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最好的散文（文论阮忠柳宗元散文的）
柳宗元最好的散文（文论阮忠柳宗元散文的）在柳宗元自觉接受的诸家文法的影响中，最应该关注的是庄子、屈原的影响。柳宗元和韩愈在思想上存在根本的差异，即韩愈宗儒而排佛道，柳宗元宗儒不排佛道，他思想上贴近老庄会自觉接受老庄“肆其端”的为文方法。不过，说柳学《老子》而“肆其端”有点隔，《老子》五千言，虽有论道为恍惚的飘逸虚无，但所论大多质实，与庄子的风格迥异。《庄子·天下》分说老、庄，二者的思想及风格在那时就有人认为不同。关于庄子，他“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瓌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庄子有意识地以非庄语即寓言表现自我思想的人，其“谬悠”“荒唐”“无端崖”所揭示的虚远深邃而无边际的思维特征，促成他散文语言表现上“无端而来，无端而去”的飞纵之势。进而言之，柳宗元说“参
蒋盛文/摄
柳宗元散文的“三体”与务奇趣味
文/阮忠
柳宗元对文学的态度有前期与后期的不同，他前期在长安时，连中进士和博学宏词科，志得意满，更多地追求社会实践，以实现人生的抱负。故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后期遭“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永州，感于身为贬客，地处僻远，“辅时及物”几为虚话，对为文有了特别的兴趣。柳宗元有一些政治主张，因他来不及全面地施展拳脚就被政坛抛弃而缺少系统的论说。这没有影响韩愈为他墓志铭说的，柳宗元仕途失意有了文学辞章流传于后。这些文学辞章自然有他的政治思考、人生苦乐，也让人看到了他散文的不同文体与务奇趣味。
1、诸家文法的自然导引与吸纳抉择
柳宗元好文，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和《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里明确提到自己所读的书或是教人读的书，一则是《诗》《书》《礼》《易》《春秋》，其次是《论语》《孟子》，他称之为“经言”，是他“取道”为文的源泉。二则是《谷梁传》《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离骚》《史记》，是他“取辞”为文的源泉。二者重合点是《孟子》，他既取《孟子》所好之道，又取《孟子》作文之法。后者清晰地表述为：“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这番话涉及文章的文气、条理、想象、趣味、寄托、峻洁诸多方面。与之相佐则是《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里说的：“《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可见他好文且善于取前人文章之长，以熔铸自我的散文风格。
柳宗元的散文，论、议、碑、志、表、诔、说、传、序、记、书、启等诸体皆备。这些散文有两种趋向，一是坐而论道，诸如《封建论》《四维论》《天爵论》《守道论》《时令论》《断刑论》等。二是蓄意寄托，诸如《设愚者对智伯》《愚溪对》《罴说》《三戒》等。其文气与条理在多大程度上受了《谷梁传》《孟子》和《荀子》的影响，在他广泛吸收诸家之法的状态下很难判断，也不能说这方面他不受其他人的影响。还有“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柳宗元曾劝韩愈撰史，在《与韩愈论史官书》里说韩愈不应畏惧实录历史，可能会遭受刑祸避而不为，如果像你这样有学问、善文辞、好议论而正道直行的人都不撰述历史，那唐史谁来撰述呢？并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里说：“太史迁死，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日时。”意思是韩愈身为史官应继承司马迁的史官精神，从事历史撰述，不要得过且过，这与他受司马迁峻洁文风的影响是两回事。但读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司马迁叙事要而不烦的文风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
