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亲老兵墓碑（142座墓碑15年寻亲记）

寻亲老兵墓碑（142座墓碑15年寻亲记）为此，他把家里的老本基本都花光了，甚至变卖了儿子的婚房。家人不理解他，烈士家属也偶有怨言，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想过停下来，但是陷得太深了。背负着一种复杂的使命感，他只能一次又一次继续上路。在后来的十五年里，余发海为了探寻墓碑背后的秘密，寄出了100余封“查无此人”的信件，独自走了几万公里的“长征路”，为墓碑的烈士们带回了67个家庭。坟头高低不平，有的墓缺了一角，有的陷进土里，还有的墓塌了，压在地上。余发海扯了一把齐腰深的荒草，扎成一束，擦去碑上的青苔和灰尘，上面的字迹在岁月的风化和侵蚀中已经变得有些模糊：既有女兵、炮兵、步兵这些普通战士，也有班、排、营、团级干部。籍贯涉及全国24省份，118县市。牺牲的战士年纪最小是18岁，最大的52岁。他用手数了一下，15排，142座。

视频｜寻亲15年：142座墓碑和100余封“查无此人”的信。新京报“剥洋葱”出品

老民警余发海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余生会和142座墓碑绑在一起。

十五年前，55岁的余发海刚做完肾移植手术不到两年，病休期间，赤壁市政协文史委派他去考察一片子弟兵烈士墓群。墓群就位于湖南湖北两省交界处，赤壁市羊楼洞村两公里外的老营盘茶山上。

余发海至今记得，那是大片旷野山坡，荒草丛生，周围没有村庄，也没有道路。一阵风吹过 一个个碑头露了出来，“好像一个加强连埋伏在那。”

坟头高低不平，有的墓缺了一角，有的陷进土里，还有的墓塌了，压在地上。

余发海扯了一把齐腰深的荒草，扎成一束，擦去碑上的青苔和灰尘，上面的字迹在岁月的风化和侵蚀中已经变得有些模糊：既有女兵、炮兵、步兵这些普通战士，也有班、排、营、团级干部。籍贯涉及全国24省份，118县市。牺牲的战士年纪最小是18岁，最大的52岁。

他用手数了一下，15排，142座。

在后来的十五年里，余发海为了探寻墓碑背后的秘密，寄出了100余封“查无此人”的信件，独自走了几万公里的“长征路”，为墓碑的烈士们带回了67个家庭。

为此，他把家里的老本基本都花光了，甚至变卖了儿子的婚房。家人不理解他，烈士家属也偶有怨言，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想过停下来，但是陷得太深了。背负着一种复杂的使命感，他只能一次又一次继续上路。

余发海在赤壁羊楼洞142烈士墓群。新京报记者解蕾摄

“他们究竟是英雄还是逃兵？”

2005年，余发海开始走访墓群附近的村民，发现羊楼洞村一直都有“他们究竟是英雄还是逃兵？”的疑问。

一位88岁的村民回忆，年轻时学校曾组织扫墓，只是不知道里面埋葬的究竟是什么人。

赤壁市政协文史委也多次收到老政协委员们的反映，说这片荒凉的子弟兵烈士墓群，不知是红军还是新四军？

走访中，余发海认识了住在墓群旁的许家兄弟，附近的村民叫他们“守墓人”。

75岁的许立君回忆，六十年前，羊楼洞镇曾来过一大批抗美援朝回国的战士。在主干路几公里外的赵李桥镇，这批伤员被拉下火车，由担架队、车马队运送到第67野战医院进行治疗。

许立君的大哥当时就是担架队的一员。那一年许立君不到十岁，他看到许多伤员。

他意外结识了一名叫许贵的战士，战士给了他面包和馒头。后来，许立君隔三差五地就去医院找他玩。有一天，战士突然死了，就埋在旁边的墓地里。

余发海和“守墓人”许立君。新京报记者解蕾摄

余发海得到这些线索后，找到了当年野战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在村子里拜访了一些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他们已经八九十岁了，给余发海讲了很多关于墓碑上烈士和当年战争的故事。许多人仅有过一面之缘，便去世了。

