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种族屠杀的原因是什么（仇恨言论与排外主义背后）

卢旺达种族屠杀的原因是什么（仇恨言论与排外主义背后）泽穆尔话语的核心是法国人对大替换（le grand remplacement）的明显焦虑，这是法国作家雷诺·加缪（Renaud Camus）阐述的阴谋论，该阴谋预示着法国和欧洲的白人基督徒正在被成群结队的非白人，尤其是来自北非和西非的穆斯林移民所“替换”。当然，这一理论在其他地方，包括美国，都产生了反响。在人口统计学和存在主义噩梦的背后，有一种对一个从未真正存在过的世界的怀念。不出所料，这种对传统法国的向往是泽穆尔竞选活动的精髓；他在11月底正式宣布参选时称自己是现代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泽穆尔显然对有关仪式屠宰的问题感到不适，尽管像这样的时刻，即试图调和他的现实身份与他政治纲领的卡通式毒性是不可避免的。泽穆尔，这个从来不会不知所措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有点语塞了。“我承认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他说，试图寻找出路，“我会尝试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我认为我们应该努力达

文/James McAuley；译/龚思量

编者按：作为法国极右翼总统候选人，泽穆尔将法国的堕落归结于穆斯林移民身上。然而，泽穆尔的支持者与他本人难以否认的是，泽穆尔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唾弃犹太历史的犹太人。此外，许多政治家和学者也对其言论表示极力反对。然而，在反对泽穆尔的呼声背后，是法国精英阶层及仇外地方主义的延伸。即使许多人对他的言论嗤之以鼻，但在某种程度上，泽穆尔恰恰代表了当下法国的极端思想。本文发表于《纽约书评》，作者James McAuley，前《华盛顿邮报》驻巴黎记者，拥有牛津大学的法国历史博士学位。

2021年12月5日，法国巴黎，法国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埃里克·泽穆尔在巴黎举行首次集会。

2021年11月中旬，埃里克·泽穆尔（Éric Zemmour），这位法国极右翼总统候选人，职业煽动者和恶毒的伊斯兰恐惧症“患者”，在波尔多（法国最富裕的资产阶级大本营之一）进行了竞选活动。大厅里挤满了人，尤其是那些戴着棒球帽的年轻白人男子，他们前来聆听这一激动人心的演讲。但也有很多女性，其中有几个人感谢泽穆尔拒绝“女权主义教条”。成千上万的人在书店外排队购买他的新书《法国还没有说遗言》（La France n'a pas dit son dernier mot）。无论2022年4月的选举发生什么（泽穆尔获胜的机会几乎不存在），他都肯定会卖出大量的书。像他每次出版另一本哀叹国家衰落或“自杀”的书时那样；也像他最著名的著作《法国的自杀》（Le suicide français 2014）所宣称的那样。这也许就是该故事的寓意（如果这个故事有任何寓意的话）。泽穆尔回应了法国人深刻的焦虑，即国家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而这种螺旋式的下滑在某种程度上是穆斯林移民的错。泽穆尔对于许多人相信，但很少有人敢于承认的事情进行了粗暴的夸大。

在法国，对“堕落”的道德主义抱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传统，在某些方面泽穆尔只是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恐惧主义的延续，当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爱德华·德吕蒙（Édouard Drumont）等人谴责了对有机民族共同体的侵蚀。但最重要的是，泽穆尔是当代媒体的产物，由CNews（相当于法国的福克斯新闻）强加给公众，该公司得到了右翼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的支持。泽穆尔利用自己作为电视评论员的平台，并且曾一度作为《费加罗报》的专栏作家，发起了无休止的文化战争。这迫使许多比泽穆尔理智得多的人，都感到不得不去加入这场战斗、与他斗争。泽穆尔声称，他的动机是对历史，特别是法国历史的感悟，有时他感到这段历史将会重现。

在波尔多的那个晚上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在晚会即将结束时，泽穆尔允许观众提出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来自一位年长的男子，他介绍说自己是一个名为“警惕清真”（Vigilance Halal）组织的创始人，他问泽穆尔如果后者当选总统，是否会禁止仪式性屠宰，这是严格遵守教规的穆斯林和犹太人饮食规则中的一部分。“你是唯一一个说伊斯兰教与共和国不相容的候选人，”那人说。至少，这一点是真的。泽穆尔曾多次宣称伊斯兰教不属于法国，他在法国法庭上两次被判“犯有针对穆斯林和少数民族的种族主义”，他甚至还提出了驱逐某些穆斯林公民的想法。这名男子显然赞同这些滑稽的行为，但他把问题表述得更清楚，以确保泽穆尔能够明确了解。他说：“我想知道你是否会禁止宗教祭祀。”

