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为什么允许日本人办学校？三位日本学人为什么参拜北京这座祠堂

北京为什么允许日本人办学校？三位日本学人为什么参拜北京这座祠堂由于乾隆皇帝盛赞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所以对他的纪念活动又重新开展起来，特别是道光年间，开始重修文天祥祠，“今循其旧，木石砖瓦则易以新，堂前二门上颜‘教忠坊’三字，今改‘建事厅’三间，门屏刻《正气歌》，少司空李君春湖所书也，前廊东列土地神牌，其西立碑记一通。”前后分成两个院子，都铺上砖石，并建筑起院墙，大门比从前拓宽了八尺，而在正门的屏墙上依然刻有“教忠坊”三个字，往来过路的人们看见了“皆肃然致敬焉”。明洪武九年（1376年），北平按察使刘崧在顺天府学东侧、文天祥生前被囚禁的地方建立教忠坊，纪念文天祥。据史料记载，坊内刻有文天祥像，并刻有唐云麾将军李秀残碑。永乐六年（1408年），由朝廷正式重建。正统七年（1442年），府尹王贤奏称：“宋丞相天祥元时塑像，用儒士服，宜令礼部考宋时丞相冠服改塑。”万历年间，顺天府督学商为正将文天祥祠从府学之西迁至

文天祥祠

喜欢阅读外国学者或游客写的各种回忆录和亲历记，虽然他们由于异域文化的原因，对中国的风土习俗有着奇奇怪怪的理解和诠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的笔下也很少带有主观倾向性，能够客观真实地记录所见所闻、所观所感，甚至能够给人以特殊的启迪和感悟。

比如，在多部日本学者撰写的北京游历文章中，笔者发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去参拜了一座即便是老北京也很少提及的祠堂，并对祠堂中供奉的人物顶礼膜拜，甚至“感怀如涌，低徊不忍离去”……

一 宇野哲人卧藏于胡同中的祠堂

明治四十年（1907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副教授、著名哲学家宇野哲人乘坐亚逊号邮轮，自塘沽港上岸，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在快要抵达北京时，他感慨万千：“一望茫茫之平原，沼泽环绕，尚未春上梢头之柳树遮住眼界……夕阳时分，天之一端，隐约显露出翠黛一抹，此即连绵于北京城西之西山。”

宇野哲人早在学生时代就对汉学非常感兴趣，研究生时选择的学术方向是中国近世哲学史，因此对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度及其首都充满了向往，“尚未见到任何事物，予已成北京之人，以燃烧般之好奇心，观察北京，了解北京，此实为予此后数月间之大事！”也正因此，他稍微休息后，便登城墙、串小巷，逛戏园、访名胜，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古柏森然的文庙，还是荒凉颓废的贡院，抑或碧瓦灿然的天坛，都得到了翔实的记录——但是，这些古迹给宇野哲人的心灵带来的冲击，却都没有一座卧藏于胡同中的祠堂巨大。甚至可以说，还没有走进这座祠堂，他就已经激情澎湃，不能自已了。

“城北安定门大街东有牌楼，上题‘育贤坊’。此处即府学胡同，其路北有顺天府学及文庙。”宇野哲人记录道，“文天祥祠在文庙之东，府学之中，此处是元朝菜市口(实为柴市)遗址，亦即文天祥绝命之处！”

公元1282年，已经被囚禁三年多的文天祥依然傲骨铮铮，绝不投降。这一年的十二月八日，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出面劝降他，得到的回答是：“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号称状元宰相，今事二姓，非所愿也。”忽必烈问他还有什么愿望，文天祥说：“愿予一死，足矣！”第二天他便被押往柴市（今府学胡同西口）处死，终年47岁。

明洪武九年（1376年），北平按察使刘崧在顺天府学东侧、文天祥生前被囚禁的地方建立教忠坊，纪念文天祥。据史料记载，坊内刻有文天祥像，并刻有唐云麾将军李秀残碑。永乐六年（1408年），由朝廷正式重建。正统七年（1442年），府尹王贤奏称：“宋丞相天祥元时塑像，用儒士服，宜令礼部考宋时丞相冠服改塑。”万历年间，顺天府督学商为正将文天祥祠从府学之西迁至府学之东。到了清代，乔迁过的文天祥祠日渐败落，据康乾时期著名书画家励宗万在《京城古迹考》里描述，他去的时候，只看到“破屋三间，塑像兀坐，冠进贤冠，朱衣色黯”，一副衰败的景象。

二 丸山昏迷录下塑像上的刻字

由于乾隆皇帝盛赞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所以对他的纪念活动又重新开展起来，特别是道光年间，开始重修文天祥祠，“今循其旧，木石砖瓦则易以新，堂前二门上颜‘教忠坊’三字，今改‘建事厅’三间，门屏刻《正气歌》，少司空李君春湖所书也，前廊东列土地神牌，其西立碑记一通。”前后分成两个院子，都铺上砖石，并建筑起院墙，大门比从前拓宽了八尺，而在正门的屏墙上依然刻有“教忠坊”三个字，往来过路的人们看见了“皆肃然致敬焉”。

