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原著：八十本书环游地球

阿q正传原著：八十本书环游地球编者的目标包括介绍新的文学样式，比如西方风格的短篇小说，他们试图提升普通人使用的白话文，代替传统雅文学写作所使用的程式化的文言文。他们发表新诗和小说，翻译各种作品，从《马赛曲》到奥斯卡·王尔德，随意穿插中文和拉丁文字。尽管有这一场失败，兄弟俩回国之后，还是为各种杂志做了大量工作。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密切参与了《新青年》，中国“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杂志。它最初于1915年发行于上海法租界，当时封面上印出的有两个刊名：“青年”和La Jeunesse。次年，刊物改名《新青年》，表达现代化的决心。吴承恩戏剧性地呈现了七世纪玄奘大师的“西游记”，而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人物之一鲁迅，却在一场东游记中找到了他的人生方向——他去了日本，在那里学习日语，并于1904年开始学医。有个教授得意洋洋地给学生放映日俄战争（1904-1905）的图片，其中有一个日本士兵，在日本占领下的满洲，正要把一个中国间谍斩首，周

[美]丹穆若什/文 朱生坚/译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十周 第二天

中国 鲁迅 《阿Q正传》及其他小说

吴承恩戏剧性地呈现了七世纪玄奘大师的“西游记”，而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人物之一鲁迅，却在一场东游记中找到了他的人生方向——他去了日本，在那里学习日语，并于1904年开始学医。有个教授得意洋洋地给学生放映日俄战争（1904-1905）的图片，其中有一个日本士兵，在日本占领下的满洲，正要把一个中国间谍斩首，周围有一群中国人木然地看着。从此，鲁迅改变了学习的方向。

周围同学的鼓掌欢呼震动了鲁迅，他决定弃医从文。正如他在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自序里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鲁迅对构建儒家传统毫无兴趣，相反，他和同时代的很多改革者都感到，需要把它清除掉；为了激励人心，他转向世界文学。1907年，在东京，他和弟弟周作人创办了一个文学杂志《新生》，着重翻译西方文学；杂志的名称让人想起但丁的《新生》（Vita Nuova）。但《新生》未及出版即已夭折。这就是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讽刺地说到的，“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尽管有这一场失败，兄弟俩回国之后，还是为各种杂志做了大量工作。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密切参与了《新青年》，中国“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杂志。它最初于1915年发行于上海法租界，当时封面上印出的有两个刊名：“青年”和La Jeunesse。次年，刊物改名《新青年》，表达现代化的决心。

编者的目标包括介绍新的文学样式，比如西方风格的短篇小说，他们试图提升普通人使用的白话文，代替传统雅文学写作所使用的程式化的文言文。他们发表新诗和小说，翻译各种作品，从《马赛曲》到奥斯卡·王尔德，随意穿插中文和拉丁文字。

《新青年》采用的中西方文字的互动，也出现在鲁迅最著名的作品《阿Q正传》（1921-22年）的开头。在小说的序里，鲁迅对《新青年》正在发动的文化革命表达了喜剧性的致敬。他声称，阿Q一定曾有一个正式的中文名字，叫阿Quei，但是无据可查了：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

阿Q磕磕碰碰过完一生，与此同时，革命性的变化席卷他的村庄。革命者与地方官员合作，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与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中的方式相似。小说的结尾，阿Q因为他并未犯下的抢劫案而被处以死刑；地方法官需要有人来承担罪责。作为一个中国版的“憨第德”（Candide），阿Q对自己的死反应平静：“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又是也未免要杀头的。”

鲁迅最初探究革命与反动、理智与疯狂之间的微妙界限，是在他最早的小说《狂人日记》（1918）。这篇小说大致仿照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它以尖锐的社会讽刺，杂乱的形式，以及它对白话散文的运用——它证明确实可以用白话文写成具有高度文学价值的强有力的作品——震惊、激励了读者。它的真正的主题是人们拒绝与过去决裂。鲁迅笔下的狂人相信村子里的人要杀了他、吃了他；他感到，自从“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那以后他们就开始谋算他。

小说的开头有一篇序言，以冷静的文言写成，混杂着鲁迅在学医期间吸收的现代医学术语。然而，细读之下，这篇序言破坏了一个“迫害狂”的客观案例“以供医家研究”的清晰性。叙述者一开头告诉我们，他如何发现这部日记：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

这听起来顺理成章，但是鲁迅为什么引入狂人的兄长，而他又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们？这里关键的一句是“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这位叙述者确定能分辨这兄弟俩吗？我们真的能够确定我们碰到的是神志正常的兄弟而不是狂人本人吗？当这位未详其名的兄弟亲手交付日记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大笑？

如果叙述者遇到的是狂人，那么，他的哥哥又怎么样了呢？这本日记的结尾是著名的宣言：“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也许，这位狂人在写下了这些绝望的言辞之后又恢复了理智，经过了严峻的考验，现在是一位优雅、正直的公民。然而，另一种情形也同样是有可能的：他的兄弟确实是要谋杀他、吃他，而他先发制人。在造访这家人时，我们这位头脑冷静的叙述者认为他生活在一个科学、理性的世界里，但是他本人有可能就要变成一道点心了。

在《呐喊》的自序中，鲁迅说，他写小说是回应一位朋友的约稿，那位朋友来找他给《新青年》写稿。一开始他拒绝了。他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中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他的朋友回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让步了：“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但是他依然怀疑自己压倒一切的悲观情绪只会让他的读者灰心丧气：“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鲁迅弃医从文，希望治愈他的国民的灵魂，但是现在他害怕他的小说会扩散他们正待医治的疾病。然而，从鲁迅的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内在斗争中孕育而成的《狂人日记》开启了一场文学革命。我们明天将会看到，一代人之后，张爱玲将在卷入一场全球战争的新时代里的中国推进鲁迅的白话文革命。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