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和北京最大的差别（不是西安不是南京）
西安和北京最大的差别（不是西安不是南京）北京古都文化主要指北京在辽、金、元、明、清时期作为全国的中心区域及对外交往与交流中枢所创造的、代表中华文化特质和当时文化发展最高水平并积淀传承至今的文化结构、文化要素和精神气质。北京古都文化积淀厚重，以五朝帝都为载体形成的帝都文化是其主体。举凡物质文化方面的城池宫殿、坛庙园林、衙署寺观、河渠道路，乃至衣着发式、饮食、舟车等，精神文化方面的思想观念、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民风习俗等，琳琅满目，无不具帝都气象，致广大而尽精微。相应地，古都文化应具备下列特征：一是源远流长；二是具有突出的区位特征；三是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四是格局宏大；五是至今仍为中心文化。可见，古都文化是在历史时期形成，并在与时代新境融通之中不断传承发展的文化，它不仅在当时是支撑王朝与政权得以存在的内在精神支柱，是国都乃至全国繁华兴盛的重要因素，也对古都所在地区当今的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明确新时代古都文化的内涵
前线理论圈
摘要
千年积淀的北京古都文化内涵丰富，表现出至正庄严、雍容博大、崇文厚德、协和宁远等突出特征。它不仅形成了首都文化的源流与根脉，更为今天北京的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供了深厚的底蕴和基础。挖掘源远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协同系统建设新时代古都文化，既需要把握古都文化的历史精髓和时代价值，更需要国际化的视野、首善型的格局和创新性的策略。
“北京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其中，绵亘近千年的古都文化更是我国都城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结晶和典范，是辽、金、元、明、清五朝文化的缩影，也是其时中华文化的主体和精华。
明确新时代古都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发展思路，挖掘源远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协同系统建设新时代古都文化，既是北京古都文化发展需要破解的迫切问题，更是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北京古都文化的内涵
我国都城制度起于先秦，自夏商周以后，古都数量达217个，其中包括建立在内地的古都164个，建立在周边各地的古都53个。“大古都”通常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建都历史悠久；二是都城地理位置和山川形势优越；三是我国历史上主流（或主体、主干）王朝或政权的都城；四是都城建设宏伟，有着相当大的城址规模；五是在它遗址上或其近旁存在后续城市，且应是国家级或较高级别规格的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相应地，古都文化应具备下列特征：一是源远流长；二是具有突出的区位特征；三是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四是格局宏大；五是至今仍为中心文化。可见，古都文化是在历史时期形成，并在与时代新境融通之中不断传承发展的文化，它不仅在当时是支撑王朝与政权得以存在的内在精神支柱，是国都乃至全国繁华兴盛的重要因素，也对古都所在地区当今的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北京古都文化主要指北京在辽、金、元、明、清时期作为全国的中心区域及对外交往与交流中枢所创造的、代表中华文化特质和当时文化发展最高水平并积淀传承至今的文化结构、文化要素和精神气质。北京古都文化积淀厚重，以五朝帝都为载体形成的帝都文化是其主体。举凡物质文化方面的城池宫殿、坛庙园林、衙署寺观、河渠道路，乃至衣着发式、饮食、舟车等，精神文化方面的思想观念、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民风习俗等，琳琅满目，无不具帝都气象，致广大而尽精微。
北京古都文化的主要特征
北京3000余年的建城史中，有三分之一是作为全国“首善之区”而存在的。这造就了其作为“大古都”的突出文化特征。
至正庄严。首先，作为五朝帝都，北京文化具有强烈的国家、民族的正统意识。“致天下于大治”“厝天下于衽席之上”的士大夫理想在士人云集的北京沉淀为一种城市精神和文化。其次，北京的建筑生态体现了压倒一切的中心观念。在建筑格局上，北京依据“天人合一，法天而治，象天设都”的传统都城规划理念，遵循辨正方位、讲求对称、突出中心的原则，以宫城为中心，以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为基准，从宫城到皇城，从内城到外城，形成了逐次展开、互相呼应、界线分明、整饬有序的城市格局，“图皇基于亿载，度宏规而大起”，“威天下，朝四夷”，集中体现了“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主题思想，显示出等级鲜明、井然有序的礼制。再次，在中心观念的主导下，北京形成经直纬平、方正规整的棋盘式街巷胡同格局，在这样环绕中心、方正规整的城市中，居民日常文化生态也自然呈现出不偏不倚、井然有序的市井特征。
雍容博大。其无与伦比的恢弘壮丽、金碧辉煌的皇家建筑，是这种气质、气派最直观的体现。北京最大的特点是大。从古都文化的角度看，这不仅是规模意义上的，更是《老子》所谓“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一种“有容乃大”。在悠久的历史中，古都北京以高远博大的胸怀承载、吸引、融汇、萃取、发展各方文化，形成兼容并蓄、多元一体、包罗万象的自身文化。无怪乎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初至大都，即被这个城市的繁华所深深震慑，不禁慨叹：“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
崇文厚德。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建都、定都北京的历代帝王都尊崇儒家思想，强调以文教化。中央政府在这里设置国子监等大量文化机构，组织殿试等系列文化活动，京师与全国各地以及其他国家、地区之间都有着多样的文化联系与交流，北京成为人才渊薮和文化津梁，形成崇尚人文的传统和“郁郁乎文哉”的气象。辽、金入主北京，均吸收和继承汉族先进文化，元、清驻北京而雄视天下，更是自觉学习汉文化，很多王公贵族“弃弓马而就诗书”，以仲尼之徒自居。
