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中关于管子的介绍（管子的天下一统观探赜-刘长明）

资治通鉴中关于管子的介绍（管子的天下一统观探赜-刘长明）春秋时期，群雄争霸，争战不止。太史公司马迁叹曰：“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太史公并不完全的统计中，春秋大争之世，被杀君主36名，灭国52个，记载详细的大小战事480多起，诸侯会盟和朝聘450多次，见于史书的春秋诸侯国计有120个之多。各个诸侯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断积蓄实力，扩张地盘，对其他国家主要是弱小国家蚕食鲸吞。翦伯赞先生在《先秦史》中对各类战争和冲突进行过粗略统计，在295年的春秋时代，仅仅据《春秋》记载，计有60处言“侵”，212处言“伐”，40处言“围”，3处言“师灭”，23处言“战”，27处言“入”，2处言“进”，1处言“袭”，至于记载“取”、“灭”的史实，更是数不胜数。及至战国，战争更加惨烈，255年的战国风云激荡中，规模以上的战争多达222次，正所谓“争地之战，杀人盈野；争城

管子的天下一统观探赜

刘长明，刘广鑫

（山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群雄争霸，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在周天子权柄式微、天下分崩离析的危机关头，管子辅佐齐桓公力挽狂澜，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安内攘外，重燃大一统薪火。纵观管子的天下一统理论与实践，其前后相继、不可分割的四个环节——图强、称霸、尊王、攘夷，在列国纷争的年代，既合乎理论逻辑，也符合历史逻辑：国强则存，守成则亡，欲存亡继绝必须图强；强则必霸，不霸则衰，国富民强恒久之道，在于成就霸业；霸业之道，在于王霸兼采，匡正天下，宗周尊王，重树周天子权威；蛮夷之祸，华夏大患，故攘夷与安内互为表里。管子的大一统“四策”，避免了华夏民族彻底分裂、华夏文明行将中断的悲剧，并开启了天下重归一统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管子；天下一统；图强；国强必霸；尊王攘夷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当是时，“天子微弱，诸侯力政，皆叛不朝；众暴寡，强劫弱，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之不绝若线”（刘向《说苑·尊贤》）。在周天子权柄式微、天下分崩离析、“中国之不绝若线”的危机关头，管仲辅佐齐桓公力挽狂澜，九合一匡，安内攘外，重燃大一统薪火。仰望第三条历史隆起带上灿烂思想星空的起笔处[1]，纵观管子的天下一统理论与实践，不难发现，图强、称霸、尊王、攘夷历史地成为天下一统四部曲。其前后相继、不可分割的四个环节，在列国纷争的年代，既合乎理论逻辑，也顺应历史逻辑：国强则存，守成则亡，欲存亡继绝必须图强，兴邦富民，强国家而修甲兵；强则必霸，不霸则衰，国富民强恒久之道，在于威加海内，成就霸业；霸业之道，在于王霸兼采，匡正天下，存亡续绝，宗周尊王，重树周天子权威；蛮夷之祸，华夏大患，故攘夷与安内互为表里。彰显管仲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匡时之略的大一统“四策”，成功地助力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巧妙地维护了周天子正统，避免了华夏民族彻底分裂的悲剧，挽救了行将土崩瓦解的华夏文明，使中华文明渡过了一场行将中断的危机，并开启了天下重归一统的历史进程。太史公赞曰：“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指的是在周王室衰微、周礼尽失的离乱之世，管仲辅佐齐桓公内安诸侯，讨伐不臣，匡正天下之失，同尊天下共主，重归大统；外平四夷，捍卫华夏文明。史家将这种“尊王攘夷”的理论与实践，视为匡正了岌岌可危的天下。作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改革家、军事家的管仲，也因此赢得了春秋第一相、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保护者的美誉。作为百家争鸣大幕的开启者，管仲在40年相齐生涯中创造的管子之学，实乃百家之学繁荣、诸子思想竞放的重要源头，从中不仅涌流出法家思潮，而且会通了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实为道、法、儒、墨的开源者，对后世之学影响深远，奠定了伟大中华文明的鸿基。特别是在建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大业中开显的大一统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思想意识之中，象一根剪不断的坚韧纽带牢牢维系着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统一，从而使得中华文明虽饱经沧桑，历尽劫难，共同的大一统文化却未曾割断，包括思想一统、政治一统、文化一统、经济一统、疆域一统在内的大一统共识一以贯之。

一、治国必图强

1.图强则存，守成必亡

春秋时期，群雄争霸，争战不止。太史公司马迁叹曰：“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太史公并不完全的统计中，春秋大争之世，被杀君主36名，灭国52个，记载详细的大小战事480多起，诸侯会盟和朝聘450多次，见于史书的春秋诸侯国计有120个之多。各个诸侯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断积蓄实力，扩张地盘，对其他国家主要是弱小国家蚕食鲸吞。翦伯赞先生在《先秦史》中对各类战争和冲突进行过粗略统计，在295年的春秋时代，仅仅据《春秋》记载，计有60处言“侵”，212处言“伐”，40处言“围”，3处言“师灭”，23处言“战”，27处言“入”，2处言“进”，1处言“袭”，至于记载“取”、“灭”的史实，更是数不胜数。及至战国，战争更加惨烈，255年的战国风云激荡中，规模以上的战争多达222次，正所谓“争地之战，杀人盈野；争城之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发愤图强，是唯一可行的生存之道。治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强则亡。治国者如果坐享其成，贪图安逸，无异于自取灭亡。唯有迅速富国强兵，励精图治，脱颖而出，方能在弱肉强食的时代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游刃有余，夺得立足之地，规避被灭亡的风险。

那么，自称有许多弱点的齐桓公是值得辅佐的强国之君吗？管仲其人，胸怀大志，不拘小节，在他的人生天平上，天下居上，家国为重，个人荣辱次之。管仲不仅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对待别人也总是从大处着眼，而不对小过斤斤计较。齐桓公自称有三大弱点——“不幸而好田”，“不幸而好酒”，“不幸而好色”，当问及管仲“寡人有大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时，管仲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管子·小匡》，以下只注明篇名）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管仲要求人要急国家之大功大利，而不拘泥于个人的小辱小耻。这种功名观着眼于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的总目标，服从于国家的长远之计。管仲鼓励齐桓公，以上三方面固然是缺点，但鉴于齐桓公的雄才大略，齐国强国可期，霸业可图。由此，君臣很快达成强国共识。

管仲相齐之初，齐国积弊日久，内部人心离散，治下贵族坐大，财政危机，国库空虚；外部形势严峻，各邻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乱，对齐国虎视眈眈。在国必图强的治国方略得到齐桓公的首肯后，管仲执掌齐政40年，辅佐齐桓公健步走上强国之路。