宇野哲人走进文天祥祠，望着文天祥的塑像，“谒公之遗像，钦公之遗风”，只觉得“千载之后，尚凛凛然有生气”，不禁浮想联翩：“遥想当年，有宋之皇祚或断或续，其势日蹙，大厦将倒，独木何能支，而公于惨败之余，犹振提孤弱之兵，以挡百胜之强敌，刀挫矢折，力尽被擒，此岂不痛哉？公在狱中，备尝苦楚而毫不介意，赋《正气歌》以述其志。元人重公之忠义，诱之以丞相之尊位、王侯之富贵，而公誓不屈服，以死殉国，其忠肝义胆，可贯日月！”他在祠堂流连很久很久都不忍离去，直到辞别时依然心潮难平。

几年后，另外一位日本人，与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多有交往的著名记者丸山昏迷也造访了文天祥祠，他对文天祥的“英勇就义”深表钦佩之余，还录下了文天祥塑像衣带上的刻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理解日本人对文天祥的崇拜是何等的炽烈。在幕府末期，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倒幕派武士们视文天祥为奋勇抵抗外敌，坚贞不屈、以身殉国的精神偶像，很多武士在战死或自杀时都会高咏“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据史料记载：“在祭祀因推崇《正气歌》而闻名的日本赤穗义士领袖大石氏的高轮泉岳寺中，参拜者一日平均500人，在三月的祭祀旺季时多达一天3000人。”

三 中野江汉不由得正襟危立

紧接着，第三位日本名人走进了文天祥祠，他就是于1916年创设北京联合通讯社，向中国各地的日文报纸和日本的报社投递报道的著名记者中野江汉，此人可以说是文天祥的“铁粉”，为我们保存下了堪称民国历史上对文天祥祠堂最详细的一份记录，收入《北京繁昌记》一书中。

中野江汉去拜谒文天祥的祠堂时，育贤坊的牌楼还在。他走进府学胡同，胡同东口路北悬挂着“忠烈祠”匾额的红门紧锁着，“用木栅栏保卫的门是前清时代的府学，次门是日本陆军部卫队步兵第四联兵营，此地禁止通行”——真不知道文丞相的英灵看到自己的祠堂旁边驻扎着日本军队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在门的尽头，可以看到有两尊衣冠整然的木版画像，“因此大多数人都误以为那便是文天祥祠，实际上完全是错误的判断”。

真正的文天祥祠在更东面的一座小门里，门上刻有“文天祥祠”的匾额，进门后是京师公立十八国民学校，“不入这扇门就参拜不到真正的文天祥祠”。当然，进入祠堂此时还需要一定的手续，首先要向校门口的传达室提出参观请求，然后会被邀请到西式的接待室内，在备好的参观名簿上签名。“得到许可后，会走出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国人，彬彬有礼地讲解和说明”。中野江汉跟随这位导游穿过曲折的校舍，再径直往前走，“在古木修然之处有一间小祠堂，那才是文丞相祠”。

中野江汉怀着无限尊崇的心情走进祠堂，“祠堂入口处立有康熙年间顺天府尹钱晋锡撰写的‘万古纲常’的匾额，其左右悬挂同治年间致译敬撰书的‘敌国仰威名一片丹忱昭史册，法天留对策千秋正气壮山河’的堂联，神座正面，前方是刻有‘宋丞相信国公文公之神位’的古色苍然的牌位，后方安置着衣冠楚楚的丞相塑像。起初塑像身披儒者衣巾，但在明景泰年间赐文天祥‘忠烈’的谥号时加以修改，故呈现出现在的英姿俊爽、双目迥然、威风凛凛的长者风范。神座的左右有‘正气长存俎豆至今尊帝里，孤忠立极神灵宜近接皇宫’的楹联，后方有‘南宋状元丞相，西江孝子忠臣’的楹联，皆为黑色木板镶刻金字。”中野江汉望着文天祥的塑像，只觉得一股坚贞不渝的不屈气概浮现于眉宇之间，“触及公之遗像，感佩其英姿风范，彪炳日月，忠肝义胆，其凛然正气使人不由得正襟危立”。

在塑像前肃立很久之后，中野江汉继续参观祠堂，左右有同治六年名为文辂的人写下的“正气贯人寰，河岳日星垂万世；明湮崇庙观，丹心碧血照千秋”的对联，祠堂东西两壁亦悬挂对联，对联左右有五枚题壁石刻，允许人们自由拓字，“前来拓字者络绎不绝”。祠中另有历代顺天府尹题写的“古谊忠肝”、“天地正气”、“有宋存焉”、“仁至义尽”等匾额，悬挂在各个角隅。祠堂庭廓存有一株古榆树，据说是文天祥在被囚禁的几年中，最爱赏玩的植物。

笔者多年前曾经参观过文天祥祠，已经记不起这棵古榆树了，只对享堂前那棵向南倾斜、几乎与地面水平的、据说是文天祥手植的枣树印象深刻。“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景仰和崇拜那些勇于为国家独立和解放殒身不恤的英烈，爱国主义是一种人类共通的情感。

（原标题：百年前，三位日本学人为什么参拜这座祠堂？）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呼延云

流程编辑 刘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