带着这些故事，回到家后，余发海开始四处査找档案资料 考察村史。在一本从地摊上淘来的《赤壁民政志》里，他发现了142位烈士的名单。

最终确定，这里并非一片野坟，而是有据可查的烈士墓群，抗美援朝回国的伤员死去后一个一个被抬到这片荒地里，进行棺葬。

他拿着书去墓地里，将书里的烈士名单与墓碑上的铭文一一进行比对，用红笔标出了每个名字所在的墓碑位置。其中有董存瑞的战友王喜奎、罗盛教的战友周兴良等等。

但仍有九位烈士不在名单上，他又在一位抗美援朝老战士的回忆录中找到了这九位的名字，将他们补充在书旁白的地方。

余发海将这些发现形成了一份报告呈交给上级政府，赤壁市民政局即与市人武部、市公安局三家联合发起了为142位子弟兵烈士找家乡寻亲人的活动。

这142个陌生的名字始终在余发海脑海里徘徊不去，他日日夜夜翻看写有烈士名字的这几页，边角都翻烂了，又贴上了胶带。“142个伤员救治无效牺牲了，就在我们的土地上安葬。默默无闻地沉睡在这里几十年，不为人知。那他们家里还有没有亲人？知不知道他们牺牲在这里？他们家里是什么状况呢？”

一大堆疑问充斥在他脑子里，无法入眠，“142个名字就像142个谜题”。

100余封“查无此人”的信

带着好奇，余发海开始寻找这142个名字背后的家庭。

关于烈士的全部线索就来源于石碑上这短短的几行碑文。余发海把碑文内容誊抄在纸上。石碑的位置高高低低，他跪在地上抄写，以免身上长长的手术刀口被压到。有时突然下起雨，笔记本上的字迹被打湿，钢笔水晕开一片，又得重新开始。

142烈士墓群碑文。新京报记者解蕾摄

他按照碑文上面的地址寄出信——十五年前，一封普通信2角，挂号信8角。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变成了普通1元2角，挂号8元。再后来有了快递，一封信用快递寄就是20元左右。

当寻亲在日后成为余发海生活唯一的主题，时间的概念就在他脑海里变得模糊，只能靠物价的变化来记忆过程，“钱都是我自己垫的，条子都留着，攒了一大本。”

第一年，他寄出去100多封信。但大部分石沉大海，信被退回来，加上一字条，“查无此人”。

余发海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他们的家人不回信？”

后来他发现，几十年过去，一些行政区域的划分早已发生改变，比如一位烈士的墓碑上刻着“广东省北流县”，而北流早已被划入广西界内。再比如“湖北省沔阳县”，现在已经改名为“湖北省仙桃市”。“台湾花莲县舒服乡”实则为“花莲市寿丰乡”，就连“赤壁”也从原来的“蒲圻县”更名。

因为方言和近音字，有些烈士的名字也有出入。一位河南烈士的名字叫刘义斋，但墓碑上却刻着繁体的刘义齐（劉義齊）。有些烈士的性别甚至都错了，女写成了男。

那段日子，余发海又开始每天从早到晚钻进这些烈士名单里，找到一个核实一个。一共发现了70个错误，一一校正。

但仍旧没有回音。

“我当时也灰心了，把笔也撇了，直接扔到窗户外面去。我烦，那些退回来的信，我也一把火把它们都烧了。”余发海一度陷入情绪的低谷中。

几个月的沉寂后，他突然收到了一封回信。

信里写道：“你做了一件大好事，爸爸参加革命时我才四岁，大概在我七八岁时就牺牲了。爸爸牺牲后，我一直不知道，后来我妈妈也去世了，我是一个孤儿……”

落款“刘耀”，是河南烈士刘义斋的儿子。他的叔叔也是军人，曾来羊楼洞找过刘义斋，没找到，最后带着遗憾去世了。去世前叔叔告诉刘耀，“你把爷爷奶奶的坟旁边留一个空位，等你爸爸找到后，你要把他跟我们埋在一起，让我们团圆。”

这封信重燃了余发海的希望，“还是有意义的”。他决定继续做下去。

烈士徐保荣家属写给余发海的信。新京报记者解蕾摄

十五年的“长征路”

2006年，余发海开始坐着火车为烈士寻亲。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最北到丹东，最南到广西、贵州。他在一张地图上把去过的地方都画上，“我这十五年，也是一段长征路。”