2.治国之道，德法兼济

管仲以战略家的格局、政治家的抱负、思想家的睿智、经济学家的精明、军事家的出奇洞彻社会发展大势，倾毕生精力致力于建构一个富民强国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治理体系，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强国理政思想。管仲的一系列治国方略与政治构想，具有重大的开创性意义，不仅仅是一场通常意义上的改革，而是根本的政治革命。这些重大举措不仅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局面，而且奠基了后世“政者正也”的政治认同。《管子》一书，堪为治世宝典。言“半部《管子》治天下”，并不为过。这里，不能不提及鲍叔牙的慧眼识才。史载，桓公自莒返于齐，使鲍叔牙为相，鲍叔坚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者，则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国家者，则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国语·齐语》）由此可见，鲍叔牙认为管仲有五个方面比自己强，堪当治国大任，这也是举荐管仲的五大理由：宽以从政，惠以爱民；治国安邦，举重若轻；取信于民，上下同欲；制订礼仪，教化天下；整治军队，勇敢善战。这五个方面构成了后来管仲治齐的主要施政方针。本文试参照鲍叔牙的荐辞，结合管仲后来的治国理论和实践，对管仲强国理政方略和思想意旨归纳如下：

（1）中央集权，令行禁止

管仲初为相，针对齐国积弊日久、尾大不掉的现状，曾提出三个看似得寸进尺的要求：一为“贱不能临贵”，桓公贵之，任他为上卿；二为“贫不能使富”，桓公富之，赏赐给他三处采邑；三为“疏不能治近”，桓公亲之，尊他为“仲父”。对此，韩非子这样评说：“管仲以贱为不可以治贵，故请高、国之上；以贫为不可以治富，故请三归；以疏为不可以治亲，故处仲父。管仲非贪，以便治也。”（《韩非子·难一》）原来，管仲并非贪得无厌，而是为了行之有效地治理国家。管仲集权，非为权也，旨在以权柄威临天下，以达令行禁止之目的。

（2）开明政治，德法兼济

管仲治国，政治制度设计可谓匠心独具，具有极大的开创性：

第一，“三选”贤能，任人唯贤。何为政治？管子曰：“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法法》）政，意为正，而正之大义，可用来界定、诠释万类之命和万命之性。故此，治国之要，在于精修德性，确定中道以守正，以正来治理国家。所以，“正”是用来制止过头而补不及的。承载了国家使命的政治家必须精德立中，以大道至公行政治之“正”。“过与不及”皆非正，都一样损害国家，有违正道。为了正名政治之正，管仲行开明政治，既限制君主权力，也限制资本权力，选贤任能。管仲的“三选”制度可谓是开明政治的重要环节：第一选，由各基层组织向国家推荐本地有道德、有才能、有武功的贤人；第二选，国家把各基层组织所推荐的人选分门别类下派到各部门、各地进行实际工作锻炼，试用考察；第三选，各部门、各地负责人根据实际工作表现择优推荐给国君，最终由国君亲自进行综合考核，据此授以相应职位。有力冲击世卿世禄制的“三选”制度，可以说是用人制度的革命，正是在这种重实际表现的用人制度中，大批优秀人才在实践中脱颖而出，被委以重任。“开其国门”“收求天下之贤士”（《小匡》）的“三选”制度，吸引天下人才归齐若流水，“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轻重戌》）。作为行之有效的人才选拔制度，“三选”制成为韩非所主张的“循名责实”、“综核名实”的来源。

第二，政治之道，德法并用。管仲大力推行“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既强调法治，也重视道德教化，礼法兼济，从不偏废。

管仲不仅首提“法”（此前称之为“刑”）概念，还是“以法治国”理念的最早提出者和实践者，堪称法家理论的先行者。管仲曰：“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明法解》）对“天下之至道”、“圣君之实用”的“法者”，他特别强调做好立法、司法和守法三项工作：“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任法》）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和谐与否，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异长短。”（《明法》）显然，管仲的“以法治国”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所依之法必须是良法，而不是恶法。确切地说，“以法治国”，是以良法治国。正因如此，管仲以公义为宗旨，将所立之法称为“公法”，强调：“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事不尽应。治不尽理，则疏远微贱者无所告。”（《版法解》）这同儒家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形成鲜明反差，高下立判，优劣一目了然。管仲主张法治，要求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功罚过皆应依法办事，“事断于法”。“法”是行赏施罚的客观标准，不但可以“禁奸邪”、“禁淫止暴”、“兴功惧暴”、“定分止争”，而且还可以“治国使众”，安定社会，得到臣民的拥护，使“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任法》）。但管子有别于以“重刑”著称的商鞅一派，认为必须赏而有节，罚而有度，没有把赏罚特别是刑罚的作用绝对化，反对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管子·君臣下》曰：“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至赏则匮，至罚则虐。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牧民》），如果“诛杀不以理，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就必然会造成“诛罚重而乱愈起”（《正世》）的不可控局面。

管仲还是以德治国的先行者。在主张“以法治国”的同时，重视伦理道德和教化的作用，强调正民之德，力主通过教化，因势利导，化其恶，养其德，最终达到无罚可罚的地步。为此，在德教方面提出“国有四维”、“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五辅》）的系统理论，并将其细化。具体说来，将礼、义、廉、耻视为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国之四维”，提出以“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牧民》）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将“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视为“德之六兴”；将“孝悌慈惠”、“恭敬忠信”、“中正比宜”、“整齐撙诎”、“纤啬省用”、“敦蒙纯固”、“和协辑睦”视为“义有七体”；将“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视为“礼有八经”；将“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视为“法有五务”；将“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视为“权有三度”（《五辅》）——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最早表达形态！管仲将先民的以德治国观念系统化，堪称以德治国系统理论体系的开山鼻祖。管仲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后世一切形态的以德治国理论的滥觞。

在管仲看来，只有礼法并重，将“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才能使每个社会成员把法律约束和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人的自觉行为和习惯，将必然升华为自由，将外化转为内化，“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弟子职》）。为了彰显大一统意旨，管仲托古改制，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礼法文化，“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将中华文明中的明德慎罚思想、敬天保民理念进行改造提升，体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德、法关系上，管仲认为“仁义礼乐”必须“皆出于法”，而且只有在“法立令行”的前提下才能起到应有作用。在德、法顺序上，管仲提出了先德教后刑罚的理路：“明智礼足以教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权修》）由此可见，管仲学派既有别于否定德化作用的商鞅、韩非，也不同于空谈礼仪、漠视法治的儒家，更迥异于过分强调自身修为的道家。管仲以法为主，法、道、儒特别是法、道结合的思想，正是流行于战国中期以后的黄老学派的基本特征。

（3）以人为本，从民所欲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尚书·五子之歌》有言：“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是对中国早期帝王亡国的叹息，体现了中国最早的民本政治思想。管仲在历史上则最早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在这个意义上，管仲强调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同志曾专门引用这句话，以强调民心的重要性[2]。史载，齐桓公和管仲有一段关于“天”的对话。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人君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云：‘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刘向《说苑》）

