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说红楼梦大结局（顾随与周汝昌书信中是怎样谈红楼梦研究的）

周汝昌说红楼梦大结局（顾随与周汝昌书信中是怎样谈红楼梦研究的）周汝昌于是把手边的两篇文章交给顾随，其中一篇便是研究《懋斋诗钞》与曹雪芹的那一篇。顾随把两篇文章推荐给了赵万里，赵时主编天津《民国日报》的“图书”副刊版。12月2日，顾随告诉周汝昌：“大作两篇，其第二篇已交与赵万里先生。今早晤及赵公，具说已寄出，将在《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周刊》日内披露，希注意。”恰在此时，顾随来了一封信，一语“煽燃”了这点险些熄灭的“星火”。信中说：“不悉足下之课忙至如何程度，能复抽暇为小文向各报投稿不？如能亦复大佳，既可以资练习，又可以与人多结文字缘。”（1947年10月23日）1947年秋，周汝昌通过考试，重入燕京大学西语系继续学业。课余必到图书馆看书，兴趣所及，常与其兄周祜昌通信研讨，不知不觉，话题转到《红楼梦》上。在《我和胡适之》（《岁华晴影——周汝昌随笔》，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一文中，周汝昌回忆：“一次，祜昌把考察《红》书的几种重要书目开列给我，嘱我留意，其

周汝昌1940年秋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941年秋走进顾随宋词选读的课堂。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旋被日寇封闭，师生被迫解散。也就是从那时起，顾随与周汝昌开始了长近二十年的书信交往。周汝昌寄给顾随的信函，早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损毁净尽，而顾随写给周汝昌的部分手札却幸运地保存下来，现已收入中华书局新版的《顾随致周汝昌书信集》。

《顾随致周汝昌书信集》

通观所见的这些通信，起初更多是师生之间沟通讯息、倾吐心声、唱和推敲，但从五十年代初开始，两人的交流“忽然进入了一个奇迹般的发展阶段”，周汝昌说：“此阶段中，先生因书札往还生出的许多讨论主题，引发了先生的兴致，其多年的积学深思之未宣者，却以此际的兴会与灵感所至，给我的信札竟然多次‘变成’了整篇的论学研文说艺的长篇论文……”（《怀念先师顾随先生》，见《顾随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正是从这些有限的书札、文稿中，我们有幸得睹两位大师围绕《红楼梦》的一段殊胜文缘。

一、《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的发表

1947年秋，周汝昌通过考试，重入燕京大学西语系继续学业。课余必到图书馆看书，兴趣所及，常与其兄周祜昌通信研讨，不知不觉，话题转到《红楼梦》上。在《我和胡适之》（《岁华晴影——周汝昌随笔》，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一文中，周汝昌回忆：“一次，祜昌把考察《红》书的几种重要书目开列给我，嘱我留意，其中之一名曰《懋斋诗钞》。这本书，是曹雪芹的好友敦敏的诗集子，胡适之已经访得了敦诚的《四松堂集》，只是寻不到《懋》集，久抱遗撼。因祜昌提醒了我，于是就到图书馆去找寻——其实也不过是姑作一试之意罢了。谁料此书就在馆中，却多年无人过问，我则一索而得，当然十分高兴。在这集子里，很快发现了六首与雪芹直接有关的诗，重要无比！”

周汝昌（左）与同学上世纪40年代合影于燕京大学校门（今北大西门）

周汝昌随即就此六首诗写了篇文章，但也只与周祜昌作了交流，便搁置一旁了。

恰在此时，顾随来了一封信，一语“煽燃”了这点险些熄灭的“星火”。信中说：“不悉足下之课忙至如何程度，能复抽暇为小文向各报投稿不？如能亦复大佳，既可以资练习，又可以与人多结文字缘。”（1947年10月23日）

周汝昌于是把手边的两篇文章交给顾随，其中一篇便是研究《懋斋诗钞》与曹雪芹的那一篇。顾随把两篇文章推荐给了赵万里，赵时主编天津《民国日报》的“图书”副刊版。12月2日，顾随告诉周汝昌：“大作两篇，其第二篇已交与赵万里先生。今早晤及赵公，具说已寄出，将在《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周刊》日内披露，希注意。”

12月5日，《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发表——这是周汝昌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次年3月15日，顾随致书谓：“大作‘论曹雪芹’一文登出之后，胡适之极推许，曾有一短札致兄，亦载《民国日报》图书版。”

周汝昌自述：“此文内容，今日已成‘常识’，但在当时，却是红学停滞了二十五年以后的一个突然的新发现。胡适之见了此文，确很高兴，就写信给我。此信是由赵先生转交的，而赵在转交前又编发在《图书》上。”（《我和胡适之》）周汝昌与胡适的交往便始于此时，而其对红学的深入研究也正是从这里起步，并迅速迎来个人学术成就的巅峰。