2007年清明节前，余发海偶然看到了一则报道。在太原，有一位比自己大九岁的老检察官王艾甫也在做着相似的事情。

余发海萌生了志同道合的亲切感，“他和我一样，都是被烈士背后的故事感动。”

于是，他想办法联系到王艾甫，“如果你那里有湖北籍的烈士，我来帮你找，我这有个山西籍的，你帮我找，可不可以？”没过多久，王艾甫就帮忙联系到了赤壁墓群中一位山西籍的烈士家属。

2007年，余发海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到达太原。跟随王艾甫驱车前往介休市义掌棠北村。

村子偏僻，被一圈土城墙围拢着。进村后，余发海开始一组一组地问，一大队一小队挨家挨户地找。

最终找到了温秉仁烈士的家属——在一户破旧老房子里。

烈士74岁的胞弟温秉根向余发海回忆，那时候，他自己才不到十岁，哥哥当八路军出去后就再没有消息，爷爷奶奶和父母一直在等着他回来，死前也没等到。再有消息的时候，就是他的战友带来的死讯。

他指着背后的房子告诉余发海，“这都是老房子，是爷爷父亲一代代留下来的。这间是我哥哥的，他要是在的话就给他住。可是哥哥不在了，”这句话刚说出口，老人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父母在世的时候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我现在也有儿子了，儿子也是军人，我很想看看我的哥哥。你们说在湖北，但我不知道湖北在哪里，哥哥的墓在哪里。”

2007年，余发海前往山西烈士温秉仁的家里，与烈士家属合照。受访者供图

“温秉仁的弟弟到现在都没有来过，不知道是不是家里穷。”余发海无奈，这是他出门找到的第一个家属。

此后的十五年，余发海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烈士家庭。

有的是烈士的遗腹子，从来没见过父亲，只听母亲讲起过；有的家庭已经苦苦寻觅了几十年，但始终没有音讯。有些家庭因为亲人去世，变得破碎，有的消极生活，有的选择重组，有的无奈只能遗忘。

余发海至今还能一字一句地背诵出十三年前收到江苏徐保荣烈士家属回的信。

“余警官，我是徐保荣烈士的后代，我想去看看我的亲人，我娘还在，她是烈士的妻子，可我不是烈士的儿子。我妈妈眼泪都流干了，一生就是想见他一面。”

“我想这是个什么事？千里迢迢再有困难，也要把这个谜揭开。”于是他从赤壁坐火车来到江苏省沭阳县。

烈士家属给远道而来的余警官做了一桌子饭，徐保荣烈士的遗孀吴庆兰已经84岁，坐在门槛上一直流泪，用方言讲着当年的故事。

徐保荣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前曾回过一次家，也是那次娶了吴庆兰。相处了一两天就回到部队，再没有回来。吴庆兰收到丈夫的死讯后，生了一场大病，一个大家庭由此破碎。徐保荣的弟弟向她表明心意，于是“两个苦难的人决定撑起三个小家”。

余发海声音哽咽，“我听老妈妈讲到这里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坐在旁边，他就是当年的弟弟，已经75岁，眉毛都白了。在路上摇手接我的是他们的儿子，30多岁，两人一共生了三儿一女。”

他们全都跪下来说：“余警官，恩人啊！”

“我能不感动吗？我做了什么？我就起了一个通讯员的作用，可是这些故事感染着我。你不能说人没有良心、人是麻木的，就算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不管是别人羡慕还是嫉妒我，我都要做这个事情。”余发海说。

一个人的“陈列馆”

2007年至2011年这五年间，是余发海家里最热闹的时期。羊楼洞142烈士墓群由政府牵头修缮完成，专门成立了修缮和保护羊楼洞142烈士墓群工作领导小组，余发海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

赤壁烈士陵园所长张建平称，从2010年开始接管羊楼洞142烈士墓群，十年间总共接待了将近一百万人来参观和扫墓。

在他接手前，陵园进行了两期改造，用红砖修建了围墙，建造了烈士碑，土路也被修建成水泥路。张建平在任期间，烈士墓群进行了全部改造，保留了原始的老坟包，也修建了新的墓碑。

