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生育年龄和方法：最佳生育年龄到底是多少岁

最佳生育年龄和方法：最佳生育年龄到底是多少岁首先要承认的是，在医学上，「最佳生育年龄」是客观存在的。医学上的确存在最佳生育年龄尽管如此，国内外似乎都出现了「女性晚育」的趋势，女性首次生育年龄在不断攀升。从 1990～2017 年，我国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就从 23.4 岁提高到了 26.8 岁，而且这个趋势还在保持。大城市的这一趋势更是明显。比如 2020 年，上海户籍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已经到了 30.3 岁。是女性忽略了最佳生育年龄吗？

女性最大的焦虑是什么？

很多人的答案可能是：年龄。而最大的焦虑通常出现在 28～30 岁左右，因为衰老，因为……生育。

从小到大，每个女孩都听过「女性生育要抓紧呀，过了一定年龄就生不出来了」的规训，媒体也在不断渲染「女人的最佳生育期只有黄金 X 年」。

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尽管如此，国内外似乎都出现了「女性晚育」的趋势，女性首次生育年龄在不断攀升。从 1990～2017 年，我国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就从 23.4 岁提高到了 26.8 岁，而且这个趋势还在保持。

大城市的这一趋势更是明显。比如 2020 年，上海户籍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已经到了 30.3 岁。

是女性忽略了最佳生育年龄吗？

医学上的确存在最佳生育年龄

首先要承认的是，在医学上，「最佳生育年龄」是客观存在的。

从统计数据上来看，25～34 岁，无论是母亲自身的孕产并发症，还是胎儿的异常或不良预后，都处在风险最低的时段。因此，35 岁也被界定为「高龄产妇」与「普通产妇」的分界线。

以胎儿染色体异常为例，在母亲 35 岁后，胎儿染色体异常的风险涨幅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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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威廉姆斯产科学

再来看关于孕产并发症的风险。

2009 年，有研究者对全美 700 多万住院人口统计，列出了不同年龄段与孕产妇相关并发症的关系。

下图是每种并发症在 1000 人中发病的人数：

图注：点击看大图

数据来源：参考文献 [6]

我们把每种并发症的数据叠加一下，就会得到下面这样一段 U 型曲线，25～34 岁确实处于风险最低的时段。

乍一看，超过 35 岁的生育，似乎充满了各种孕产并发症的风险。

单位：每千人

数据来源：参考文献 [6]

但如果我们站远一点看，将纵坐标放大到 1000 人的单位时，就会发现，就孕产并发症而言，35 岁并不是一个陡峭的拐点；对个体而言，实际影响也没有舆论渲染得那么夸张。

单位：每千人

数据来源：参考文献 [6]

即使过了 35 岁这条线，怀孕后最终安全生下宝宝的，依旧是大多数。

不过，作为「高龄产妇」，为了让风险尽可能低，在临床上自然会有一些特殊待遇：不仅需要更严格地控制血压、血糖，医生也会建议合理利用无创 DNA、羊水穿刺等检测手段，减少生下染色体异常患儿的可能性。

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无论是亲友还是医生，也都习惯性地一次次劝说女性：早点生孩子，母亲和孩子健康的几率都会更高。

这种劝说并非没有道理，但却有些失衡了——人群上的失衡，和决策上的失衡。

不平衡的劝说

关注生育年龄确实有医学意义，但当全社会都把生育风险的讨论聚焦在一个性别、一个年龄层，似乎是有失偏颇的。

其实，无论是男是女，年龄大都会增加生殖细胞里的突变。也就是说，男性也是存在「最佳生育年龄」的，一般界定为 27～35 岁。

而且，到了 40～45 岁之后，男性的生育能力也会有更为明显的下降，不仅使伴侣的受孕时间延长，胎儿出现各种并发症甚至死产等不良结局几率也会有所上升。

另外值得警惕的是，我国平均婚育年龄虽然在推迟，但童婚早育状况也在恶化。

2020 年，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发现，2000 年起，我国 15～19 岁女性的早婚早育率又开始呈现上升趋势。

图表来源：参考文献 [8]

2016 年，15～19 岁的女性生育率达到 0.9%，甚至超过了 40～44 岁女性的生育率。同样的，相比高龄的生育风险，早育的风险却很少被提到——

过早生育有较高的妊娠期高血压、贫血、产道裂伤等风险。20 岁的产妇，其胎儿或婴儿预后严重不良的风险是 4%，高于 25 岁和 30 岁时的风险。

总的来说，19 岁生育的综合风险要高过 35 岁，而 14 岁生育的综合风险，甚至超过了 40 岁。

对于这些不满 20 岁的早婚早育女性来说，她们不仅面临更高的医学风险，而且很可能缺乏计划生育的知识和决策权，也少有独立自主的经济能力。

这些女性和她们孩子的身心健康、未来发展，也可能受到了早婚早育的负面影响。

年龄不是生育的唯一砝码

对于我们每个需要参与社会生活的人来说，生孩子，从来不只是一件医学上的事。

医学能够评估的，只是生育前后的短期健康状况，然而，无论是对女性、对孩子、对家庭，生育都是一件会带来长期影响的事情，不是用年龄就可以简单界定的。

比如，不少社会学、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发现，母亲先积累一定的资源后再生育，可能对母亲和孩子都更有利。