二、《红楼梦新证》出版的前前后后

周汝昌从胡适处借得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阅罢，他“简直惊呆了”，当即“萌发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志愿：此生要尽一切努力将曹雪芹的这部奇书的本来面貌让读者都能看到，而再不能坐视篡乱严重毒酷的程高本永远欺蔽世人”。胡适继而又把“戚序大字本”借给周汝昌。不久，已迷踪多年的“庚辰本”也被周汝昌搜得。“当时仅有的三真本汇齐”，周汝昌开始着手“实现恢复芹书真面的大愿”（《我和胡适之》）。

1949年12月，《燕京学报》第三十七期发表了周汝昌的《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文末写道：“读者于览此拙文后，若能进而更事钻研，匡其不逮，订其未当，则举世间《石头记》的读者，庶几皆得赖以树立正确的观念，彻底了解作者的原意，不致将一部空前杰作污蔑得不人不鬼，此诚文艺之大幸，亦且拙著《证石头记》一书之愿心矣。”

这篇文章以及文末的这一段话，又引来了时在文化部工作，并兼上海棠棣出版社编辑的文怀沙的注意，主动帮助周汝昌安排《证石头记》的出版事宜。1953年9月，被誉为“近代红学研究的奠基之作”的《红楼梦新证》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发行。

顾随初见此书时，心理上还经历了一断有趣的波折：1953年10月27日信中写道：“我知道这部书是用了语体写的，而我对于玉言之语体文还缺乏信心，万一读了几页后，因为词句、风格之故，大动其肝火，可怎么好？不意晚夕洗脚上床，枕上随手取过来一看，啊，糟糕，放不下手了，实在好，实在好！再说一句不怕见怪的话，简直好得出乎我意料之外！”“玉言风格之骏逸，文笔之犀利，其在此书，较之平时笔札，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红楼梦新证》1953年棠棣出版社初版

顾随1953年摄于天津师范学院

对于把《红楼梦》的批书人脂砚看做一位女性，并且认定她就是书中人物史湘云这一重要考证成果，曾经有不少人表示讥嘲和反对，第一位完全给予肯定的，就是顾随：“脂斋是枕霞公，铁案如山，更无致疑之余地。”他甚至断言：“而今而后，《新证》将与脂评同为治红学者所不能废、不可废之书。”(上信)

自此以后，直至1953年底，《新证》一直是顾随写信谈论的主要话题。

1953年10月28日信中举出《新证》的三点值得商榷之处：“《史料编年》过于求备，颇有‘贪多’之嫌，将来必有人焉出而指摘。……此其一。行文用语体，而兴之所至，情不自禁，辄复夹以文言，述堂不在乎，亦恐有人以为口实。此其二。行文有时口风逼人，锋芒过露，此处不复能一一举例，切望玉言自加检点。此其三。”

11月14日信中谈到《新证》的修改问题时，顾随又说：“如精力、时间、环境、条件俱能许可，必须大刀阔斧，收拾一下。殿最去留当以雪老为主，其他有关于曹家者不妨痛删。”

1976年版《红楼梦新证》，是在第一版基础上的增订，字数增加了一倍。对于顾随提出的压缩《史料编年》和有关曹家内容的建议，周汝昌有自己的看法，并在重排后记中作了说明。对于前者，周汝昌说：“这本书里较为可存的，恐怕也就只这一章。因此，我从一九五七年即曾动手单就这部分进行过增订修改，……这些年来陆续积累的资料，又有一定数量，搜集非易，如不整理，散亡可惜。”对于后者，周汝昌说：“历史是很难割断来理解的。阶级的行为也不是个人的而是集团的。通过曹家这个家族（以及其亲戚朋友）的历史，可以看到不少在一般历史书里看不到的时代面影，历史情状。这些对理解《红楼梦》的社会背景，都不为无助。”

《红楼梦新证》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增订版

三、《说红答玉言问》的撰写

早在1952年病愈之后，顾随便在信中与周汝昌展开了关于《红楼梦》的长时间的讨论。

在《顾随致周汝昌书信集》中，最早谈及《红楼梦》的信是1953年4月11日的“第十八书”，其后接着还有5月底到6月初的“第廿书”，信中两人研讨的主要内容是荣宁二府和大观园的真实所在。

稍早，1952年岁末，顾随因“玉言来书问山翁”，“何以素于《红楼》不着一字”，已有《说红答玉言问》之作，分析《红楼》中人物性格，不过只是个开端，尚不足六千字。究其原由，乃因顾随1953年6月即到天津工作，“到津后，初是奠居未定，后是业务相逼，当然不能续写。阁置既久，乃并初命笔时之腹稿亦抛到爪哇国里去了”（1953年10月29日信）。从已有内容和写作计划来看，与《新证》专事考据不同，顾随的《说红》重点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讨论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用他自己的话说：“《说红》亦只是分析《红楼》中人物性格，尚未能专力批评雪老之文字也。”