进而言之，柳宗元说“参之《国语》以博其趣”的趣味指的什么？他有《非国语》上、下篇，其序说“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左氏《国语》”说最早见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未获后人一致认同。这里，柳宗元对《国语》的态度有二：《国语》之文的“深闳杰异”及其说的“诬淫”与圣人之言不合。这在《与吕道州论非国语书》和《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也表述过。他认为学者不当把《国语》比作六经，以诬说蔽圣人之道；为文不当好诬怪、阔诞，然后以文采引诱学者，否则无异于以“文锦覆陷井”。所以他的《非国语》采用引述、批判的方式，表明《国语》所载之诬以及自己的辩诬之理。如是之“非”能见出他慎重及思想上的求真。相形之下，他“参之《国语》以博其趣”的趣味则偏重于文辞的华美。
在柳宗元自觉接受的诸家文法的影响中，最应该关注的是庄子、屈原的影响。柳宗元和韩愈在思想上存在根本的差异，即韩愈宗儒而排佛道，柳宗元宗儒不排佛道，他思想上贴近老庄会自觉接受老庄“肆其端”的为文方法。不过，说柳学《老子》而“肆其端”有点隔，《老子》五千言，虽有论道为恍惚的飘逸虚无，但所论大多质实，与庄子的风格迥异。《庄子·天下》分说老、庄，二者的思想及风格在那时就有人认为不同。关于庄子，他“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瓌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庄子有意识地以非庄语即寓言表现自我思想的人，其“谬悠”“荒唐”“无端崖”所揭示的虚远深邃而无边际的思维特征，促成他散文语言表现上“无端而来，无端而去”的飞纵之势。
柳宗元现实进取，辅时及物与庄子清虚自守、返朴归真的立场截然不同，庄子恣纵的生存与表现方式集中体现在他的寓言中。本来，庄子的寓言以深富寄托为特征，但柳宗元只说取庄子的恣纵，不言其寄托，而说“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屈原《离骚》“幽”之所在是比兴，东汉王逸《离骚经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的评说虽然在《离骚》里并非绝对地像这样一一对应，但他把握了《离骚》艺术上的重要特征，在楚辞或《离骚》的研究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柳宗元被《离骚》之泽，为赋诸如《佩韦赋》《解祟赋》《惩咎赋》《闵生赋》等多用骚体。不过，《离骚》充满玄思异想的神游式表现很少出现在柳宗元的骚体赋中，致使这些骚体赋趋于表现实在的生活与情感，尽管平实的比兴还是有的。
柳宗元的散文不完全取法于《离骚》，他还有相当多的散文在直接的叙事说理中与比兴寄托分道扬镳。但柳宗元把取之庄子的纵放与取之《离骚》的寄托融合在一起，有节制地运用这二者，成为影响他文风务奇的重要因素。
2、“问对体”的虚拟构思与夸饰求奇
姑且疏离柳宗元坐而论道之文，在他的蓄意寄托之文中，构思所体现出的想象力以“奇”为基本特征。这在他的问对体散文中有明显体现。关于这一文体应当先说一句的是，其文最具影响的是因屈原《天问》而发的《天对》，他对屈原《天问》里一百七十多个问题的解答，是面对天地万物的柳式认知，其笔法精炼却文学性不强。而《设渔者对智伯》《愚溪对》《对贺者》《晋问》等问对之作则很有意味。
《设渔者对智伯》有屈原行于江畔、与渔父作隐与仕对话的影子。文中说春秋时智伯灭范氏、中行氏之后，又联合韩、魏急欲灭赵。他乘船在江面观察水势而遇渔者，渔者以自己初渔于河，现渔于海，将渔于智伯，劝他不要贪欲太盛，以免遭杀身之祸。智伯不纳，最终韩、魏、赵携手灭了智伯，晋随之灭亡，史称“三家分晋”。这在《史记》的《晋世家》和《赵世家》中都有记载。柳宗元叙说了这段历史，但他虚构了与智伯对话的“渔者”及其说辞，淡化了历史的真实性，寻求自我思想的表达。