那么，如何将“以百姓为天”、“以人为本”的治国理路落到实处呢？管仲除提出上述的“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等“兴德六策”外，还提出了具体的“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入国》）管仲为相40天内，曾五次督行上述九项惠民政策的落实。在《牧民》中，管仲根据“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这一予之于民即是取之于民的认知，提出了“从其四欲”的“顺民心”主张：“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太史公认为这是“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高度评价管仲“从民所欲”、“顺民因俗”的政治主张。同时，管仲还在九合一匡中巧妙推广民本思想。如公元前680年二合诸侯时的鄄地盟会，为了使会盟的诸侯国统一行动，专门订立了关心弱势群体的“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幼官》）的盟约；公元前679年三合诸侯时的鄄地盟会，订立的同样是“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幼官》）的惠民条款。此种策略，既彰显了民本思想，又传播了大一统文化。

基于民本思想，管仲主张限制君王的绝对权威，认为“独任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形势解》）。既然国家“以人为本”，那么，“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也；民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权修》）。简言之，要想理顺天下，必须珍惜本国国力；欲要治好国家，必须珍惜国内人民；欲要治好人民，必须珍惜民力。如果滥用民力，则国家必危。在这里，管仲大力强调人民本位而不是君王本位，告诫统治者使用民力要用之有度，轻徭薄赋，使民以时，才能使民力不衰竭。实际上，即使在今天，“以百姓为天”、“以人为本”、“与俗同好”、“从民所欲”等经典话语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在三代政治理念中，君权至高无上。管仲将“以人为本”思想升华为大一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无疑是对三代仁政政治理念的颠覆性论断。也许，这正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管子及其思想被边缘化甚至被屏蔽的真正原因。然而，谬误的乌云终究挡不住真理的光芒，管仲的民本思想受到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视——孟子“民贵君轻”、贾谊“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李世民“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魏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无不渗透着管仲民本思想的精髓。但是，民本思想在以往的社会中往往流变为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忽悠空炮，“君权至上”、“资本独尊”的政治生态总是在百般嘲弄着伟大的民本思想。只有社会主义条件下经人民领袖毛泽东升华后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真正使民本思想生根发芽。

（4）经世济民，本末并举

管仲为实现大一统而设计的经济制度，体系完备，博大精深，其“以农为本，本末并举”的产业战略思想、“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民生思想、“以天下物利天下人”的普利民众思想、“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无市则民乏”（《乘马》）的市场经济思想、以伊尹之术“来天下之财”的富国思想、“相地而衰征”的级差地租理论等等，对世界政治经济学的走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有理由认为，管仲经济学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具有完备形态的经济理论体系，超前于西方2400年。从某种意义上说，管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走近管仲，我们不得不为其穿越时空的经世济民智慧所折服。

第一，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在管仲设计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富民是首要任务，一切治理措施无不围绕富民而展开。管子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治国》）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大纲清晰可见，其立论逻辑环环相扣：国家富强、社稷安定关键在于得民心；欲得民心，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而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当齐桓公问管仲国家如何理财时，管子的回答是必须藏富于民：“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桓公曰：“何谓藏于民？”管子曰：“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山至数》）栈台、鹿台皆为储存财物之处。管子将是否藏富于民上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行王道的国君藏富于民，行霸道的国君藏富于大夫，败亡的国君将财富藏在箱子里。

第二，天下之物，普利万民。管仲治齐，严防贫富两极分化，大力调节收入。管子曰：“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国蓄》）既然“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侈靡》），那么，必然得出调节社会贫富乃治国理政要务的结论：“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国蓄》）管仲对贫富悬殊之害有深刻认识，故而坚决主张调节贫富差距，“甚富”必加以干涉，“甚贫”则提供必要保障。他甚至将“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五辅》）上升到礼之八经的高度，告诫道：“上下无义则乱，贵贱无分则争，长幼无等则倍，贫富无度则失。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倍，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五辅》）至于调节贫富差距的途径，管仲的解决方案是：“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小称》）“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揆度》），实现天下一统。同时，管仲还指出了夺富济贫的具体路径：向富者征收消费税；防止与民争利，限制富人进入某些民生行业；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迫使富人以余财接济穷人；等等。同时，辅之以厚生输财、遗利宽政、匡急赈穷等“兴德六策”。管仲的普利万民思想可谓源远流长，齐国开国者姜太公在回答周文王天下归心之问时，告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六韬·文韬》）太公的共享逻辑很简单：既然天下是所有人共同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那么，与天下万民分享天下利益者，天下可得而定；独占天下利益者，必得而复失。天循四时，地生万物，与民众分享天地万物，才称得上仁爱。仁爱万民，自然天下归心。能为天下人谋求利益的，就是王道。受姜太公影响，管仲提出的“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霸言》）的全新王道政治经济学思想，既是共同富裕思想的先声，也是合乎大一统的经济学建构。

第三，以农为本，本末并举。管仲认为，但凡一统天下的君主，成功之道便是“国富而粟多”。以农为本，以粮为纲，同时适度发展工商业，多业并举，是管仲治国总体方略中的核心经济思想。为贯彻这一思想，管仲坚持“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牧民》）的原则。谨遵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不误农时，谓之“务在四时”；国家收储粮食，掌握粮食控制权，谓之“守在仓廪”。管仲力主奖励生产，发展农业。他说：“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轻重甲》）《牧民》开篇云：“凡地有牧民者……国多财则远者来，地僻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名言被中国历代的开明政治家提升到治国哲学的高度，反复传诵不已。管仲绝不是坐而论道者，齐国土壤的种类，各种土壤适宜种植的植物类别，哪个季节应当进行何种农业活动，一定肥力的土地能够养活的人口基数等等，都调研得一清二楚。为平抑粮价，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

在重视农事的同时，管仲也主张适度发展工商业，并将士、农、工、商四业并列，堪称世界上重商主义的鼻祖。若农、工、商各业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幼官》）。管子认为：“商人于国，非用人也”（《侈靡》）；“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禁藏》）在管仲看来，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用之人。商人为获利，千里迢迢，不辞辛苦，调补余缺，若善于以利引导，可使其利国利民。但由于经商者贱买贵卖，财多利大，往往会诱人弃农经商。若处理不好“野与市争民”的矛盾，必然会动摇社会和谐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对此，国家必须适时运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削减商贾之利，平抑物价，避免发展的盲目性。在公元前81年那场著名的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专门以管仲的成功实践，用来为自己的商业政策辩护时说：“昔管仲以权谲霸，而纪氏以强本亡。使治家养生必于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盐铁论·力耕》）由此可见，管仲商贸理论影响之深远。

管仲以农为本、本末并举的思想，直接服务于齐国的争霸目的。管子曰：“五谷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强。”（《四时》）即一个国家粮食充足，牲畜繁衍不息，则必定兵强马壮。