观众中出现了一些不安的杂音，他们在那一刻被迫面对关于一件人尽皆知但几乎没有人愿意提及的事情：泽穆尔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唾弃犹太历史的犹太人。他比法国传统的极右翼更偏右，并引起了法国犹太机构领导人的愤怒和尴尬，因为他试图否认法国大屠杀的真实历史。更为反常的是，泽穆尔与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这样不知悔改的反犹主义者结盟。勒庞是法国极右翼九十三岁的元老，也是被定罪的大屠杀否认者，但是他们仍然以某种方式固定出现在法国的公共辩论中。然而，泽穆尔仍然是一个信奉犹太教的人，他是巴黎一个东正教犹太教堂的成员，在一个犹太教家庭中长大，他在《法国的命运》（Destin français，2018）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一点。

泽穆尔显然对有关仪式屠宰的问题感到不适，尽管像这样的时刻，即试图调和他的现实身份与他政治纲领的卡通式毒性是不可避免的。泽穆尔，这个从来不会不知所措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有点语塞了。“我承认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他说，试图寻找出路，“我会尝试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我认为我们应该努力达成一个妥协。”当我看着他一边挣扎一边给出回答时，我想他明白真正的问题是什么，那就是他到底是法国人还是犹太人，一个存在于他培养的许多支持者心中的、假想的二元对立。这就是埃里克·泽穆尔的矛盾之处：那些“接受泽穆尔原本的样子的人”（who accept him as he is）认为他是一个江湖骗子，而大多数爱他的人可能希望他的一个基本属性能够消失。

泽穆尔话语的核心是法国人对大替换（le grand remplacement）的明显焦虑，这是法国作家雷诺·加缪（Renaud Camus）阐述的阴谋论，该阴谋预示着法国和欧洲的白人基督徒正在被成群结队的非白人，尤其是来自北非和西非的穆斯林移民所“替换”。当然，这一理论在其他地方，包括美国，都产生了反响。在人口统计学和存在主义噩梦的背后，有一种对一个从未真正存在过的世界的怀念。不出所料，这种对传统法国的向往是泽穆尔竞选活动的精髓；他在11月底正式宣布参选时称自己是现代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

但是，世界各地也存在着明显的暴力。对大替换的恐惧在全球各地引发了致命袭击：最著名的是2019年3月在新西兰的克赖斯特彻奇，51名穆斯林在两座不同的清真寺被一名枪手开枪打死。泽穆尔在波尔多的露面纵容了更多的暴力，这些行为的目的是阻止种族替代：“我们应该有权谴责那些攻击我们的人……那些想让我们消失的人!”然而，他迎合了那些很可能更喜欢用其他种族取代自己犹太身份的人，他将自己纳入了被大替换的群体中。

米歇尔·韦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2015年最畅销的小说《屈服》（Soumission）是一个关于法国衰落的寓言——这次为法国带来冲击的是伊斯兰主义者，而不是纳粹。在这本书中，一位北非伊斯兰教徒赢得了法国2022年的总统选举，这本书恰好在《查理周刊》大屠杀的同一天、巴黎郊区一家犹太教超市遭到袭击的前两天出版。到目前为止，在现实的2022年选举中，炙手可热的候选人确实是一个北非的思想家，或者说是一个北非裔的思想家，但他不是韦勒贝克想象中的人物：他是一个来自阿尔及利亚家庭的犹太人，不是突尼斯的伊斯兰教徒。“大替换”是他的政治承诺，也许也是他的个人承诺。毕竟，他新成立的政党的名字是“再夺取”（Reconquête），这让人想起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那是一场长达几个世纪的军事运动，基督徒通过这场运动摆脱了中世纪伊比利亚地区的穆斯林征服者。但那场运动最终也驱逐了西班牙的犹太人。