渔者在海里打鱼发端于“闻古之渔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于是去而之海上，北浮于碣石，求大鲸焉。”任公子垂钓见于《庄子·外物》，是庄子最具奇诡之色的寓言之一。原说任公子以五十头公牛为钓饵，蹲于会稽，垂钓于东海，钓得的大鱼剖开晾干后，让制河以东、苍梧以北的人们尽食。柳宗元运用庄子这种表现风格，赋予自编故事新的内涵及意义。他让渔者自言海上所见的情状：“臣之具未及施，见大鲸驱群鲛，逐肥鱼于渤澥之尾，震动大海，簸掉巨岛，一啜而食舟者数十，勇而未已，贪而不能止，北蹙于碣石，槁焉。”这里柳宗元把庄子“任公子垂钓”中渔者与大鱼的争斗改变为鱼与鱼的争斗，让他虚构的“渔者”徒手获大鲸。至此，柳宗元讲述的其实是鱼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传统故事，他进而引伸到智伯灭范氏与中行氏之后，联合韩、魏逐赵，“臣恐主（智伯——引者注）为大鲸，首解于邯郸，鬣摧于安邑，胸披于上党，尾断于中山之外，而肠流于大陆，为鲜薧，以充三家子孙之腹。”渔者说，他将效法姜太公，舍海而钓于智伯。
渔者对智伯很类寓言，柳宗元借渔者告诫政坛上贪欲不止者最终自取覆灭。但他采用的是庄子式的表现方式，不仅鲸驱群鲛类似任公子垂钓中的大鱼折腾于东海中，就是渔者比拟智伯的灭亡也是庄子笔下大鱼粉身碎骨的演化，与庄子所说的“坐忘”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的语言风格相近，人生毁灭的怖惧尽在其中。只是在庄子寓言中，往往不这样快捷地回到现实，让想象与生活紧密关联。倒是屈原的《离骚》在抒说自我的神游之后，习惯以现实作结，或说“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称恶”；或说“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使人依据现实迅速回到他的想象之辞中，感受其奇诡想象的现实意义。
柳宗元的《愚溪对》亦然。他在《愚溪诗序》中说自己因愚触罪，居于潇水之上，爱是溪而名之曰“愚溪”。于是，柳宗元假愚溪之神和自己对话，陈述自己之“愚”。这种格局在庄子散文中是常套，其《人间世》里栎社树托梦给匠石的自辩、《至乐》里的“庄子”与路旁髑髅的梦中对话即是。愚溪之神现梦后述说恶溪、弱水、黑水之状，用语的阴冷当是奇诡之色的表征且不说，当愚溪之神询问“柳子”即柳宗元之愚如何时，柳说：“吾茫洋乎无知，冰雪之交，众裘我絺；溽暑之铄，众从之风，而我从之火。吾荡而趋，不知太行之异乎九衢，以败吾车；吾放而游，不知吕梁之异乎安流，以没吾舟；吾足蹈坎井，头抵木石，冲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丧何得，进不为盈，退不为抑，荒凉昏默，卒不自克。”这番话里的吕梁之流说见于《庄子·达生》、足蹈坎井之说见于《庄子·秋水》，柳宗元借此凸显的是他不合于众及不知时务。茅坤说这篇文章“柳子自嘲，并以自矜”，信然。在表现风格上，曾说西汉扬雄“遣言措意，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而有作”的柳宗元，其文的猖狂恣肆不亚于韩愈。他纵己神思，冰雪溽暑之说，败车没舟之论，犹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任己所之却又深蕴傲世之态。
柳宗元曾说：“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这里的权即应变，庄子借虚拟的北海若说过：“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柳宗元说的权变不像庄子面对的是一般事理，他主要就社会治理而言，但权变的思想可以表现在诸多的方面，他受庄、屈的影响而善变只是其中之一。所以他《愚溪对》的说理不像庄子那样玄远难测，比兴寄托又不像屈原那样华艳且悲情充盈，明快深婉。
《设渔者对智伯》与《愚溪对》这样的问对结构，同时是战国时期诸子思想表达的重要方式，或实或虚。延续到两汉，有了游猎京都赋的主客问答体，主客双方皆为虚拟。柳宗元在这样的文章构成中，将实与虚结合起来，即使引“柳子”入文，也不影响它在想象上的高度自由。《晋问》也是这方面的佳篇。
