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鲁迅节选笔记（砍下君主的头颅）

回忆鲁迅节选笔记（砍下君主的头颅）没有历史即意味着永恒，意味着思想停滞，因为思想总是在对不断变迁的现实作出回应的过程中产生，因而思想不可能是永恒的，总是包含某种局限。讽刺的是，“圣化”之后，人们正是从普遍的、永恒的意识形态来理解鲁迅，独立思考的权力就被剥夺了。新时期鲁迅研究迎来思想解放，意味着对旧的意识形态权威的反叛，但其突破主要不在于解释方法的更新，而是由于新时期研究者对现实和自身传统的全部经验发生了变化，这同时意味着，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局限性正来自这种经验变化的限度，无论多大程度上“反叛”自身传统，我们终究能够发现“反叛”行为与“反叛”对象之间内在的微妙关系。鲁迅研究大致有过三种重要模式，以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为代表的政治革命的视角，以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为代表的文化革命的视角，以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为代表的生命哲学的视角

本文作者“黑，泽明”，欢迎去豆瓣App关注Ta。

砍下君主的头颅

我试图反思自身。切实感到反思的迫切与需要，是在阅读福柯之后。情况是这样：我向来迷恋权力，福柯让我看见社会运行中弥漫着的各种毛细管权力，使我脱离局限于主权、君权、法院、军队等国家权利机器的权力观，意识到尽管法国大革命早已砍去国王的头颅，我的思考依然遵照君权模式。我震悚于这种无自觉的思维僵化。关于人何以成为人，福柯认为，人在根本上是由具体时代的话语秩序和权力配置制造的，任何人都不能脱离历史限定性，都是特定社会和时代的产物。我把这些话写进笔记，重新审视过去，试图再次砍下君主的头颅。

为了写作业读鲁迅的《坟》。其时“砍下君主的头颅”的概念已如一颗癌细胞，在我的行为和经验中疯狂生长。对于鲁迅的阅读不再限于原文，我翻看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鲁迅研究与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同时把怀疑对准自身，审视受过的小学、中学教育中的鲁迅。我搜集了不同时代语文教科书关于鲁迅作品的选编和解读情况的资料，对所受教育有所反思，但这篇文章只是自我剖析的一种尝试，无意批判教育体制。许多人激烈批判应试教育，我对这种“激愤”的用处向来存疑。

课本上的鲁迅先生向来是冷峻的，一字胡，针似的一根根挺立的硬发，老师概括说，这是富有“斗争精神”“牺牲精神”的“斗士”与“民族魂”，接着带领我们写下“对于封建阶级的批判”“深刻揭露科举制度的毒害”“旧社会劳动妇女的悲惨”之类，就能交卷子了。鲁迅先生是伟大的，这是定论，学习是证明这一结论的过程。然而学生群体存在一种逆反心理，越是伟大，越遭贬抑，似乎打倒偶像很能带来快感。我对赞美或诋毁漠不关心，倒是对课本腰斩《故乡》怀有自以为是的不快。鲁迅先生已经被供奉在神庙，斗争和批判当然值得崇敬，但批判和被批判的事物一样停留于中心思想和主题概括，对我没有任何触动。周围的人大概和我一样，从《少年闰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阿长与山海经》到《藤野先生》《雪》《祝福》《拿来主义》《记念刘和珍君》，学得越久，越觉得鲁迅不过是庙里供奉的圣像，走在“神圣”和“绝对”。这对于不想论述任何东西的永恒性、不懈揭示现实存在的短暂性的鲁迅，实是一种讽刺。