顾随《说红答语言问》手稿（第一页）

《红楼梦新证》的出版和成功，激发了顾随完成《说红》的热情，1953年10月29日信中对周汝昌说：“已有玉言之《新证》，便不可不有述堂之《说红》，既并驾而齐驱，亦相得而益彰。”又说：“《说红》暗中摸索，颇有与《新证》互相符合处。虽不必即诩为‘大略相同’，私心亦时时窃喜也。”连完成的时间，顾随都已经计划好了：“此间明春便开小说讲座，写出，正是一举两得耳。”

然而，这份宏伟的计划终于没有如期完成。到了1954年的10月，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开始，顾随的《说红》也便永远地搁置下去了。

关于《说红答玉言问》这份未完稿，还有一段坎坷的经历：1966年“文革”开始，顾随已经去世六年，但家中还是受到冲击，先后被抄了两次家，著作、手稿、书信、藏书等等被查抄殆尽。1967年的一天，河北大学中文系学生刘玉凯在存放抄家物资的小礼堂无意中翻到顾随的几种手稿，悄悄带回自己的宿舍，除了阅读，还时常拿出来临摹。1978年秋，已留校任教的刘玉凯到顾随六女顾之京家，把自己保存的顾随手稿全部送还，幸免遭劫的其中就有这份《说红答玉言问》。顾之京拿到这份手稿，立即给周汝昌写信，报告情况，几天之后又亲到北京把手稿送交给他。周汝昌当时激动得半晌无言，泪眼婆娑。（刘玉凯《说说我收藏顾随先生手稿的情况》，见《顾随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周汝昌《羡季师的“红学”——〈说红答玉言问〉始末小记》，见《顾随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根据珍贵手稿整理，

生动展现古典学问的魅力，

还原一代学术大师心路历程。

《顾随致周汝昌书信集》

赵林涛、顾之京 校注

简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5516-7

78.00元

内容简介

这是现代学者、书法家顾随（1897—1960）在1942至1960年间写给弟子周汝昌（1918—2012）的书信集，共126通（另附致他人信两通）。

顾随，字羡季，笔名苦水，别号驼庵，河北清河人，曾执教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天津师范学院等高校，精研诗词、书法、佛学。他曾在信中对友人说：“有周玉言者，燕大外文系毕业，于中文亦极有根柢，诗词散文俱好，是我最得意学生。”（1952年8月28日致卢季韶书）著名红学家周汝昌（1918—2012）则不无自豪地称：“我是与先生‘通讯受业’历史最久的一个特例。”（《怀念先师顾随先生——在顾随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

顾随与弟子周汝昌的通信始自1942年初燕京大学封校之后，一直持续至1960年顾随去世之前，书信中保存了大量学术讨论、诗词唱和的内容，在古典文学研究、现代学术史研究以及现代学人日常生活研究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价值。这些书信起初更多是师弟子间生活、内心的倾吐、诗词的唱和与探讨，但从五十年代初开始，两人的交流“忽然进入了一个奇迹般的发展阶段”，周汝昌说：“此阶段中，先生因书札往还生出的许多讨论主题，引发了先生的兴致，其多年的积学覃思之未宣者，却以此际的兴会与灵感所至，给我的信札竟然多次‘变成’了整篇的论学研文说艺的长篇论文……”每当谈及老师和他这段特殊的文字缘，周汝昌都会对这批弥足珍贵的学术和文化财富大加叹赏。

书信原件长期保存于周汝昌家，直到2002年开始，才陆续整理披露于世。2010年，顾之京、赵林涛整理校注的《顾随致周汝昌书》出版，后收入《顾随全集》（2014年初版，2017年修订版）。其后，周家又发现顾随致周汝昌手札近三十通，两万馀字。《顾随致周汝昌书信集》除了增补上述新发现的未刊书信之外，对旧版文字释读与编年上的讹误进行了校订，并进一步对书信中的一些内容作了注释。

作者简介

顾之京，顾随先生第六女，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潜心于父亲遗著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先后出版《顾随文集》《驼庵诗话》《顾随诗词讲记》《顾随全集》等数十种，著有《女儿眼中的父亲——大师顾随》《苦水词人——顾随词集词作解析》《我的父亲顾随》等。

赵林涛，文学博士，河北大学教授。长期从事顾随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3项，整理出版《顾随全集》《驼庵学记》等10余部，著有《顾随与现代学人》《顾随和他的弟子》，发表论文《“顾学”研究范畴》《新见顾随自注本〈濡露词〉研究》等20余篇。

（统筹：陆藜；编辑：白昕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