甚至对女性来说，成为母亲意味着要面临「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这一「惩罚」反应在经济收入上，就是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收入差异，以及母亲与非母亲之间的收入差异，一大部分是因为成为母亲的女性承担了更多的生育和照料劳动。

比如有研究者跟踪了 26 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发现母亲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比非母亲低 1.6%。

此外，「母职惩罚」在这几年来不升反降，在 1989 年，每多生一个孩子就会导致女性工资降低 9% 左右，到了 2015 年，每多生一个孩子会导致女性工资降低 13% 左右。

这可能是因为从前的成本主要集中在孩子年幼时的生理性抚育负担，现在，教育等社会性抚育负担也在逐渐加重。

而当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女性都有自己的职业追求，在生育时机的抉择上，自然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自己能力足够强时再去考虑婚育。

生育决定，需要权衡生理和生活

当我们在讨论「最佳生育年龄」时，要记住，这个最佳，只是一个统计学上「最漂亮的数字」。

统计数字是一个很有用的参考。然而，对每个人的人生来说，有些独特的「数据」只有自己知道——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的身体状况、家族健康史如何？

你追求或拥有稳定的亲密关系吗？

你生活里可以称为「支柱」的存在有多少？

如果要抚育孩子，你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又能得到哪些帮助？

这些，都是在医学数据无法告诉你的事，但却是会深刻影响你生育后人生的事。

说真的，生孩子这件事的确是一场冒险，我们期待着编织一张无比缜密的网，把所有不确定因素隔绝在外，稳稳地接住这个即将来临的小生命。然而，人生充满不确定性，我们很难说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万无一失。

当个人价值、事业发展、家庭关系、生命延续……种种复杂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希望每个女性，每个家庭，都能经过衡量和准备做出最适合的选择，而不是在外界焦虑的裹挟下，因为所谓的「倒计时」而妥协。

年龄不是生育的唯一砝码，更不应该成为所有女性的枷锁。

本文合作专家

游识猷

遗传学，心理学，生物技术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本文审核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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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chinanews. (2021). 上海女性平均初育年龄30.29岁 发展公共托育助女性平衡家庭与事业-中新网.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inanews.com/sh/2021/01-09/9382827.shtml

[2]田吉顺，几岁生孩子最好？答案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2019). 丁香妈妈 https://mp.weixin.qq.com/s/nGoTBtM9XLmlmsMMUx8AvQ

[3]统筹人口发展战略 实现人口均衡发展——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一. (2018 September 18).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9/t20180918_1623598.html

[4]申超. 扩大的不平等：母职惩罚的演变（1989—2015）[J]. 社会杂志 2020 40(6): 186-218.

[5](美）艾米丽·奥斯特（EmilyOster）著. 怀孕经济学.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20.05.

[6]Cavazos-Rehg PA Krauss MJ Spitznagel EL et al. Maternal age and risk of labor and delivery complications. Matern Child Health J. 2015;19(6):1202-1211. doi:10.1007/s10995-014-1624-7

[7]Schummers L. Hutcheon J. A. Hacker M. R. VanderWeele T. J. Williams P. L. McElrath T. A. & Hernandez-Diaz S. (2018). Absolute risks of obstetric outcomes risks by maternal age at first birth: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Epidemiology (Cambridge Mass.) 29(3) 379. doi: 10.1097/EDE.0000000000000818

[8]Luo D. Yan X. Xu R. Zhang J. Shi X. Ma J. Song Y. Patton G. C. & Sawyer S. M. (2020). Chinese trends in adolescent marriage and fertility between 1990 and 2015: a systematic synthesis of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population data. LANCET GLOBAL HEALTH 8 (7) pp.E954-E964. https://doi.org/10.1016/S2214-109X(20)30130-3.

[9]Mikko Myrskylä Andrew Fenelon; Maternal Age and Offspring Adult Health: Evidence From the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Demography 1 November 2012; 49 (4): 1231–1257. doi: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2-0132-x

[10]Guedes M. & Canavarro M. C. (2015). PERSONAL COMPETENCIES SOCIAL RESOURCES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OF PRIMIPAROUS WOMEN OF ADVANCED MATERNAL AGE AND THEIR PARTNERS. 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36(5) 506–521. https://doi.org/10.1002/imhj.21528

[11]Forabosco A Percesepe A Santucci S. Incidence of non-age-dependent chromosomal abnormalities: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on 88965 amniocenteses. Eur J Hum Genet. 2009 Jul;17(7):897-903. doi: 10.1038/ejhg.2008.265. Epub 2009 Jan 21. PMID: 19156167; PMCID: PMC2986487.

[12]Moorthie S Blencowe H Darlison MW Gibbons S Lawn JE Mastroiacovo P Morris JK Modell B; Congenital Disorders Expert Group. Chromosomal disorders: estimating baseline birth prevalence and pregnancy outcomes worldwide. J Community Genet. 2018 Oct;9(4):377-386. doi: 10.1007/s12687-017-0336-2. Epub 2017 Sep 26. PMID: 28948513; PMCID: PMC616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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