身为晋人的柳宗元好说晋事，《设渔者对智伯》痛晋的覆亡，《晋问》则借“吴子”问于“柳先生”，夸耀历史上晋国的丰饶物产与春秋时晋文公以仁义治天下，最终的结论是“举晋国之风以一诸天下”。其文显然用赋体，先道晋国的地理形胜，继而铺陈晋国物产，诸如太卤之金、屈焉之马、北山异材、河鱼之大、猗氏之盐。最后说文公之治。这类似两汉新体赋的体物，接近枚乘的《七发》体式。也许因为这一点，自北宋黄庭坚以来，就有一些人认为柳宗元的《晋问》拟枚乘的《七发》。这种体式本身当然不存在奇诡之色，但他在铺陈中好状非凡景观，如说太行山、首阳山之高壮，“腾突撑拒，聱岈郁怒，若熊罴之咆、虎豹之嗥，终古而不去”；说太卤之金锻造的矛、钩等器物，合太白、众灵而成，“博者、狭者、曲者、直者、岐者、劲者、长者、短者，攒之如星，奋之如霆，运之如萦。浩浩弈弈，淋淋涤涤，荧荧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积，观者胆掉，目出寒液。”柳宗元用《庄子·齐物论》状风笔法，同时把《七发》观涛的描写风格融于其中，形成他奇诡的文风。
《设渔者对智伯》与《愚溪对》都用夸饰以张扬气势，林纾说《设渔者对智伯》“气势似《南华》”并不尽然，因为二者都具西汉新体赋的气势，而把新体赋的气势表现得最充分的是《晋问》，上述所引用的铺述虽为一斑，却让人感受到柳宗元在铺述中自觉地构建奇诡的想象与语言特色。柳宗元曾说：少时为文以辞为工，成人以后“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以为能也”。然而在这些散文中，柳宗元并非不明道，却有炳炳烺烺，务采夸声的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文体和柳宗元赋予这种文体虚构和夸饰的元素决定的。
除了上述，柳宗元的《起废答》也属于这种文体和风格，他虚拟了东祠瘸腿浮图与中厩病颡之驹，同样是夸饰铺陈，表现在世人眼中本不当用的瘸腿浮图和头痛之驹竟得其用，即所谓的“起废”，而本当得用的他自己仍不得其用，柳宗元称自己为“病乎德”者，在调侃中寄寓了愤世嫉俗的情怀。
3、“十骚体”的突兀之气与怪僻作奇
与上述相类的是，柳宗元还有更虚拟化之文，这是他传体与说体中的寓言。如《蝜蝂传》、《罴说》以及未冠以传、说而实类传、说的《三戒》。这些文章因其传记性而偏于叙事，同时又由于柳宗元往往在讲述寓言之前或之后，会揭示该寓言的讽谕意义，使其在总体上多少消解了寓言本身的奇诡性。如《三戒序》说：“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倚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而《罴说》讲述了南楚的猎人恃其能吹竹为百兽之音，诱百兽而杀之，最终为罴所食。柳宗元随之说：“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借此告诫人们当重自我的内在修炼。同时，柳宗元的《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借小人物的小手艺说世故人情、为政之道，都有很强的寄寓性。不过，这里不拟讨论它们，而着重审视柳宗元的“十骚”。
关于“骚”，在柳宗元的文章中有两类，一是上面提及的骚体赋，二是骚体文。他曾在骚体《闵生赋》中写道：“肆余目于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波淫溢以不返兮，苍梧郁其蜚云。重华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伪真。屈子之悁微兮，抗危辞以赴渊。古固有此极愤兮，矧吾生之藐艰。”柳宗元有类似屈原的人生经历，政治抱负、挫折以及流贬湘南的生活。这使他自觉地把自己与屈原联系在一起，不仅是这里从重华即舜到屈原再到他自己的悲情感怀，而且还有“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的遭遇重演。他在《吊屈原文》里说屈原不忍舍故都而逐利，也不能坐视君王的覆亡，穷达不渝的唯有服道守义。这同时是他自我的心声，但他和屈原一样，犹若荃蕙蔽匿而不芳香。这使他伤感，在骚体赋中吟出“为孤囚以终世兮，长拘挛而轗軻。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为此戾也”；“闵吾生之险厄兮，纷吾志以逢尤。气沉郁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流”；“罹摈斥以窘束兮，余惟梦之为归。精气注以凝冱兮，循旧乡而顾怀”，与屈原忠不见用、信而被疑的苦闷情怀很相近。无怪乎南宋严羽说“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
