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可以在深圳转行吗（在深圳为跨过35岁困境）
34岁可以在深圳转行吗（在深圳为跨过35岁困境）这些年，作为一个小创业者，尹捷经历过商业方向的尝试与探索，合伙人之间因分歧各奔东西，两三年来因为疫情，生意更难做了。尽管如此，尹捷还是愿意在这条路上，继续摸索着往前走。转行已有7、8年，尹捷有时也会觉得可惜，“现在的收入和发展，跟以前比起来，压根不在一个等级”。去年10月份，吴伟坚离开BAT之一的M公司，而后短暂地做过一段职业上的尝试。三个多月前，M公司裁员，吴伟坚原来的部门，几十人团队裁减了将近90%的员工。近两个月来，一些前同事在微信聊天中，常流露出对吴伟坚的羡慕——“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向”。32岁的这次职业转型，吴伟坚非常慎重。选择律师这份职业，选择这家律所、这位上司，均是他深思熟虑、反复衡量后的抉择。尹捷接近40岁，30岁之前她从事国际营销工作，是全球各地跑的“空中飞人”。女儿出生后，她不得不放弃这份上升通道明朗的职业，摸索着开起了珠宝工作室。
当下，35岁年龄危机，几乎成了中年人的职场“紧箍咒”。
一个人在35岁以后还有多少可能性？张丹梅决定转行时，已经36岁了，身边很多人认为她在冒险，“这个年纪，你看不进书的，记忆力也下降了”。她不服气，“把自己当成新人，有什么看不进去的。30多岁在职场是中年人，在你一生里，还是个很年轻的阶段，你后面还有几十年要过。”
中年人以转行跨越职业困境，不可能是部热血漫画。经济上的窘迫，养家糊口的压力，独自承受的不确定性，不再风发的意气……再一次站在起点上，他们渴望冲破年龄困境，也不得不背负更多东西。
平安金融中心106层气派的办公室里，吴伟坚的名牌挂在一个不起眼的工位上。四个月前，他入职这家亚洲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实习律师。
去年10月份，吴伟坚离开BAT之一的M公司，而后短暂地做过一段职业上的尝试。三个多月前，M公司裁员，吴伟坚原来的部门，几十人团队裁减了将近90%的员工。近两个月来，一些前同事在微信聊天中，常流露出对吴伟坚的羡慕——“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32岁的这次职业转型，吴伟坚非常慎重。选择律师这份职业，选择这家律所、这位上司，均是他深思熟虑、反复衡量后的抉择。
尹捷接近40岁，30岁之前她从事国际营销工作，是全球各地跑的“空中飞人”。女儿出生后，她不得不放弃这份上升通道明朗的职业，摸索着开起了珠宝工作室。
转行已有7、8年，尹捷有时也会觉得可惜，“现在的收入和发展，跟以前比起来，压根不在一个等级”。
这些年，作为一个小创业者，尹捷经历过商业方向的尝试与探索，合伙人之间因分歧各奔东西，两三年来因为疫情，生意更难做了。尽管如此，尹捷还是愿意在这条路上，继续摸索着往前走。
找个“越老越值钱”的工作
张丹梅与吴伟坚在同一家律所，她进入律师行业接近4年。
2017年，张丹梅36岁，在地产广告行业待了10年。在这段职业经历的最后几年，她体会到的“失重感”愈来愈深切。
如今回头去看，地产业的颓势当时已辐射到地产广告这个附属行业，“甲方预算逐年减少，拖款越来越严重”。自媒体、直播等新兴行业的冲击之下，传统广告业疲态尽显。
为回笼资金，地产业讲求“快跑”，对广告制作的要求亦是如此，“一个月或半个月就要赶出来，消费类广告的周期是半年或一年”。因此，地产广告的加班强度，比其他同行更为惊人，“996是家常便饭，007也不是稀罕事”。如此辛苦，张丹梅和同事们的工资水准，还跟10年前一样。
随着年纪增长，张丹梅发现，这份职业是碗“青春饭”，30多岁的人，加班熬夜熬不过20出头的同事。所谓的“经验”似乎也不值钱，甲方也更青睐年轻人们的新玩法。
“得找个‘越老越值钱’的领域，这是原行业给我的教训。”
与张丹梅不同，在转行之前，吴伟坚在职场一直处于上升通道。
2015年他从上海知名外企辞职，进入深圳一家互联网医疗创业公司，历经四年多的历练后，他又先后进入BAT中两家大厂的互联网医疗业务线。
尽管职级和待遇一路上行，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两三年里， 吴伟坚能清晰感觉到红利期消退的迹象——职场生态上，内耗与技术壁垒，打破了他过往的“大厂滤镜”。政策层面的监管趋严，寒意自上而下地传导到办公室里，“业务线还能不能做下去”的隐忧，揣在每个人的心里。
从个人发展来看，他所在的市场商务岗位，更依赖经验和行业沉淀，35岁危机虽没有其他职位残酷，但再往上走也不太容易。
大厂的职场环境，吴伟坚也不太适应。他不愿盲从上司，也不会过度苛责下属。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里，“这样的人和团队，不会被喜欢”。
在公司里干了那么多年，他想摆脱螺丝钉的困境，“独立掌控不了什么，自主的空间太小了”。重新做选择，相对自由独立的工作空间，是他看重的一个点。