第四，经营市场，以制天下。管仲非常重视市场经济的作用，是市场经济理论的首倡者。管仲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乘马》）他认为，市场是社会政治、经济、法治、民意的晴雨表，通过市场这个晴雨表，既能够观察到一国、一地的经济实力、社会荣衰、物资余缺等态势，也能够从中发现社会治乱、人心向背的端倪。在管仲眼里，“无市则民乏”；活跃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轻重甲》）；万物可因，自然天下大治。在经营市场过程中，管仲还充分利用“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山至数》）的原理，利用货币这个经济杠杆，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控，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他以轻重论为中心，形成货币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必不可少的工具的思想。管仲把“黄金刀币”比作“民之通施”、“民之通货”，把货币的流通手段形象地比喻为流水的渠道——“沟渎”。管仲曰：“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国蓄》）因此，管仲尤其重视粮食价格和货币的关系，认为只有处理好这一关系，才可以收到“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国蓄》）的施政效果。管仲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掌握住粮食等重要商品，有力地影响、调控了其他商品的交易。管仲还善于经营国际贸易，充分利用价格杠杆，即时调控某项战略物资的出口或进口，因时、因势而控制天下货物的流向，以达到“因天下以制天下”（《轻重丁》）的大一统目的。在一系列贸易战中，管仲巧用“贵虚”之术，诱导他国的生产者“贱有实，敬无用”——在敌国面前造成“轻贱有用之物”的假象，谓之“贱有实”；让本国上流人士貌似重视“无用而淫巧之物”，诱使敌国跟风，谓之“敬无用”。管仲熟练利用轻重之术策划的楚鹿之谋、衡山之谋、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至今仍然是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被尊为经济战的祖师爷。纵观《管子》一书，其中有比亚当·斯密还全面的市场经济理论，比凯恩斯还高瞻远瞩的宏观调控理论，比弗里德曼还深刻的货币理论，还有堪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媲美的筹谋。在《管子》中淘宝，你会发现最早的市场经济学问和计划经济光闪，以及“天圆地方”形制的大一统意蕴。

第五，伊尹之术，财聚八方。管仲力主大刀阔斧改革以富国强兵，然而，管仲治下的齐国靠什么民富国强、号令天下呢？司马迁曰：“管子设轻重九府，行伊尹之术，则桓公以霸。”（太史公《素王妙论》）所谓伊尹之术，是经略天下、吸引天下财富的经济方法。管仲曰：“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轻重甲》）《管子》轻重十六篇是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其中清晰勾勒出了吸引天下财富的方略，详细论说了伊尹之术。管仲为了经略天下，平准物价，调剂物资余缺，专门设立具有类似于今天的政府采购和出售职能的“轻重九府”。桓公问道：“何谓来天下之财？”管子对曰：“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篡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轻重甲》）管子对“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地数》），非常赞赏，为我所用。伊尹之术，成为管仲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集天下之权，方能聚天下之财。如上述，治国以富民为先。然而，富民之后，国家不应放任自流。人民仓廪充盈后，国家必须强化管控能力，积极引导，否则，必将因欲望无穷而相互争利，天下大乱。为了夯实大一统的经济基础，顺利推行政令，管仲强调必须由国家控制一切经济命脉，从而集中财权。他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国蓄》）管仲认为，国家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既可以保证国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也可以由此凝聚民众力量，使他们服从于国家统一大局。管仲提倡的“利出于一孔”，并不是为了个人小利，而是着眼于统一的国家意志。历史反复确证了管仲“利出于一孔”对天下大一统的意义。文景之治时，财富倍增，“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淮书》）。可是，由于国家疏于集权，富庶的背后，离散之心日增，危机在悄悄酝酿着。当是时，奢靡享乐成风，不少人恃财傲物跋扈于乡间，甚或有富可敌国的诸侯王蠢蠢欲动，最终酿成“七国之乱”。

第六，相地衰征，级差地租。管仲实行的“相地而衰征”土地税收政策，即把土地按照土壤肥瘠、土质好坏、产量高低分为若干等级，按相应等级确定赋税征收额。《国语·齐语》载：“桓公曰：‘五鄙若何？’管子对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相，视也；衰，等差也；征，征收也。“相地”又称“相壤”。这与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大同小异。为了改变当时“公田不治”、“田在草间”的情况，管仲在“均田分力”基础上推行“相地而衰征”的级差地租政策，使农民大幅增收，积极性大大提升，齐国由此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增加了赋税收入。这一农业生产关系上的重大变革，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从而开启了由奴隶制大踏步走向封建制的大一统进程。此后，鲁国实施的“初税亩”、秦国施行的“初租禾”以及其他诸侯国在农业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显然是管仲“相地而衰征”政策的沿革。

第七，盐铁政策，首开先河。管仲相齐，提出“唯官山海为可耳”（《海王》）的建议，极力反对传统的“树木”、“六畜”和人口税。“山海”，意为“山海之藏”、“山海之业”、“山泽之利”，这里主要指铁和盐。地处海边、有“海王之国”之称的齐国，素有发达的渔业和煮盐业。管仲主张敞开盐池让民间自主产盐，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通过专卖操控天下盐价。在这个过程中，盐业的生产者、商贾和齐国皆获暴利。在冶铁业，管仲如法炮制，“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强调国家对一切矿山资源的独占权，国控民营，国家控制铁器定价权，并对出产的所有铁器进行统购统销。“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国蓄》）的“官山海”政策，推行的结果是各方共赢：“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轻重乙》）管仲“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的经略实践，使得齐国财政收入源源不断，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轻重鱼盐之利”与“徼山海之业”，是此后两千多年盐铁官卖的滥觞，管仲也因此被尊为“盐宗”。肇始于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影响深远，宋元明清千年间，朝廷的盐课收入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赋来源。

通过管仲的政策运作，齐国把作为刚需的三项战略物资——谷、盐、铁，牢牢掌控于股掌之上，成为撬动天下的举足轻重的杠杆工具。

由上可以看出，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思想，为富国强兵进而实现天下一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经济理论支持