柳宗元的骚体文不限于“十骚”，尚有《吊苌弘文》《吊乐毅文》及刚提到的《吊屈原文》等。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中把它们统称为“文体之赋”固然可以，但“吊文”实别为一体，其祭悼的风格、情韵趋于祭悼者与被祭悼者的生活和情感实际，与“十骚”的借物说事或体物寄意是很不一样的。前者在状景之际虽不乏奇诡之色，但吊体所重的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尽管这些文章有谀墓的一面）制约了它们思想或艺术表现上的纵放；后者则与前面说过的问对之文相类似，因大多虚拟的特质而有想象与语言表现的恣肆自由。这“十骚”是：《乞巧文》《骂尸虫文》《斩曲几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逐毕方文》《辨伏神文》《诉螭文》《哀溺文》和《招海贾文》。其中较为特殊的是《哀溺文》，悼永州一善游者因贪腰间千钱而溺亡，由今之人“不忍释利而离尤”进而“推今而鉴古兮，鲜克以保其生，衣宝焚纣兮，专利灭荣”，名利场上的人实在要吸取这沉痛的教训。
除《哀溺文》外，“十骚”的其他九篇都别有意味。《乞巧文》本说民间习俗，秋之七夕女子乞巧于传说中的天女，他假设天女之孙将嫔于河鼓，女仆说乞巧，柳宗元顺其意称“吾亦有大拙，傥可因是以求去之”。在他的四言祈祷词中，陈述世道浑浊与己之“笨拙”，其中说：“王侯之门，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颠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纵诞。毛群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险，拟步如漆。左低右昂，斗冒冲突。鬼神恐悸，圣智危栗。泯焉直透。所至如一。”他在这里说我这“笨拙”之人与“巧夫”在王侯之门的表现，我之惶恐与“巧夫”之从容得志形成鲜明的对比，世道险恶于斯可见。柳宗元以比拟将内心极端的惊怖形于文，在所谓“魄遁神叛”“鬼神恐悸”的描写之下，以对心境与举止的夸饰再现了奇妙怪异的语言风格。他的《斩曲几文》也是四言，以“后皇植物，所贵乎直”定调，说木之直却说人道以曲为先，于是怒斩曲几，并斥为：“末代淫巧，不师古式。断兹揉木，以限肘腋。欹形诡状，曲程诈力。制类奇邪，用绝绳墨。勾身陋狭，危足僻侧。支不得舒，胁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乱人极。”在这样的表述中，有柳宗元好直恶曲、以人之道迁怒于物之道的极度愤慨，但他故作奇语且致文气突兀都是显而易见的。
“十骚”尚有散体和骚体之作，其散体兼用四言在《骂尸虫文》和《宥蝮蛇文》中可以看到。前者他通过所谓的道士说尸虫在人腹中伺人失误，乘人昏睡而谗于帝以求美食，怒斥尸虫的阴险卑劣，骂道：“利昏伺睡，旁睨窃出，走谗于帝，遽入自屈。幂然无声，其意乃毕。求味己口，胡人之恤！彼修蛕恙心，短蛲穴胃，外搜疥疠，下索瘘痔，侵人肌肤，为己得味。世皆祸之，则惟汝类。”柳宗元利用传说，就尸虫的特点斥责尸虫，把人们不常用的僻词穴胃、疥疠、瘘痔等集中予以表现，让人心惊胆寒，同样达到奇诡的艺术效果。在《宥蝮蛇文》中，也有“褰鼻钩牙”“首拳脊努”等类似的描写。当然，这里不单是语言表现的生僻问题，而且存在诸多类似的文词构成的语境产生的奇诡效应，从而把读者引入充满阴森邪僻的氛围中自然称奇，但少了阅读的平和与欢悦。
再说骚体，《憎王孙文》《逐毕方文》《辨伏神文》《诉螭文》和《招海贾文》即是。这些篇章除他患痞疾和心悸症而写的《辨伏神文》感慨医者多以假药欺骗患者之外，往往也虚拟为文。如《憎王孙文》虚拟王孙即猴与猿处而欺猿，《逐毕方文》据传闻毕方即章义山之一足鸟肆志而行，致永州七年夏天多火灾而驱毕方，《诉螭文》控诉怪螭饮百姓膏血而自肥，《招海贾文》则是招行商而死于海者之魂。柳宗元仍然好夸饰而作惊人之语，如他描写永州的火灾：“朝储清以联邃兮，夕荡覆而为灰。焚伤羸老兮，炭死童孩。叫号隳突兮，户骇人哀。”在《招海贾文》中，他呼号着魂兮归来，其中说：“君不返兮终为虏，黑齿 齴鳞文肌。三角骈列耳离披，反齗叉牙踔嶔崖，蛇首狶鬣虎豹皮。群没互出欢遨嬉，臭腥百里雾雨 。”在如是的表现中，前者的凄惨与后者的恐怖虽然不一，但这样的描述同样在语境、用词与上述的非骚体之文一样别具一格，一样透出柳宗元在这些篇章中好用僻词和张扬突兀气势的特点。