现实与过去间的界限是一种人造错觉。官方话语制造的“神圣”“绝对”，或者说真理，从来就不是纯粹知识，真理从来与权力相联系，由权力的支持、记录、研究、传播等一系列因素造就，同时被权力用作治理工具。翻看不同时代语文教科书关于鲁迅作品的解读，从阐释与阐释之间的变形看出满纸的“权力”两字，从我的教科书看见“中心思想”教学模式的根源，看见形成鲁迅阐释最重要的历史传统与基本构架的时期，那是建成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权威的时期，是建立和巩固新的生产与相应意识形态的时期。鲁迅形象被作为意识形态权威而建立，鲁迅研究肩负规范国家意识形态的使命，很大程度上成为对某种先定的“神圣”“绝对”的论证，政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无所不包的解释性理论，构成鲁迅研究基本的分析和评价的工具和尺度。鲁迅的生活道路、精神历程被简化为“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的“根本方向”“根本规律”，“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构成“鲁迅精神”的理解，那些与特定政治意识形态体系不相吻合的独特而复杂的精神现象被研究者忽略和否定，例如《野草》《彷徨》等作品中的孤独、悲观、绝望等具有独特含义的精神范畴遭到先定的价值否决。鲁迅那种批判的、否定性的文体被宣布为“不适合新时代”，作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学论证”，它是“清醒的”，但属于历史，属于对旧时代的批判性总结，不再是不朽的革命性力量。我们无法从鲁迅那里发现当代生活与鲁迅批判的生活之间的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彻底砍断的联系，无法通过对鲁迅批判精神的认识达到对自身的批判，我们失去对鲁迅精神的现实性理解。“圣化”是否意味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暴力？鲁迅精神与现实的那种深刻的批判性联系被砍断，揭示当代生活暂时性和局限性的可能被杜绝。事实上，真正被“圣化”的是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实际的社会政治需要。面对教科书的“中心思想”，我们看见的是“民族英雄”“阶级斗士”的鲁迅，是一个关于鲁迅的定论，学习的是如何认同“神圣”和“绝对”：我们就这样陷入对于鲁迅的多年的沉默和失语。

然而，“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思维往往始于反思，狂热于批判，停滞于懒惰，就像鲁迅所写“叫喊‘我的革命成功了’的人”。看见鲁迅教学的局限、“中心思想”教学模式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渊源，这样便够吗？转而批判教育体制、慨叹政治对于文学的扭曲，这样就深刻吗？没有思想不是好事，有所思想而不深刻并不更好。另一方面，思想深刻未必就好。鲁迅的“圣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对此作任何一种简单化的理解都将得出片面结论。讨论鲁迅“圣化”问题不意味着对毛泽东及其后研究者的具体论断的全盘否定。思想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人们的批判因此冲破一个局限，落入一个局限。问题在于，鲁迅“圣化”渊源于某种深远的民族文化心理。用鲁迅替代被打碎的偶像，用新的头颅代替被砍下的君主的头颅，将它供奉在新的庙里，不能不使人想到鲁迅轮回的心理观念：这是对鲁迅和他的思想艺术的历史性讽刺。

从童年时代对“冷漠”“侮辱”“蔑视”的体验，到日本时期看幻灯片的震撼，从历史书上的字与民众笑吟吟的眼光，到兄弟失和与高长虹们的叛卖，鲁迅总有一种无法挣脱循环的创伤感，正是它带来一种怀疑的思维方法和“多疑”的个人气质，使他超越时空变迁，把握世事的内在循环，也导致他不像同时代人那样无保留地沉浸于某一价值理想，而以自己独立的思考不无怀疑地献身时代的运动。“经验循环”导致的分裂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于历史进程的理解：鲁迅认同“进化论”的价值并用于思想革命，但在其文化批判体系中，“进化”观念又是肤浅、不能体现其深度的思想。从《我之节烈观》指出《新青年》对康有为“虚君共和”和灵学派的批判实则陷入荒谬的“轮回”，到《灯下随笔》提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历史“循环”论，从“黑色的染缸”之喻、“刀与火”之变、“求己图”之杞忧，到《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直刺“十景病”与“寇盗式破坏”“奴才式破坏”，《论“他妈的！”》剖析“国骂”本质，《论睁了眼看》揭穿文艺的“瞒与骗”，鲁迅通过“挖祖坟”“翻老账”的比较思维获得深沉的历史感。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重复感确实触及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层结构，更重要的是，这种延续与重复不只用于观察历史，而且是对现实——被称为“现代”“民国”“新思潮”的“经验循环”体验。恰恰是对于中国“永远免不掉先前的运命”的绝望，而不是乐观理性的“进化论”，成为鲁迅反抗黑暗现实的前提与内蕴。尽管“轮回”的经验与对进化的信念构成逻辑上的分裂，却在现实变革的态度上构成实践的统一：为了超越“革新—保持—复古”的“轮回”，鲁迅指出“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从根源上打破所谓“黑格尔命题”即中国的“无历史性”：中国是一个没有时间的或轮回的空间国家，至今仍像远古时代一样存在着。