（5）人与天调，和谐生物

多元共生的和谐文化，是天下一统的主流文化。历史上，管仲最早提出了“和谐”一词。《管子》一书，和谐智慧一以贯之。管子曰：“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兵法》）意思是用“道”、“德”治国养兵，则民众和睦团结，和睦团结就能协调，协调就能一致，协调一致就能无敌于天下。管子的和谐思想异常丰富：自我身心和谐方面，在回答齐桓公“请问为身”问题时，提出了自我修身养性的“为身”之法——“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中匡》）；在人我和谐方面，他力倡“人和”，谓“和则能久”，告诫“上下不和，虽安必危”（《形势》）；在回答齐桓公“请问为国”问题时，提出的和谐治国方略是——“远举贤人，慈爱百姓，外存亡国，继绝世，起诸孤；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中匡》）；在回答齐桓公“请问为天下”问题时，他提出的天下和谐大法是——“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宽而不凌；菀浊困滞，皆法度不亡，往行不来，而民游世矣，此为天下也”（《中匡》）；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他提出“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五行》）的和谐美学思想——这是人类对美之为美的最早经典格言，认为“天地和调，日有长久”（《度地》）；关于人的发源方面，他提出“精气和谐生成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内业》）；关于物质世界的本源方面，他认识到世界的物质性，精气是构成万物的最小颗粒，又是构成无限宇宙的实体。管仲的人本源思想，与马克思关于“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3]、恩格斯关于“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4]的观点大道归一。管仲对水大加赞赏，从和谐生命观出发，认为万物及其美、丑属性都产生于自然之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水地》）管仲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水是万物之本原”并以自然喻人事的大哲，这一命题比古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早了整整百年。应当说，管仲对和谐的解读，“揭示了和谐生物的哲学原理”，“对于表现中华民族的和谐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5]。

（6）重置区划，上下一统

管仲为相后，为了强化国家控制，加强中央集权，适应大一统需要，对齐国的行政区划和组织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一是实行国野分治的方法，国都为国，其他地方为野，创造了新的“国”、“鄙”二轨制，推行了一整套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组织架构，在全国建立起分级管理、令出必行、层层分解、一统中央的高效运作体系，使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拥有了坚实的政治组织基础。具体做法是“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工商之乡不服兵役），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指的是将鄙野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这种由家而乡、由乡而国、由国而天下的社会层级结构，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社会认同，强化同宗、同乡、同国意识——既能用浓厚的宗法意识巩固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用乡土意识聚生乡情，又能由家、乡推而广之到国，形成家国情怀，从而达到齐家、同乡、安国之目的。这种“金字塔”式的层级设计，可以看做是秦帝国郡县制的早期形态。

二是把国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实行“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的组织管理办法。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史载：“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小匡》）石民，即柱石之民，言其重要。这就是说，士农工商四民的聚居地要有所区分，即按各自的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而且各行业世代相传，相对稳定，从而促进四民“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思迁焉”（《国语·齐语》）。这种“四民分业定居”的国家管理模式，极大地提高了组织效率。

随后，管仲进行了与行政区划相适应的“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寓兵于农的兵制改革：五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戍，由里有司带领；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二千人，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五乡一万人，立一元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元帅率领。这种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架构合二为一的运作模式，能够进行高效的战时动员。为了提升军队战斗力，加强武备，每年秋天通过狩猎来加强训练。同时，严格规定百姓不得随意迁徙，以便于推行全民皆兵的耕战之策，有效管理这一军政合一的组织架构。处在轨、里、连、乡网络中的兵士，因世代相居在一起，利害祸福相同，战力大大提升。经由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兵制改革，齐军很快成为列国中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天下大国”，“莫之能御”（《国语·齐语》）。孙中原教授总结管仲兵制改革的要义在于：“行政里面含军事，军政结合，兵民合一，寓兵于农。”[6]

管仲通过以上政治、经济、兵制、文化方面的变革，“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国力大振，由原来“地舄卤，人民寡”的衰象一跃成为中原的经济大国和文化高地，史家有“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之说。对盛极一时、战国时仍然富甲天下的齐国，史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战国策·齐策》）所有这些，为后来管仲的以商止战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国强必称霸

1.强则必霸，霸中图强

治国之道有三：帝道、王道和霸道。化民以道，“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道法自然之治乃帝道，基于制度文明的道、法、术合一治道为王道，以武力为后盾、以刑赏为手段来治理天下为霸道。至德之世，应当本道法自然之帝道治国；天下无争之世，当以德化天下之王道治国；道术分裂的大争之世，必须行霸道。管仲生逢“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的乱世，在帝道隐、王道废、霸道兴的大争之世，尊帝道必亡，用王道必败，行霸道方可使天下定于一尊，由乱到治，使天下重归一统。

依管仲之见，适时称霸，社稷以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管仲相齐，首先确立了一个总目标，就是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成就霸业。那么，齐桓公能心悦诚服地接受管仲设计的霸业蓝图吗？《管子·大匡》记载：“桓公二年践位，召管仲。管仲至，公问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请，君曰：‘不能。’管仲辞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也，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已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乃令五官行事。”在管仲看来，如果仅仅把“社稷可定”当做治理国家的目标，关起门来做事，一味强调干好自己事而不干预天下事务，此种狭隘的治国理论与实践，在诸侯纷争、群雄逐鹿的春秋时代无异于亡国之道，因此必须锁定更高远的目标——“君霸王”。当霸则霸，霸则必强；当霸不霸，自取其祸——因为不霸则乱，乱则必亡。管仲从天下大势出发，为齐国确定的强则必霸、霸中图强、图强与称霸相得益彰的战略目标，可谓立意高远，顺天应人。

当然，管仲谋划的霸业，并非完全靠霸道来实现。管仲顺时而动，杂糅王霸二道，制定了宗法王道、兼行霸道的王霸兼采方略。在一统天下的过程中，管仲主张王霸并举。至于到底是实行王道还是采用霸道，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或王霸兼采，或王霸交替采用，即“霸王者有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管仲指出：“夫善用国者，因其大国之重，以其势小之；因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弱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形，知动静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霸言》）管仲认为，王霸须待时而动：“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霸言》）可见，管仲完全以时势为转移的王霸兼采学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天降大任于管仲，管仲亦不负众望，以天下一统为己任。惟其如此，管仲高频次使用“天下”一词。《管子》开篇《牧民》即开宗明义，提出“家、乡、国、天下”之说，言道：“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牧民》）即以齐家的规矩治家，以富民的规矩治乡，以强国的规矩治国，以平天下的规矩匡正天下。无论是安定百姓还是平定天下，无不体现了管仲的王霸观。关于安定百姓，管子曰：“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正世》）既然治民的最终目标是使民“齐”，那么，就必须使民与君上下同欲，行有规，止有矩，步调一致。中规中矩、行有绳墨则民“齐”，离经叛道、无法无天则民畸。而刑赏是治民之齐的根本方法，这就要求准确把握刑赏的尺度，在“禁罚威严”和“刑省罚寡”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禁罚威严”指的是禁罚必严，严格禁罚才能树立权威，使民众产生必要的敬畏之心，有了敬畏之心才行有规、止有矩，望刑罚而却步；后者指刑罚有度，当刑则刑，当罚则罚，不可滥施刑罚，刑不在多而在威，罚不在重而在精当，故刑可力求节省，罚可力求简约。刑罚得当，方可使民由乱到治，由畸到齐。显然，管仲的以法治民、德法兼济的政治思想，是一种王霸有机结合的治民之道。关于治国，管仲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令行禁止的大一统政权，并在大一统国家政权内部实行法治，即全国一统于法，法出必尊，执法必严，同时辅之以必要的奖赏。这种奖惩明确、赏罚分明的举措，体现了王霸结合的治国理路。关于平定天下，管仲针对天下失范已久的乱象，旗帜鲜明地讨伐无道，提出以兵为盾、先礼后兵、王霸兼采的一统思想，把实现天下一统的美好政治理想与诸侯争霸的无情现实结合起来，以“霸天下”促成“王天下”的战略目标。在九合一匡中，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皆是管仲根据即时形势作出的以战促和、以战促统、战和统一的杂糅王霸的战略选择。