同时，这些写于永州之文往往有寄寓性，《乞巧文》《斩曲几文》《骂尸虫文》《憎王孙文》都是如此，难以一一尽言。他曾对李中丞说：“宗元无异能，独好文章。始用此以进，终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栗，犹未能去之。时时举首。长吟哀歌，舒泄幽郁，因取笔以书，纫韦而编，略成数卷。”这番告白揭示了他的内心世界，“长吟哀歌，舒泄幽郁”尽管只是继承前人诗文的表现传统，在他实在是不吐不快，形于文则有寄寓的曲折委婉。
4、“游记体”的自适山水与静心好奇
与上述问对体、十骚体重为文的艺术表现的，还有柳宗元的游记体散文。在这方面，他最具影响的是“永州八记”。其实他在永州十年乐山乐水，笔涉山水的不单是“永州八记”。还有之前写的《永州龙兴寺东丘记》《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他随后作的《愚溪诗序》《游黄溪记》等。倒是他被贬柳州后，山水之文只有《柳州东亭记》《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成就与影响均不及永州时期的山水之作。不过他在柳州的政治作为胜于永州。
柳宗元在元和四年（809）写了“永州八记”的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其开头的一段文字值得注意：“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则同趣。”柳宗元正值风华正茂之际被贬永州，内心的苦痛尽在“恒惴栗”之中。他本先贬邵州刺史，半道上再贬永州司马，这种无常使他说的恐惧不安未尝不是真实的心态。
他在永州身为官外常员，拿着朝廷的禄秩却无所事事，游山玩水成为日常生活。而“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既是生活的悠然，又是人生失意下的无奈安闲。他在这种状态下的“无远不到”以探寻“幽泉怪石”，张扬了自我无事好奇的心态，后来北宋王安石说“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就柳宗元而论，无所谓险远，故在《始得西山宴游记》后，他因山水而有记，又得了《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篇什。当他在山水之中的时候，可以看到的是尽兴醉卧与意梦同趣。这可以从《始得西山宴游记》里找到注脚：“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这全然是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物我交融境界，游于山水中的柳宗元仿佛不是醉于酒而是醉于山水了。
柳宗元游记体散文主要表现的是自适山水，他说愚溪“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表明他和愚溪相投。并说自己“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他以笔墨表现山水状态是心与山水相融之后的产物，不过在他说茫然、昏然的时候，以鸿蒙、希夷即万物产生的元气表现的物我莫辨的状态，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无疑是柳宗元自适山水的最高境界。柳宗元自适山水的诗性表现在《钴鉧潭西小丘记》里，他说自己与友人李深源、元克己同游于钴鉧潭西小丘之上，在铲除秽草、恶木之后，身处嘉木、美竹、奇石之中，俯视山下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于是“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里，柳宗元目、耳、神、心与万物不同状态的相谋，是他的沉溺与意足。
柳宗元对于自适的山水，虽然在《愚溪诗序》中以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等与自己的“以愚触罪”相合，多少透露出内心的不平之气，但他更多的是静心游于山水之间或观赏着眼前的山山水水而好奇，在多篇山水游记里他都提到山水之奇：愚溪的群景，“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钴鉧潭、西山、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石渠“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小石城山“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所有这些为柳宗元称奇者，是山水之奇赋予他的观感，共同构成他游山水而好奇的审美趋向。同时，他有自己的游山水观，曾说：“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旷说其开阔，奥说其深邃。他的好奇，往往与这二者相系。