年龄、收入、可能性
离开广告公司之后，张丹梅短暂地尝试过首饰定制，也写过小说，很快她就放弃了，把这些个人兴趣，作为谋生的职业，实现起来太不容易了。
类似的探索，尹捷也经历过不少。她是个善于做规划的人，结婚之前就开始考虑转行的路。真的生了孩子，到了不得不转行的时候，她还是陷入了迷茫。
哺乳期那一年里，尹捷接连考了品酒师、营养师、高级电子商务的职业证书。她想过做营养培训讲师，做过一段时间的电子商务，还差一点跟朋友合伙做心理问题前期干预工作。
张丹梅大学学的是法学，普通本科的法学专业毕业生，在这行没有多少竞争力。刚毕业时，她没有任何留恋地扎进了“看起来比较文艺”的广告业。
10多年后，律师这份职业，被张丹梅纳入了考虑范围，起码，这是份“越老越值钱”的工作。
在广告行业的那些年，整日焦头烂额于甲方的改稿要求，她感受到的自我价值感越来越低，“如果换一个新行业，我希望我从事的是有价值感，是能够真实解决问题的工作”，从价值实现来讲，律师也符合她的期待。
准备司法考试，张丹梅花了8个月时间。身边不少人觉得冒险 ，“你36岁看不进书的，记忆力也下降了”。
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十几年没碰过法学课本，许多法律法条做了重新修订，《民法典》出台……司法考试，她原本做好了再考一次的准备，还算幸运，一次就通过了。
“你把自己当成一个新人，有什么看不下去的，你要是特别在乎外界的评价，你还折腾个啥，你肯定是干不成。”
在律所里，还有很多中年转行的同事，入行时年龄比张丹梅更大，之前没有任何法律的学业、职业背景，从零开始，也在这行扎下了根。“不要抱守残缺，这个世界是变动的，30多岁在职场是中年人，在你一生里，还是个很年轻的阶段，你后面还有几十年要过。”
吴伟坚在大学时，修了经济学和法学的双学位，毕业之前已经通过了司法考试。不过，作为一个经验为零，十多年没碰过法律专业知识的小白来说，步入职业正轨，道路依然很长。
经济成本，是摆在吴伟坚、张丹梅，以及多数转行者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实习律师的工资，行业内一般是五六千，八千以上就很少了，生存上的苦恼，可能是现阶段遇到的共同问题。就算过了实习期，入行的前几年肯定是要熬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吴伟坚，转行前反复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有一些经济积累，也做好了“过冬”的心理准备。接下来的一两年，他的专注力要放在提升专业能力上。
决定转行后，张丹梅2018年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准备司法考试，这一年她没有收入。进入律所后很长一段时间，她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目前她成为执业律师有一年多时间，收入覆盖生活支出依然勉强。
入行几年，张丹梅发现， 深圳从事律师的同行太多了，市场上处于僧多粥少的状态。成为执业律师之后，大部分从业者的收入形式更像是自负盈亏的个体户。
案源对律师来说，永远是个关乎生存的问题。“实习期结束后，如果没办法适应这行的生存方式，那真的会离开，我的一些同事也会转去企业做法务，这是收入比较稳定的职业”。
未婚状态，给张丹梅的转行减少了很多压力，这几年父母也给了她不少的经济支持。转行之初，父母担心她“30多岁会不会太冒险”。不过，老人见过她没日没夜的工作节奏，也支持她的选择，“承受几年的低收入，换一个发展得更好的行业，是值得的”。
收入上虽没有太大改观，但张丹梅找到了久违的充实和意义感。“打赢一个案子，解决一个专业问题，帮客户拿回一笔钱，真能给我挺多快乐的，这跟原来的失重感完全不一样。入行以来，这份职业带给我的成就感是持续的，没有降低。”
中年转行，在张丹梅看来，跟年轻人比起来也有优势。先前的阅历、眼界和职场经历，对她当前的律师工作，也是一种隐形的资源，或者优势。
放弃幻想，反复考量
在30多岁重新选择职业，张丹梅、吴伟坚的心态很平和，“这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决定踏入律师这行时，俩人都没抱过多的幻想。
电视镜头里激动人心的法庭辩论，对律师来说，背后意味着大量繁重枯燥的案头工作，“别人注意不到的各种细节，你都要想到。你要有强大的承压能力，你还得有持续学习的能力，所谓‘行业选得好，年年都像是高考’”。
“不要被电视剧误导，把对律师的精英滤镜去掉。这行认能力，你不行就是不行。多数人的收入跟打工其实差不多，甚至比打工更惨”，入行多年的大学同学，曾这么告诫张丹梅。
选择律师作为下一份职业之前，吴伟坚做了充分的考量与准备。
去年年底，吴伟坚开始考虑“去一个什么样的去处”。“我觉我还没定型，还在一个能学习提升的阶段，往前走还有很多可能”。