2.霸则恒强，不霸必衰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建立东周开始，至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一扫六合建立大一统的秦帝国止，共55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狼烟四起，弱肉强食；周边戎狄虎视眈眈，伺机攻城掠地。在此严峻形势下，所有诸侯国都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争战大潮之中，绝不可能置身事外。已经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如果不参与争霸，积极谋求霸业，而是坐山观虎斗，必然会被新的霸主所胁迫，生存空间被一步步打压，结果必然是由强而衰甚至亡国。有鉴于此，管仲的结论是：不霸必衰，图谋霸业乃强齐得以维系的恒久之道。换言之，建立霸业是持久富强的必由之路。

管仲的肺腑之言深深打动了齐桓公，为了确保富民强国的成果，决心以霸业为己任。凸显大一统微言大义的霸业，既是确保齐国可持续强大的谋略，也是维护中原弱小国家利益的正义事业。一个不仅仅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辅之以道德教化的霸主，客观上代表了大多数诸侯国的利益，事实上也负载了诸侯国大一统理想的共同诉求。正因如此，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完成的霸业，得到了大多数诸侯国的拥护。当然，在徐图霸业中得到大多数诸侯国拥护的齐国，也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

管子之后，指向大一统的霸业思想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完成大一统的霸业中，天下一统思想成为各民族的最大文化公约数，许多进步政治家把通过图谋霸业而走向大一统作为避免中华民族衰亡的毕生追求。霸业图存中，中华文明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分合合的进程中一直演绎着霸则一、一则久的历史逻辑。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等大一统王朝，皆佐证了不霸必衰、霸则恒久的历史演进大道。

已经富强起来的齐国，在管仲杂糅王霸的大一统思想指导下，兼并了周边弱小附庸后，迅速崛起，成为天下侧目的东方霸主。

三、称霸必尊王

1.霸必有道，道在尊王

国强必霸，霸必有道。对管仲、齐桓公而言，秉持霸道，是霸业能否成功的关键。

春秋时期，内有日益坐大的诸侯国，外有北狄、西戎、南蛮的交相攻伐，华夏文明呈离散之势，危机四伏。在诸侯国离心离德、周王室管控能力日渐式微的危机关头，共尊周朝天子，维护正统，成为桓管霸道的不二选择。于是，管仲辅佐齐桓公适时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以宗周尊王的微言大义赢得了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一致信任和共同拥戴。所谓“尊王”，就是尊重代表中央政权的周王室的权威，承认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强化大一统共识。高举宗周尊王这面正义旗帜的桓管霸业，被赋予了正统性、合法性的法理内涵，可名正言顺地谋求盟主地位。由于巧妙地借助周天子权威来震慑和威服诸侯，所以在称霸之路上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中国历史上，管仲首倡“尊王”政治纲领。管仲强调：“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君臣上》）在管仲看来，作为“常礼”的周朝礼制，不可随意更改。天下有礼，才能上下和顺。他说：“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君臣上》）他特别强调：“君臣上下之分索，则礼制立矣……君以利和，臣以节信，则上下无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礼也。”（《君臣下》）他认为，“国之所乱者四”即“宫乱”、“家乱”、“国乱”、“众乱”，都是因为违背礼制所造成的。

在九合一匡中，管仲辅佐齐桓公始终坚守“尊王”要旨，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赋予周天子以神圣性。经过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变革，齐国拥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管仲顺应天下大势，及时辅佐齐桓公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非礼。史载，每次诸侯盟会皆由管仲策划，齐桓公以周王的名义实施。在管仲辅佐下，齐桓公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辅助王室一次，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当然，此处之“九”，只是概数，言次数之多；匡，匡正，矫正。据《谷梁传》记载，齐桓公共主持“衣裳之会十有一，兵车之会四”。粗略统计，齐桓公主持的有据可查的诸侯盟会有：前681年春的北杏之会，前680年冬的鄄地之会，前679年春的鄄地之会，前678年十二月的幽地之会，前667年六月的幽地之会，前659年八月的柽之会，前658年九月的贯之会，前657年秋的阳谷之会，前656年夏的召陵之会，前655年夏的首止之会，前653年七月的宁母之会，前652年正月的洮之会（兵车之会），前651年夏的葵丘之会，前647年夏的盐之会（兵车之会），前645年三月的牡丘之会（兵车之会），前644年十二月的淮之会（兵车之会）。齐国主导下的每一次诸侯会盟，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进程。当时诸侯分治，各诸侯国的度量衡不统一，道路形制不兼容，严重阻碍了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公元前678年12月，有齐、宋、卫、陈、郑、鲁、许、滑、滕九个诸侯国参加的幽地之会，根据管仲的倡议，订立了“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幼官》）的盟约，大大加快了各诸侯国之间的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并在贸易往来中实现共赢。为确保政局的稳定，周朝有嫡子继承制传统。但周惠王却意欲废太子郑而改立宠信的次妃所生的王子带。废嫡立庶，显然违反了周朝礼制。为维护礼制正统，公元前655年，管仲辅佐齐桓公以拜见太子、申尊王之情为由，联合八国诸侯举行首止之会，特邀太子郑到会，力挺太子郑，为其造势，稳固了太子地位，避免了一场行将发生的王朝内乱。在九合一匡中，管仲辅佐齐桓公皆以“尊王”号令天下，替天行道，并巧妙地借助“尊王”表达天下一统观。