没有历史即意味着永恒，意味着思想停滞，因为思想总是在对不断变迁的现实作出回应的过程中产生，因而思想不可能是永恒的，总是包含某种局限。讽刺的是，“圣化”之后，人们正是从普遍的、永恒的意识形态来理解鲁迅，独立思考的权力就被剥夺了。新时期鲁迅研究迎来思想解放，意味着对旧的意识形态权威的反叛，但其突破主要不在于解释方法的更新，而是由于新时期研究者对现实和自身传统的全部经验发生了变化，这同时意味着，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局限性正来自这种经验变化的限度，无论多大程度上“反叛”自身传统，我们终究能够发现“反叛”行为与“反叛”对象之间内在的微妙关系。鲁迅研究大致有过三种重要模式，以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为代表的政治革命的视角，以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为代表的文化革命的视角，以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为代表的生命哲学的视角，分别将鲁迅定义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启蒙主义者、存在主义者：每个定义似乎都能从鲁迅的文本中找到一定的依据 也能较好地解释鲁迅的某一个侧面、某一段时期和某一些作品 但不能一以贯之地解释鲁迅的整体。“多个鲁迅”现象背后反映的是时代和知识分子自我理解的变化。每种研究模式处于权力/知识配置之中，其内部都存在福柯所谓“界限”：研究模式恰恰因为自身的“界限”而成立。意识形态批评与二元对立、一元论、先验论等认识论困境是这些研究模式未能摆脱或彻底摆脱的局限。

问题在于，传统鲁迅阐释模式至今存在于鲁迅教学，正如法国大革命早已砍去国王的头颅，君权传统至今在人们思维模式存在。所受的鲁迅教育留给我的最大缺失在于，反思能力的缺位。正是“圣化”鲁迅的传统致使鲁迅精神失去现世价值，正是现世价值的缺失造就鲁迅教育的弊病，或许也正是教育在某方面的缺失导致国人反思能力的缺位，因此出现常有人慨叹“国民劣根性的顽固”、认为“国民精神没有进步”、呼吁“重读鲁迅”的“历史轮回”图景。然而鲁迅是“重读”了，一遍遍地读，从小学读到大学，现状又如何呢？教材删删改改，“中心思想”摇摇摆摆，教学方式花样迭出，但都有一个先验的结论，教学都是对某种先定的“神圣”或“绝对”的论证，只是这种“神圣”“绝对”几次变换名称，思维模式没有，脖子上的伤口没有结痂，生长出本该如此的君主头颅。

事实上，鲁迅精神包含着对自身的超越，即“中间物”概念。明确提及“中间物”是在《写在<坟>后面》，当时论及白话文问题，但实际上这种“中间物”思想和鲁迅对自身与传统的联系的认识相关联，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字问题，“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这种深刻的自我反观已涉及整个人生态度和对自身的评价，因此“中间物”思想或许可以作为整体把握鲁迅的矛盾凝聚点。鲁迅以“中间物”自我界定：一方面在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获得“现代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又处于与这种现代意识相对立的传统文化结构中，历史局限性使自觉或不自觉的对传统文化的留恋成为必然，——从传统文化模式中走出又生存于其中的现代意识的体现者，意味着同时与社会和自我进行悲剧性抗战，这种“自己面对自己”的“中间物”的自觉的分裂与矛盾，构成《野草》根本性的“绝望”情绪与“死亡”主题，成为置身于“无物之阵”的根本性惶惑的思想基调，体现为把对世界的否定同时指向自我的“有罪感”。鲁迅正是以这种“绝望”作为出发点，“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从而彻底超越“希望—绝望”二分法，“更勇猛、更悲壮”地“独战”，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别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因此，“绝望”仅是鲁迅思想体系的出发点，鲁迅由此确认自我有限性并引申出对自我生存态度的调整——“反抗绝望”的哲学，“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吧...”，贯注着“真正的革命是‘永远革命’”的思想。

在我看来，“中间物”概念内在的悖论式结构使它获得自我超越性，这种超越性就是“砍下君主的头颅”概念的生命根源，也是使鲁迅精神重获现世价值的某种关键。一切都是“中间物”，人的存在总是历史性的存在，鲁迅的深刻在于，他代表了所处时代的理想，却又表达了对于这种理想的困惑。以承认自身矛盾性、悖论性和过渡性为前提，在“反传统”的过程中同时洞悉自身历史性，即站在传统之中“反传统”，使这种“中间物”的自我否定对整个传统的否定达到痛苦的深度。对现代的怀疑并不亚于对古代的批判，把现实作为逝去经验的悲剧性循环的心理图式使鲁迅对传统与现代同时存疑，这种“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偏至”辩证法，植根于鲁迅否定性的思考方法。对于“中心思想”思维模式下的我们，这种否定性的思考方法是极为缺乏的——