这几年也是烈士家属前来缅怀的高峰期。家属来赤壁，第一个联系的就是余发海。

有些家属住不起宾馆，余发海就留他们在自己家过夜。最多的时候睡了六七个人，客厅的沙发上、地上都是铺盖卷。

但大多数时候，这个房子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和一屋子的资料。

这栋民警小区的老宿舍楼是余发海2005年买的，已经不知道经过了几手。灰色的水泥墙，藏身在周围红色砖瓦砌成的一排排新房中。

房间里没什么家具，地上的瓷砖有三种颜色和形状，是别人家装修完剩下的，便宜卖给了他。冬天屋子里很冷，只有桌子下面有个暖炉用来烤火。

几平米大的阳台上有两个书架，放满了编年史、档案志、抗美援朝战争史等书籍，另一侧是一些被装订成册的资料，厚厚一沓，从1到20标着序号。

余发海家里的“陈列馆”，收集了十五年为烈士寻亲的资料。新京报记者解蕾摄

狭窄的空间里放着一台老旧台式电脑，是他前几年买的二手货，运转的时候嗡嗡直响。为了查资料，他几年前开始从头学起了电脑，现在已经用得很熟练。

早些年，余发海和妻子儿女一家五口人住在街道上的一间平房里。退休前，他做过治安民警、派出所所长，下过基层，也进过机关，是公安局里的骨干力量，还曾因破过一起大案得了一等功勋章。

2003年，积劳成疾，余发海患了肾病。双肾坏死，必须做肾移植手术。但家里没钱，他想过“老牛拖破车，哪天死了就算了”。

单位知道他的病，就让他去医院进行肾配型，没想到不久便找到了合适的肾源。公安局内部组织了募捐，其余部分夫妻俩管亲戚借，才凑齐手术费。

出院后他仍需靠药物来维持。一天五次药，卧室的架子上放着各种各样颜色的药丸。每天晚上睡觉前，他还得给自己打一针。

在书桌上，有一张一米长的生化检查记录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着他从2003年到现在历次检查的身体各项指标情况。

2005年，公安局将在病休恢复期的余发海从基层派出所调回机关科室，派他去羊楼洞墓群进行红色考察，算是个闲差。但没想到，他却一头扎了进去，变得比工作还忙上百倍，几乎不着家。

按他当时的经济状况，每个月付完医药费后，基本就所剩无几。他擅作主张，没经过妻子儿女同意，就把原本要给儿子结婚的老房子卖了，一部分用来还钱，一部分用来找烈士的家属。

找烈士家属比想象的要更艰辛，花费也更大。火车票、打车票、住宿费、吃饭，每一笔都是不小的数字。

找胡金海家属时，余发海从妻子口袋里偷走两百块钱，这原本是过年要给孙子的压岁钱。妻子生气又无奈，“你真是吃家饭喂野食。”

十几年来，余发海家里的老本基本都花光了，“我对不起我的家人，对不起我的儿女。别人家父母都是给孩子们留财产，我却是不断地消耗家里的财产。”

这些年，余发海也受到了一些压力。妻子曾直言：“你做的这些事，你愿意做就做，但千万别把这个家牵扯进去。你出了事，你一个人负责。”

为了保护家人，他一个人住。早午饭随便下点面条吃，晚上去女儿那里吃一顿晚饭，再回自己家。

每次出去寻亲，余发海都会随身携带病例，以防不测。

有一次，在返程的路上遇到了大暴雨，余发海被淋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到家之后高烧了一天一夜。

妻子对他说，“你早晚有一天要把命丢在外面。谁要你去的，你自讨苦吃，你活该，谁会感谢你？”

李萍是湖北荆州烈士冉性初的儿媳，也是142位烈士家属群的群主。去年她前往羊楼洞扫墓时，在余发海家中看到堆着乱七八糟的杂物和满桌子的药，不免有些心酸和同情，“从没想到余警官自己的生活会这样窘迫。”

只有在那座属于自己的“陈列馆”里，余发海最有归属感。

“陈列馆”分为几个系列，每个系列都有十几本，按年份标着序号。一套是车票册，红红蓝蓝的贴满了他从2005年到现在每次去寻亲的火车票。一套是烈士的资料，打开里面是被他剪剪贴贴出来的资料，以及一些函件和档案。