最具代表意义的是葵丘会盟。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鲁、宋、卫、郑、曹等国国君会盟于葵丘，齐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了葵丘之盟，成为公认的霸主。在葵丘盟会中，根据管仲的建议，各路诸侯订立了“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弑，抑兼并”的大一统盟约和“五禁”条款。这些有约束力的盟约，既是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经验总结，也是诸侯国天下一统的纲领性文献。为了表示对齐桓公率各路诸侯尊奉王室的辛劳，周襄王让使臣宰孔赴会并嘉奖，破例“使宰孔赐齐侯胙”（《左传·僖公九年》），还令齐桓公不必行跪拜大礼。“桓公欲许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赐”（《史记·齐太公世家》）。这段“齐桓下拜受胙”的记载，书录了齐桓公在会盟诸侯时接受周襄王赏赐祭肉的真实场景。赏赐祭庙所用的胙肉、彤弓矢以及天子车马，是周天子给予诸侯国的最高奖赏。依据周朝的规矩，“胙”是不应赐给异姓诸侯的，并且诸侯必须下拜受赐。周襄王却破例赐给齐侯“胙”，并传令免去下拜之礼。年迈功高的齐桓公坚持“下拜”受赐，不僭越周礼，起到了很好的“尊王”示范作用。葵丘会盟中，齐桓公俨然代周天子号令天下诸侯，标志着齐桓公旨在天下一统的霸业达到巅峰。此后，但凡有不臣之心、胆敢挑战周王室权威者，管仲、齐桓公都会过问和制止，以有道伐无道，及时扭转了当时的混乱局面，重新稳定了天下大局。因匡正天下有功，周襄王欲待管仲以上卿之礼，管仲坚辞，最后只受下卿之礼。

回望人类文明长河，只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上下八千年延绵，且历久弥新。从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这是由管仲继往开来的中华大一统文化所结出的必然之果。

2.王霸兼采，刚柔交济

管仲倡行的霸道，是王霸兼采、刚柔并济之道。管仲的霸业之道，要旨在以强大的武备为后盾，文武并用，以收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纵观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的称霸之路，既通过武力威加天下，也通过遵循大一统规制、顺应民心而信达四海。

武力是必要的后盾，也是宗周尊王的资本。管仲指出：“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参患》）；“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兵法》）正因为军事如此重要，管仲力主慎用甲兵：“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失谋而败，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问》）惟其如此，管仲一再强调战争的正义性问题，主张“服人以义而不以兵”。他说：“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重令》）

管仲认为，齐国虽然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在华夏民族四分五裂的危机关头，绝不可轻言吞并他国。维护华夏民族的大一统事业，是第一要务。因此，必须团结一致，共御外敌。为此，他力劝齐桓公出师有名，以文事和外交为主，辅之以强大武备为后盾，必不得已而用兵。在九合一匡中，齐国借助周天子的名义，服人以义，联合盟国以文武两手相继迫使鲁、宋、郑等大国顺利参加会盟。至于会盟采用“兵车之会”还是“乘车之会”，择机而定。重兵压境、以战逼和、主要用军事手段迫使诸侯国君参加宗周尊王的诸侯会盟，称为“兵车之会”；以和平方式、诸侯国君受邀只需乘车到约定地点的会盟，称为“乘车之会”。

在实施平定天下的战略时，管仲力主改变过去那种以邻为壑的做法，退还了所占鲁、燕的土地，睦邻友好。这样做的结果是：“四邻大亲。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三岁治定，四岁教成，五岁兵出。有教士三万人，革车八百乘。”（《小匡》）此后，桓管“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国语·齐语》）；齐军得以“横行于天下，诛无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圉也”；四方诸侯“怀其文而畏其武”（《小匡》），远方诸侯国的民众从善如流。管仲之谋，“顺天之道”，救民水火，底定天下。

为了最大限度避免战争造成的创伤，管仲首创并实践“商利战”，用贸易制衡战争，以经济手段达到政治军事目的，不战而胜。应当说，这是管仲在推行宗周尊王中最具创造性的谋略，由此也奠定了管仲作为“货币战争”宗师的历史地位。管子熟练运用轻重之术，成功运筹了颇似今天货币战争的鲁绨之谋、楚鹿之谋、衡山之谋、阴里之谋、菁茅之谋等，每一次都赢得干脆利落，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其实，管仲所用谋略既很深奥，也很简单，无非是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而追求某种奇货的畸形利润，等到举国蜂拥争利时，及时终结暴利，断其粮道，致使敌对方经济瘫痪！通过以高价收购绨、鹿、兵器、柴、白狐皮，齐国分别收服了鲁、楚、衡山、莱、代诸国，所用手法大同小异：以“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轻重乙》）的轻重之策摧垮对手的经济体系。在这个过程中，鲁绨、生鹿、兵器、异柴、白狐不过是炒作的噱头，金银等货币则以伪装者的角色示敌，藏在幕后的粮食才是摧毁敌国经济的胜负手。欲取先予，声东击西，变化莫测。管仲每次成功谋划的商利战，总是将目标国特产的国内价格抬到非常高的水平，诱使其变成单一经济，待生产力配比严重畸形、元气大伤后，突然改变国际贸易规则，靠经济手段拖垮敌人，最终迫降、收服目标国，从而完胜了一场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管仲如法炮制，通过石璧之谋，齐国石璧流通天下，而齐国却坐收天下财物。

齐国虽然坐拥最强国力，走的却是一条宗周尊王的和平称霸路线，为后世所称道。管仲的宗周尊王战略，既有利于齐国称霸诸侯，在客观上也极大地维护了周王室的至尊地位。史载：“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币贺之；从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贺之；凡诸侯之臣有谏其君而善者，以玺问之，以信其言。”（《大匡》）难能可贵的是，管仲是真心宗周尊王，而不同于后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大加赞美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四、攘夷促大统

1.蛮夷之祸，华夏大患

当时的“中国”，并非具体明确的国家代称，更多地是一种有别于四方蛮夷戎狄的地域和文化概念。文明程度较高的华夏族，最初在中原建立政权时，自称中央之国，简称“中国”，而蛮夷戎狄环绕四周——这就是历史形成的“天下”格局。混乱的“中国”局势，给周边少数部族入侵中原大开方便之门。在各诸侯国离心离德的同时，盘踞蛮夷之地、尚未开化的戎、狄、夷等部族，从周幽王的覆灭中窥伺到掳掠华夏大地的可乘之机，如狼似虎蜂拥而至，打开了一个个撕裂华夏文明的缺口。蛮夷之祸，已成华夏大患。史载：“齐桓公之时……南夷北狄，交伐中国……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存天子之位。”（《淮南子》）在北狄南下、西戎东进、南蛮北上的严峻形势下，存亡继绝成了时代主题。为了存亡继绝，必须在宗周尊王的同时，攘除四夷之患。在四夷乱华之际，管仲辅佐齐桓公顺应时代大势，将原来各自为战、支离破碎的诸侯国重新凝聚起来，共御外敌，坚定地捍卫民族正统，从而止损了周王室进一步衰落、诸侯国进一步离心离德的颓势。

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管仲辅佐齐桓公紧密团结中原诸侯国，晓以华夏一统大义，以捍卫华夏文明为己任，开始了一致对外的“攘夷”行动。齐国首先对屡犯中原诸侯的游牧于北部边塞的戎、狄和南方楚国进行坚决打击。公元前663年，山戎伐燕，齐军救燕；公元前661年，狄人攻邢，管仲力陈“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的大义，齐桓公采纳管仲“请救邢”的建议，打退了损毁邢国都城的狄兵，并在夷仪为邢国建立了新都；次年，狄人大举攻卫，卫懿公被杀，齐桓公率诸侯国替卫国在楚丘另建新都；公元前655年，齐桓公率联军伐楚，历来目无周天子的楚国不得不同意向周王室进贡，同时表示愿加入齐桓公为首的联盟，听从齐国指挥，此即召陵之盟。但凡有向齐国求救的，桓管都能出兵相助，极大地震慑了周边各部族。