他与不少朋友和前辈做了深聊。这些人的人生状态，是吴伟坚向往的方向——“收入不一定特别高，能平衡生活和工作”。孩子两三岁了，前几年他到处出差，陪孩子的时间少得可怜，他不想再缺席孩子的成长。
在这轮交流中，他发现有些朋友已算得上行业大咖，可成功的路上，充满了残酷性与竞争博弈。这不是他想要的状态，他希望工作能稳定一些，有一点成就，未必要拔尖，能保证家庭生活平稳和睦。聊过一圈之后，吴伟坚认定律师这份职业，相较之下更符合需求。
在律所和上司律师的选择上，他也经过一番考量。
国内的律所中，一类管理更接近于公司，律师们要朝九晚五打卡，大部分案子需要团队协作完成。另一类更贴近合伙制性质，律师独立寻找案源，可以选择独自或协作完成案子，收入与律所分成。
吴伟坚选择了后者。这样的话，成为执业律师后，案子交到手上，他可以靠着专业能力独当一面，这就不像在公司里，不愿盲从上司的方向，可能触犯职场禁忌。经验丰富以后，他有机会选择案子，也能相对自由把控工作节奏，“一个月接几个案子，你可以自己决定”。
他的上司律师，是位从业三十年的合伙人。这位合伙人学养基础非常扎实，愿意花很多时间，与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案子，在实习律师的专业能力提升上，他会专门分出精力和心思，帮助对方规划成长路径。
“能不能在专业上足够成长，他愿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带我，这很重要”。在这行，有些律师请助理，只是因为流程性事务太多，需要一个人搭把手。这种情况下，作为律师助理，专业技能的提升机会不多，这不是他想走的方向。
“我觉得比较幸运，到目前为止，收获比我预想的要好一点。” 入行四个月的实习律师说。
在吴伟坚的规划里，过往的互联网医疗工作经历，也是一笔待挖掘的职业资源。待专业能力和经验成熟后，他期望在医疗医药和互联网领域寻找法律业务的切入点，成为一名既精又专的律师。
“千万不要怕”
在珠宝这条路上摸索了几年，尹捷现下想的最多的是，未来几年生意怎么持续，能不能存活下来。
尹捷在蛇口原本开了家珠宝定制门店，疫情关关停停，撑了两年多她还是关掉了店铺。店面在地铁口附近，疫情回稳时引流效果不错。店面关闭后，她的客流少了许多。现有客户当中，一些海外客户的购买力，这两年也降了很多。未来，经营上不可预计的困难，她很难估量。
疫情之前，尹捷的珠宝生意，还有另外两个合伙人。三人的经营模式相当于小贸易商，从香港拿货，再拿回内地销售，“左手转右手赚差价，很简单很传统，不过盈利还算稳定”。
三人不甘于做中间商，想做些有创意有特色的事情。再者，三人凑出来的钱，在拿货价上根本拼不过大珠宝商，从长远来看，她们也没有实力和大贸易商竞争。对于接下来的经营模式，合伙人之间意见不同，疫情之后，尹捷开始一个人独自摸索。
这两三年她摸索出了两条路，一条路是与国外的设计师合作，为客户做定制类珠宝，这其中也包括珠宝高定服务。另一条路是承担采购中间商的角色，帮助国内的珠宝公司，从非洲源头矿场采购宝石，这些矿场，也是她在上一份工作中掌握的资源。
路是她一步步摸索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压力和迷茫，她很难找到合适的倾诉对象排解，“你遇到的情况，别人也没有相应的经验，还是要靠自己去把握方向”。
大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尹捷忧心未来的主要原因。在珠宝圈子里，疫情引发的效应逐渐显现，“有些客户已经把收藏的贵重宝石拿出来变现了，现在买家都比较保守”。
即便现在收入和事业发展，都不如上一份职业，未来也不够乐观，尹捷依然沉浸于这份小事业，“珠宝这个事我很喜欢，我就喜欢看这些美好的东西，把它作为工作不会厌倦”。
她饶有兴致地聊着下一步规划，“想往艺术珠宝方向发展一下，艺术珠宝属于收藏品，市场跟油画等艺术品类似，投资价值很丰富”。
这位年近40岁的女性，现下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孩子身上。但谈话间看得出来，她对事业有着极其饱满的热情。谈及当下年轻人们的状态，她有些惋惜，“很多年轻人的创造力，都被现实压力消磨掉了。”
尹捷聊起这些年自己的经历，七八年来，她遇到过很多热心慷慨的同行，“以前根本不认识你的人，你去找人家讨教，对方都很热心地帮你。其实你真的去做了，在摸索的过程中，还是会遇到很多人，愿意帮你一把的”。
“我还是觉得大家要敢于追求自己的职业理想，即便说现在大环境不好，在你生活还过得去的情况下，尽量把精力投资到事业的规划上，千万不要怕，要保留一些锐气，尽量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在转行路上不断摸索的中年人，如此鼓励年轻人们。
备注：文中尹捷为化名。
文/黄小邪
部分图片来源Shenzhe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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