如游之旷：“丛莽下颓，万类皆出，旷焉茫焉，天为之益高，地为之加辟，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泽之在，咸若有增广之者。”这里的游之旷，视野之大，纳天地万物于目前而心旷神怡。再如游之奥：“至初潭，最奇丽，殆不可状。其略若剖大瓮，侧立千尺，溪水积焉。黛蓄膏渟，来若白虹，沉沉无声，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临峻流，若颏颔龈腭。其下大石杂列，可坐饮食，有鸟赤首乌翼，大如鹄，方东向立，自是又南数里，地皆一状，树益壮，石益瘦，水鸣皆锵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缓，有土田。”本来，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游之奥的结果，而这里的黄溪之游是更为集中、更为简洁的表述。他在黄溪不断地南行，新的景致不断地出现，或淡静，或幽峭，或舒缓，这正是他游之奥最好的注脚。
柳宗元很享受山水，虽然他在《钴鉧潭西小丘记》里对有胜景的小丘偏处永州而为农夫、渔父小觑，哀其遭遇的不幸而有自我哀怜之意，但多是那样平和自然，他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写道：“潭中鱼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林纾说：“写溪中鱼百许头，空游若无所依，不是写鱼，是写日光。日光未下澈，鱼在树荫蔓条之下，如何能见？其‘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之状，一经日光所澈，了然俱见。”其实，柳宗元在这里既写了鱼，又写了日光，林纾对日光的感受胜于鱼，作为仁智之见也属自然。但这里同时写了他自我的心境，鱼之静故有心之静，鱼之动故有心之动，其与游者相乐让人想到庄子与惠施游于濠梁观濠水之鱼乐而乐的故事，游者的心无所滞，实在是宠辱皆忘。
正因为这样，柳宗元从山水中看到的总是乐意：“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洞，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楩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异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水之乐，草木山石之乐，是那样令人陶醉神怡，难怪他在《钴鉧潭记》最后感慨地说：“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这话可以展开，使他忘怀故土的还有潭西的小丘，小丘西的小石潭诸景。而当他感觉忘却故土的时候，那仕途的风云、名利的角逐也是被遗忘了的。庄子曾劝人以“心斋”“坐忘”的方法消解内心的欲望，使人达到忘却自我的境界。而好奇山水的柳宗元在永州以山水消解了自我人生失意的不快，在恬淡静穆中获得了新生。
以上从柳宗元的三种文体探讨他散文务奇的审美趣味，可见他思想与文风在坐而论道之外的另一面。他取诸家文法，其中把庄子的纵放与《离骚》的寄托融合在一起，在有节制地运用下成为影响他文风务奇的重要因素。稍晚于他的黄庭坚在《与王观复书》中说文章自建安来好作奇语，他点了韩愈和李翱，虽没说柳宗元，但说明那时平易文风之外也存在好奇的文风，柳宗元为文务奇也就不奇怪了。不过，柳宗元是复杂的，他贬居永州时有人来探望，欲寄以同情，见他平和而通达，于是心下释然。柳宗元却说你可不要只看外表，“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这也是柳宗元，其嘻笑含怒骂，长歌寓恸哭，浩浩寄悲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