被传为佳话的“千里救燕、割地护礼”的故事，生动再现了桓管霸业不图霸凌但求华夏一统的正义性。尽管燕国数度未参加齐国主持的会盟，但管仲献策齐桓公不计前嫌，秉持大义而率军救燕。齐国大军千里追击，直捣戎狄老巢弧竹国。转危为安的燕庄王感激齐桓公救亡大恩，礼送齐桓公回国，待到依依惜别时，不觉已送至齐国境内五十里。管仲提醒齐桓公，按照周朝礼制，除天子外，诸侯送别不可越境。齐桓公当即决定，将燕庄王误入的五十里齐地割予燕国，以示对周礼的尊奉。此举很快成为桓管霸业不在齐国私利，而在图谋华夏一统的美谈，也为后世树立了义不容辞的霸主典范。在桓管的感召下，中原各诸侯国的锋芒开始转向以华夏周边为对象的兼并战争。应当说，那是中国对外扩张最为迅猛的一个时期。战争不仅考验了华夏民族，也磨炼了华夏民族的意志。齐国向东、秦国向西、晋国向北、楚国向南迅速扩张，四大强国的文明拓展使得华夏版图大幅增加，由此奠定了今天中国版图幅员辽阔的基本架构。

2.攘夷安内，匡正天下

攘夷安内，匡正天下，促进华夏一统，是桓管霸业的要旨所在。毫不夸张地说，在历史危机关头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的霸业，存亡国，继绝世，定四境，使华夏文明逃过一劫，避免了一场被彻底肢解的危机。捍卫了华夏文明的管仲，也因此成为后人敬仰的民族英雄。

如果没有桓管力挽狂澜的正义霸业，中国极有可能同古希腊一样，最后被罗马式的蛮族所取代，陷入无边的黑暗中。果真如此，自伏羲一画开天、道启鸿蒙后开显的中华文明之河，就会被残忍地中断，异化为凝固的永久性遗迹，供后人凭吊，如同曾经如日中天后来灰飞烟灭的其他文明遗址一样。而“中国”人，也极有可能像古印度人一样，成为南下游牧民族的奴隶，被划分种姓，被肆意践踏，变成游走在文明边缘的低种姓族群。惟其如此，孔子云：“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意思是说，管仲辅佐齐桓公，鼎助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民众直至今天还在享受着他的恩赐。要是没有管仲，华夏遗民恐怕就会被迫成为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的蛮族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最后愧于面对祖宗而自绝于沟渎。可见，没有管仲，就没有辉煌灿烂、历久弥新、建制统一的中华文明慧命长河——这已成为时人的共识。

桓管塑造的宗周尊王、安内攘外、华夏一统、出师有名、锄强扶弱、义不容辞的霸业范式，彰显了春秋大义，为后世所宗法。继齐桓公而霸的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也一如既往地坚守华夏正统，保华夏一脉，施行王道，乐于表率，团结诸侯，攘斥四夷，最终驱离戎狄于千里之外，并合乎历史逻辑地进入七雄争霸时代，为后来秦汉帝国的大一统建制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春秋时期，凡是有利于天下一统的战争，皆是正义之战。放言“春秋无义战”者，不过是无视历史的厥词。实际上，“所谓的‘正义’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乌托邦式的‘正义’是没有的”[7]。对顺天应人、攘外安内、救华夏民族于水火的春秋大义，首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热情讴歌：“春秋之义，尊天王，攘夷狄，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日知录》卷七）东汉末年，在天下再一次分崩离析之际，诸葛亮之所以自比管仲，就是为了仿效管仲奉行的春秋大义，结束天下乱局，兴复汉室，使天下重归一统。

面对自伏羲画卦、文明肇始以来最严重的文明危机，管仲辅佐齐桓公重塑春秋大义之本，“尊王攘夷”，广播华夏一统薪火，培育大一统共识，从而使中华民族在危机关头经受住了考验。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逝，葬于临淄牛山北麓，墓前石碑上刻录毛维孙诗曰：“幸脱当年车槛灾，一匡霸业为齐开。可怜三尺牛山上，千古常埋天下才。”管仲已矣，然而其开显的大一统思想却日渐深入人心。司马迁对管仲可谓不吝颂词：“管仲世所谓贤臣……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史记·管晏列传》）大哉，太史公之言！在道教的神仙谱系中，管仲也赢得了“丙申太岁管仲大将军”的座次。梁启超细察毛泽东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的“中国六大政治家”，认为管仲是“中国之最大政治家”[8]。此言不虚！

为了实现包括政治规制、军事建制、思想意识、文字系统、文化共识、经济形制、道路体系在内的真正意义上的天下一统，必须在已然摇摇欲坠的徒有虚名的周王室之外，重建具有无上权威的大一统架构。而能够担负大一统使命的载体，无疑是大一统帝国。这一历史使命，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由秦帝国完成。始皇帝一扫六合，废分封而立郡县，既标志着管仲点燃的大一统的燎原之火尘埃落定，也规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大一统的明确方向和基本路径。不管历史风云如何变幻，管仲的理论与事功，客观上已成为大一统精神的重要来源。诚如孙皓晖指出的，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形成是一个历史逐步演化的过程，并牢牢规定着中国的未来之路[9]。“我们今天走的道路蕴涵着我们的文明基因”[10]。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精华的大一统思想，两千多年来，始终像一根看不见、扯不断的红线，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内部分裂或外族入侵，但总能在大一统思想的导引下，在伟大的文明向心运动中，分久必合，共御外侮，在更新的起点上走向统一。正因为中华文明内置着大一统的文明基因和成功经验，所以，汤因比认为，全球文明中，能够担当统一世界使命的，非中华文明莫属。我们有理由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带一路倡议等都是中华大一统文化的合乎逻辑的延伸。

参考文献

[1]刘长明.哲学文化隆起带现象观止[J].东岳论丛，2018，（2）.

[2].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98.

[5]刘长明.圆道思维与和谐社会[J].北京大学学报，2007，（5）.

[6]孙中原解读.管子[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9.

[7]刘长明.伦理学的革命——从单向伦理到双向不对称伦理再到双向和谐伦理[J].文史哲，2005，（4）.

[8]梁启超，等.中国六大政治家[M].北京：中华书局，2014：3.

[9]孙皓辉.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10]陈昕.实现中国梦的三点思考[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4-01-09.

（原载《管子学刊》2019年第3期，第5～18页，全文28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