正是因为历朝历代对人文的高度崇尚，人文传世经典在北京迭出不绝，如元曲、明清小说把古代文学推向巅峰，《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几乎囊括古代所有典籍等，使得北京成为封建时代全国文化之集大成者。3000年来北京独特的历史积淀和自觉追求，也孕育了北京古都文化厚德的重要品格。它以厚德容载万众、万象、万事、万物，即便是山川草木、道路桥梁、宫阙楼台，无不是“丽正之所包罗”“崇仁之所联络”“和义之所纲维”“安贞健德之所囊括”。
协和宁远。北京位于东北平原、蒙古高原、华北平原三个不同自然地理单元的交汇部，处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汇处和东北、西北、西南几条古代大道的交汇点，所谓“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皇，而俯视庭宇也” 。北京的统治者一方面承续华夏民族的王朝正统，另一方面秉持“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的古训，形成一种包容、和睦的文化形态，以开放、讲信修睦的态度对待世界交往，致力于构建和平、合作的天下秩序。
辽王朝即与大食等诸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牛街清真寺就是伊斯兰教及其建筑艺术传入后与辽朝建筑融合的范例。13 世纪以后，高丽、日本、安南、缅甸、暹罗、印度、锡兰等东南亚诸国与大都联系紧密，大批中亚乃至欧洲人来到北京。晚清民国以来，随着北京的外国人及留学欧美、日本的新兴知识分子迅速增多，西方的服饰、饮食文化及思想观念与北京文化发生深入而深刻的交融。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西文化的交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会通，为北京协和天下、长治久安的文化特色注入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北京国贸全景
发展古都文化的基本思路
古都文化既是一个老话题，又是一个新命题。我们需把握古都文化的历史精髓和时代价值，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以国际化的视野、首善型的格局和创新性的策略推动首都文化发展。
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契机，激活北京古都文化对东西文化连接、交汇、融合的强大功能。元大都曾造就了东西文化前所未有的大汇聚、大碰撞、大融合，其时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均得以复兴并盛极一时，大都俨然成为欧亚世界的中心，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奇迹”，在世界城市文化史上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印记。而这一文化成就的取得，不仅得益于元代前所未有的广阔疆域、通达四海的交通网络，更得益于其空前宽容的文化政策和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赋予的巨大张力和强劲动力。
如今，“一带一路”再一次把北京推到了各国文化交流、交汇的前沿和枢纽位置，北京不仅需要把握世界文化发展的脉搏，也需要汲取历史深处的智慧，特别是在文化政策制定和文化环境营造方面多疏通少设限，以碰撞促融合，增强中外文化交流的动力和能动性，创造文化交融发展的新奇迹。
充分发挥首善文化的聚合功能，强化古都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引领作用。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在都市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国城市文化史上多民族、多地域文化融合最杰出的典范。以元代为例，蒙古统治者以“三教九流，莫不崇奉”，四海八荒、兼容并包的姿态，“聚四海之珍异”“造九州之穠芬”，从而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在都城的跨越式发展。而在清代，“旗民分治”政策并未阻止满汉文化的不断融合。特别是辛亥鼎革之后，之前一度甚嚣尘上的“排满”宣传戛然而止，不仅中东民族冲突的场景没有出现，相反，“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成为各族人民的共识，满族平稳融入社会，波澜不惊。这一奇特历程充分体现了北京文化冷静、宽容与大度的特质，而这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精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北京应充分挖掘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经验，结合民族文化融合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推动民族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深刻理解新时代首都文化的内在体系，凸显古都文化的时代价值。新时代古都文化建设是一个协同性的系统工程，古都文化与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彼此依存，息息相关。至正庄严、雍容博大、崇文厚德、协和宁远的古都文化汇融天下、胸怀天下、领袖天下，赋予了首都文化独一无二的传承传统文化、吸纳新文化的魄力及统揽全局的能力，她是红色文化诞生、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土壤。为后来北京率先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开辟红色文化奠定了思想方法的基础。正是在古都文化的熏染下，京城独特的“一方水土”孕育了鲜活的京味文化。古都文化的智慧、气度、资源也为北京了解世界风云变幻和世界发展趋势、引领创新潮流孕育了先机。
作者：常书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7期，原文标题《古都文化：内涵、特征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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