故事,记者感受到的,不仅是半个世纪苦苦追寻青蒿素的执着,还有带给世人关于努力和奋斗的诠释。

“光杆司令”的笨办法

1969年1月21日,39岁的研究员屠呦呦接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的一项秘密任务:担任“523”项目组组长,研发抗疟疾的中草药。

说是项目组,其实只有她一个“光杆司令”。虽然此前有500多名科研人员对有记载的药方做了调研普查和筛选研究,但没有一方令人满意。屠呦呦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干。从此,中医研究院中药所内,多了一个大量收集、整理历代医籍,认真请教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要一封封打开浏览的忙碌身影。

两年多时间,屠呦呦收集了2000余个方药,精选后上交640个。经过实验,她和同事筛选出中药提取物样品200余个,而结果都不理想:对疟原虫抑制率最高只有40%。

在后来的各种传说佳话中,灵光乍现的时刻被描述成:某天,冥思苦想的屠呦呦在阅读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时,其中一段话令她醍醐灌顶:“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从纸上到实践,现实是充满日夜的重复和艰辛。屠呦呦的同事、中药研究所所长姜廷良回忆,从1971年9月起,屠呦呦经过周密思考,不断转换方式,对以往筛选过的重点药物和几十种候补新药,重新设计提取方案。例如青蒿,就设计了低温提取,用水、醇、乙醚等多种溶剂提取,以及将茎秆与叶片分开提取等方案。

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失败,到底哪一个方药中的哪一味药最理想?笨办法!苦功夫!漫长的寻药过程,是一次次的试错。在中草药青蒿的提取实验进行到191次时,对疟原虫抑制率达到100%的青蒿抗疟有效部位“醚中干”才终于出现。

1978年的《光明日报》,记录了一位工作人员艰难的心理活动:“主要担负这项研究工作的,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后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实习研究员。她曾经这样问自己:一个氯喹不可超越,一个常山已经到顶,我们就真的无路可走吗?”

这个实习研究员,就是屠呦呦。

临床上甘当“小白鼠”

有效样品有了,通往宝藏的路就找到了。但这只是第一步,抗疟疾药的研发,是在和疟原虫夺命的速度进行比拼。

如果将有效样品深入临床应用,需要制备大量青蒿乙醚提取物,进行临床毒性试验,制备临床观察用药。听起来轻巧,但在那时,所有药厂停工,没人,没环境,更没资源。

没有药厂配合,怎么提取?“土法上马。”根据屠呦呦助手钟裕蓉回忆,为争取时间,当时屠呦呦带着她买回7个水缸,用于代替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乙醚等有机溶媒对身体有害,没有通风系统,怎么防护?“大家顶多戴个纱布口罩。”姜廷良说,日复一日,不少科研人员头晕眼胀,还出现出鼻血、皮肤过敏等症状。

想起那段攻坚期,屠呦呦的丈夫、也是她宁波效实中学的同学李廷钊很是心疼:“那时候,她脑子里除了青蒿还是青蒿,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

但屠呦呦操心的不是这个事。“我当时心里很着急,因为疟疾这种传染病有季节性,实在不想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否则要再等一年。”她主动给领导写报告,表示愿意亲自试药。就这样,1972年初夏,屠呦呦和其他两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毒的“小白鼠”。

“现在往回看,确实太不科学了。但当时就是这样。即使知道有牺牲、有伤害,也要上。”时隔多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对这个执着的女科学家十分感慨。

对屠呦呦而言,2015年的诺贝尔奖,把她默默无闻的科研之路直接推向公众视线。由于获奖时无博士学位、无留洋背景也无院士头衔,当时,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然而, 比“三无科学家”更值得关注的,是屠呦呦当年做科研时的“三无条件”——无实验室、无课题经费、无奖金。

2000年以来,青蒿素类药物作为首选抗疟药物在全球推广。2014年,全球青蒿素类药物采购量达到3.37亿人份。如果用拯救生命的多少来衡量伟大程度,那么毫无疑问,屠呦呦在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

“身体欠佳”依然不休

继2011年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和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屠呦呦还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这意味着,屠呦呦打破了此奖一直授予院士的不成文惯例。并且,她还是第一位“婉拒”媒体采访的获奖者。

那年,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一楼的新闻发布室里,国家科技奖励办负责人对满怀期待的记者表示抱歉:“屠呦呦先生因为‘身体欠佳’不能到场,由她的同事接受大家采访。”

这不是媒体记者第一次被老太太“放鸽子”了。屠呦呦对于采访有多抗拒,每个试图尝试的人都深有体会。

“身体欠佳”,也是李廷钊这次在电话中婉拒记者采访的理由。而被问到屠教授是否因为身体原因停工修养,李廷钊连忙纠正记者:“没有,没有,她一直还在工作的,用她自己的方式。谢谢家乡媒体的关心,屠教授希望不受外界的打扰,能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研究。”

露馅了,所谓“身体欠佳”,大家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在同事亲友的描述中,屠呦呦性格的执拗、对工作的执着,谁也改变不了。

“她是那种会跟年轻人拍桌子,也会跟老人拍桌子的性格。”中国中医科学院原院长曹洪欣模仿过屠呦呦急得拍桌的模样,“能让她眼睛发亮的,只有青蒿素。”

青蒿素已经推广应用数十年,还需要研究什么呢?曹洪欣介绍,近些年,屠呦呦一直在关注青蒿素“老药新用”——新适应症的药物研发问题。

许多获得诺贝尔奖的高龄科学家,已处于“安度晚年”的退休状态,很少有新的科研成果。而屠呦呦没有停步,当人们为她鼓掌时,她“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他冬夏与春秋”,只需一张安静的书桌,上下求索,再攀高峰。

获得诺贝尔奖后的4年多来,屠呦呦和她的团队发表了10余篇科研论文,包括两篇影响因子超过10的重要论文,还有多项专利正在申报中。

2019年6月,屠呦呦团队又放了一个大招:针对青蒿素的“抗药性”难题,团队经过多年攻坚,在多个方面取得新突破,于近期提出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并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等适应症”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治疗红斑狼疮的新双氢青蒿素片剂,最快或可于2026年前后获批上市。

看来,这位89岁的老太太从未把自己纳入退休行列。

(本文部分内容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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