还有一套是邮寄单，从两毛钱到二三十块钱，一页页翻过去都是这十五年来的点点滴滴。他甚至还保留着每次的打车票、大巴票和给烈士家属洗相片的底单。

十五年来外出寻亲的火车票、汽车票都被余发海贴在本子上，如今已经攒了十几本。新京报记者解蕾摄

另有一套则是这十五年来每一家报纸对他的报道，他都连着报头完完整整贴好，按时间排放。

对着每张纸，他都能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他小心翼翼地翻看着，仿佛那些东西就是他这一生全部的意义。

“这些说是要报销，十五年了。我收藏着，也是我这些年的见证。我要是死了，我老伴儿一把火就烧了。”余发海长叹了一口气，把这些泛黄的本子合上。

67次团圆

2010年9月，羊楼洞志愿军烈士墓群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烈士建筑物重点保护单位。

如今的羊楼洞烈士墓群四周被一片青绿的茶山环绕。一块块方正的石碑林立在陵园中。原先的老墓碑竖立在陵园后面的石台上，有青苔从石缝间长出，顺着墓碑向上。

经过政府修建，如今的羊楼洞烈士墓群被一片茶山环绕。新京报记者解蕾摄

142座墓碑正前方，耸立着一座纪念碑，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旁边是羊楼洞墓群的烈士纪念馆，里面收藏着墓里挖出来的烈士遗物，以及一些抗美援朝老战士寄来的信和老物件。

余发海寻亲的这些年，羊楼洞村民一听到外面哭天抢地的声音，就知道“余警官又找到了一个，又带回来一个。”

河南西平王定保烈士的妹妹在家人陪伴下来扫墓。受访者供图

至今，余发海已经找到了120名烈士的家属，有67位烈士的家属来祭奠过。

刘耀是第一个来羊楼洞墓群祭扫的家属。

余发海收到回信后没两天，他就从河南赶来了。一下车，63岁的老人直直地就奔去父亲的墓碑，第10排13号墓。

“他就像是被勾住了魂，直接奔到那就跪下，贴着他爸爸的墓碑亲，手紧紧地抓着墓碑。撕心裂肺地哭。”余发海说。

村民们也会给远道而来的烈士家属搬凳子坐，给他们倒茶喝。年纪大点的老人坐在门边上，看着这场景也直掉眼泪。

声势最大的一次，从内蒙古来了三位烈士家属。

其中一位是杨海友烈士的弟弟。他说当时哥哥正要入伍，但刚娶了嫂子，自己就主动去代替哥哥参军。他参军后不久，朝鲜战争也爆发了，南北部队在武汉行军交叉时，他在志愿军的部队里看到一个人很像哥哥，用蒙古话喊了一声，那个人果然回头了。后来弟弟剿匪结束回到家乡，哥哥却一直没回来。

“怎么就上了朝鲜前线呢？”他说，如果当年没有替哥哥去参军，那后来去朝鲜的就是他，埋在这里的也是他。

2007年，余发海还见到了一名活着的“烈士”。

那年腊月二十八，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在江津县找到了“烈士”胡金海本人。

这让余发海大吃一惊，“这不是稀奇了，烈士怎么还活着呢？”他立刻打车前往墓地。站在胡金海的墓碑前，反复确认无误，给胡金海打了电话。

那头沉默了，“我怎么就死了呢？”

2007年8月，76岁的胡金海穿着一身泛旧的军装，挎着水壶，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了羊楼洞烈士墓群。碑头上方刻着“千古”二字，而上面的介绍确实是他本人。

2007年8月，“活着的烈士”76岁的胡金海来扫墓。受访者供图

胡金海回忆，他是在1951年3月随部队入朝作战，上甘岭战役打得十分艰苦。为了拿下一个高地，发起冲锋后各营连的战士混在一起，美军飞机丢下的燃烧弹就在不远处爆炸，身边的一名战士立刻就倒下了。他冲到战士身边，脱下自己的军装扑打战士身上的火焰，扑灭后，他发现这名战士手指还能动，就把军装披盖在受伤的战士身上，继续冲锋。

当时每个战士的军装左上方口袋上都有一块印着自己信息的“生死牌”。战争结束打扫战场时，这位披着胡金海军装的战士奄奄一息，就被误认为是“胡金海”送回国内，转运到第67野战医院后不久便身亡，埋葬在羊楼洞墓群中。成为了无名烈士。