鲁迅教学的“中心思想”模式带来的仅仅是思想基调的变形与片面、文学主题意识形态化吗？“中心思想”模式存在而不仅限于鲁迅教学，它带来的是受教育者思维模式的局限性、直线性和浅薄性。局限性意味着无法认识到人的存在是历史的存在，失去思考历史背后隐藏着的话语体系运行模式的自觉，失去摆脱思考的无自觉僵化的可能；直线性背后是根深蒂固的二分法思维模式，意味着对复杂性的消解，造成怀疑能力的缺位；独立地思考，这是现代思想和精神的最重要特征，它怀疑存在着可以用来最终解释一切的唯一的、权威的范畴，然而与复杂性、矛盾性、多元性相对的乌合之众始终存在，鲁迅以近乎复仇的决绝批判这个“无主名无意识”的群体，但历史似乎确实没有超越“轮回”，旧的君主头颅被砍下，立刻有新的君主头颅生长出来——对于这一“轮回”的超越，就是鲁迅精神的现世价值。鲁迅精神之于现世，在于揭示隐藏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念和道德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揭示历史和社会不断出现的合法化知识与不平等关系的隐秘的关系，推翻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动摇一切权威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和先定原则的基础。一切都是“中间物”的思维模式超越“中心思想”模式及其导致的人为的思维惰性、无意识的喧嚣与沉默、缺乏反思与自剖的浅薄。

鲁迅在许多语境中被视为认识社会的精神导师，围绕这一认识构建起一整套阐释体系，其中许多阐释理论现在仍被视为官方话语。而我更关心鲁迅在剧烈的文化变迁中的分裂与痛苦，通过这个伟大而矛盾的灵魂拷问自我。我们这一代承受了思想的代价：思想的多元化带来选择的艰难，对传统的陌生加深无所适从的惶惑，生活道路的单纯与深刻的不信任感呈现刺骨的不对称。我更多地通过对自身的和他人的生活的自省体验获得对生活的理解。鲁迅确实使我感到沉重，但也使我接近沉重的真实，迫使我反思自身，意识到自我的历史性、被制造性与无意识的局限性。这种内倾的自我反观转而外倾，使我关注当代知识生活与目前我的“大学生”身份的关联——

鲁迅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活动与社会生活保持密切、有机的联系，他们的文化实践，特别是对社会的批判和反思，成为社会文化变革的有效动力。随着现代化进程，社会知识生产日益细密化、专业化、科层化，最终把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改造成一种职业活动，其中作为专业化的知识生产最重要体制的大学，根本要务在于培养配合上述社会进程的专业人员。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必须遵循体制化的规范，意味着其对这个社会生产过程的反思，特别是对日益学院化、精英化的知识的反思，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大学体制的主导方面，即“反思性”不是体制化知识生产的主要特征。学院方式与专门化意味着作为职业活动的学术与一般社会文化活动的分离，公众对于职业化生产的知识既无理解也无批评的能力，知识分子与公众的有机联系消失了，真正导致知识分子精英化的不是心态，而是体制化的过程，当社会重大变革时，知识分子只能成为变化的被动承受者，无力发出批评，即使发出，也无人理解——

因此，在一个批判性知识分子难以在知识活动中反思他们的知识前提、以及他们的知识活动与当代社会进程的复杂关系的时代，鲁迅的文化实践为置身于职业化知识生产过程的知识分子提供参照系，促使我思考：在一个日益专家化的知识状态中，在一个充满文化虚构和幻觉的社会状况中，像鲁迅那样保持对社会万象的极度敏感、对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的深刻批判、对文化与公众的关系的持久关注如何可能？最后应指出的是，鲁迅式的批判分子的退场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结果，并非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推动“知识分子”的社会活动的主要动力，由反思性批判功能转向支配性的市场规则，因此生成“学者”“知识分子”的文化虚构和幻觉，这一变化本身不过是社会结构性变化的一部分。另外，钱理群与汪晖关于“中间物”的思考带来许多启发，也使我不自觉地将鲁迅视为思想家，事实上，鲁迅首先是个文学家。汪晖之后，鲁迅解读越来越走向体系化、西方化，鲁迅从政治的神坛上下来，又走向思想家的神坛，鲁迅精神逐渐被玄学化了。汪晖后来指出，“将鲁迅放置在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的位置上来理解他是多么地狭隘”，提出应“重新理解大革命之后的鲁迅”。——时刻意识自身的局限性，即便是在反思或批判的狂热之际。

(全文完)

本文作者“黑，泽明”，现居宁波，目前已发表了5篇原创文字，至今活跃在豆瓣社区。下载豆瓣App搜索用户“黑，泽明”关注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