胡金海从褪色的绿色军包里拿出在朝鲜战场上用过的茶缸，倒上从重庆带来的酒，洒在墓碑前，又举起杯子把酒干了。他慢慢走到每一座墓碑前敬礼，一共用了一个多小时，敬了142个军礼。敬完礼已经是泪流满面。

更多的时候，关于烈士的故事是余发海讲给家属听的。

在十多年来收到的各种家属信件中，他发现大多数家属对战士的牺牲都很陌生。于是他翻读各种资料，拜访抗美援朝老战士，挖掘出不少羊楼洞烈士墓的故事。

据《蒲圻志》记载，1951年6月21日至1953年7月，羊楼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共接收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3100人，治愈2700人。

《赤壁民政志》也有记载，“该医院主要担任抗美援朝志愿军伤病员治疗任务，因救治无效而死亡的142名重伤员，均追认为烈士，安葬于羊楼洞古镇西南得胜山下。”

这些书都是余发海四处淘来的，成为他研究佐证的资料。

“当作最后一搏”

为烈士寻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高校学生以及社会志愿者纷纷加入。但70岁的余发海体力愈发不如从前，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却仍旧为寻亲的事情焦头烂额。

一些烈士家属向他反映，“我们的亲人躺在烈士陵园里面，可我们没有烈士证。”例如，湖北荆州烈士冉性初的孙子说，家里的烈士证在多年前洪水中已经遗失。

荆州市松滋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罗科长向新京报记者解释，确认烈士家属的身份有两个依据，一是家属持有的烈士证，一是省厅发放的《湖北革命烈士英名录》，二者具备任一即可。

而余发海在赤壁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湖北革命烈士英名录》中也没找到冉性初烈士的名字。冉家只有一块“光荣之家”的牌匾能证明身份。

广西烈士颜生，家属在几次搬家中也遗失了证明材料，只剩下一张“病故革命军人证明书”和安葬证明。

广西烈士颜生家属前往羊楼洞扫墓，和余发海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2020年12月7日，羊楼洞烈士墓群的主管机构——赤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余股长向新京报记者解释，142位烈士中不仅有抗美援朝负伤回国的战士，还有因公牺牲和病故的人员，全部安葬在赤壁烈士墓群中，由于历史原因，很多无法考证。

“前几年，还有冒充烈士家属的人前来索要抚恤金，后来也都被查明情况。所以，落实烈士证这一重任必须要严谨。”她表示。

烈士家属们对这一答复难以接受。有的家属表示理解，“余伯伯已经做得够多了，他心里也不好受。我不怨他，我感激他。”

但有的烈士家属会冲余发海发火，“你替我们找到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别找到。”

余发海被夹在中间无可奈何。“我也不想啊，这已经开始了，怎么收手。”

2021年1月8日，赤壁烈士陵园所长张建平告诉新京报记者，有关部门近日找到了一份《湖北省革命军人牺牲病故烈士名册》，这是追认烈士的直接有效证明，同时也从湖北省档案馆处获得了几份史料加以印证。

根据这些史料，对埋葬在羊楼洞烈士墓群的142位均认定为烈士。张建平称，至于申办、补办烈士证是由烈士户籍所在地事务部门负责。

直至现在，余发海已经把为烈士寻亲这件事当成余生的使命。他总是说，自己的第二次生命是军人给的，“我的这个肾就是一个军人捐给我的。”

说不出口的话就写在回忆录里，取名《良知与道义的远征》，写着写着已经将近五万字。

“心里的遗憾太多了。还有22位烈士没有找到家属，但基本没有希望了，有些事情确实没办法。”余发海用了很长时间才说服自己放弃。

12月14日，在赤壁湿冷的天气里，余发海又出发了。不久前他发现了一片新的墓群，是当年解放军原驻长沙“尸骨坡”第66预备医院遗址，那里曾经也收治了一批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的伤员。他希望能引起社会的重视，“我年纪大了，能力有限，希望社会能为这些战士找到他们的家人。”

动身前往长沙前，他坐在电脑前写下这段话：“一些八九十岁的老战士一年一年地离世，我也到古稀之年，重病在身，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会更加珍惜余下不多的时光，当作最后一搏。”

新京报记者 解蕾 实习生裘星 李雨凝 钟艺璇 陈怡甫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薛京宁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