泽穆尔既不代表也无法代表法国的犹太社区发声，这是欧洲最大的、可以说是最有活力的社区。我不是法国人，但我是犹太人，我在法国的六年时间里，我为在法国的犹太社区生活，以及其知识的严谨性和公众的自豪感而高兴。我们巴黎犹太教堂的拉比德尔菲娜·霍维勒（Delphine Horvilleu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是当今全球自由犹太教中最著名的领袖之一：她是一位畅销书作家，在公众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主义越来越歇斯底里的时候，她支持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她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公开辩论参与者，这些辩论有时甚至与犹太事务无关。这种心态可能是法国犹太机构中多数代表性成员的态度，但泽穆尔还是表达了对反穆斯林情绪的极端立场，这种情绪在部分社区中非常明显。

一个复杂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伊斯兰反犹主义对法国的犹太人构成了紧迫的、日益暴力化的威胁。2012年3月，一名阿尔及利亚裔法国枪手穆罕默德·梅拉（Mohammed Merah）袭击了图卢兹的Ozar Hatorah犹太日间学校，杀害了拉比和三名10岁以下的儿童，其中一名8岁女孩被他抓住头发射杀。此后，类似的事件一直在发生：2015年对犹太超市的袭击；2017年莎拉·哈利米（Sarah Halimi）被杀害，她被扔出窗外致死；2018年八十五岁的大屠杀幸存者米雷尔·诺尔（Mireille Knoll）被折磨和谋杀。我将永远记得，在我在巴黎的第一年，我们被指示在祷告（Kol Nidre）仪式后结伴离开犹太教堂，而这个教堂没有明显的犹太教标志。

泽穆尔的敌意，无论多么粗俗和暴力，都有办法在法国犹太社区引导一种愤怒甚至绝望的感觉。在其他时候，他听起来像一个利库德集团的强硬派，特别是内塔尼亚胡时代的强硬派。“这很简单，如果我敢说的话，”泽穆尔在2018年接受我采访时告诉我，“反犹主义随着来自穆斯林领土的人口的到来在法国重生，在那里，反犹主义是一种文化。”但法国本土的反犹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统，而泽穆尔比其他公众人物更热衷于恢复其尖锐性和激烈性。

泽穆尔无数次的挑衅将粗鄙之语和荒谬结合在一起，他扭曲地痴迷于修正，甚至否认法国和犹太历史上一些最痛苦的历史。例如，他曾质疑1894年被错误判为叛国罪的犹太陆军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的清白。泽穆尔说，德雷福斯的清白“并不显而易见”。他多次为维希政府的领导人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辩护，该政府在大屠杀期间公开与纳粹德国合作，将犹太人从法国驱逐出去。泽穆尔在9月的CNews上说：“维希政府保护了法国犹太人，放弃了外国犹太人”。这也是维希政府高级官员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在1945年10月的战后通敌审判中提供的辩护。他随后被行刑队处决。

但是，就像侮辱过去的犹太人一样，泽穆尔也对现在的犹太人进行中侮辱。在《法国还没有说出遗言》（La France n'a pas dit son dernier mot）中，他写道2012年图卢兹袭击事件中的犹太受害者家庭表现得“不那么法国”，因为他们选择将被谋杀的亲人埋葬在以色列，泽穆尔表示：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家乡就是我们被埋葬的国家。当谈到留下他们的遗骨时，他们没有选择法国，他们是外国人，而且希望在死后仍保持这种状态。

即使是最直言不讳的极右翼思想家也未必会说这些话，即使他们同意这一观点。

《法国还没有说出遗言》

“像他这样的人，公开质疑德雷福斯的清白，为维希政府平反，重新开启关于犹太人双重身份的辩论。法国犹太人一致认为，这无异于在鼓励法国的反犹主义，”法国哲学家伯纳德·亨利·列维（也许是泽穆尔最直率的公开批评家），最近向我坦言。

“泽穆尔和我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是犹太人，”让·马里·勒庞在10月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表示。采访中的细节连米歇尔·维勒贝克都难以想象。2020年1月，勒庞和他的妻子雅妮与泽穆尔在巴黎奢华的布里斯多酒店（Le Bristol Paris）餐厅共进晚餐。勒庞家族带来了一位亲密的朋友：乌苏拉·潘温（Ursula Painvin），原名乌苏拉·冯·里宾特洛普（Ursula von Ribbentrop），是纳粹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的女儿。潘温对泽穆尔评价很高，并向他转达了“敬意和友爱的想法”。像她这样富裕的种族主义者喜欢泽穆尔，因为他可以鹦鹉学舌地表达他们的观点，但不会被赶下舞台。还有什么比通过犹太人的口来否认或减少大屠杀更好的方法呢？正如勒庞对《世界报》所说，“很难把泽穆尔称为纳粹或法西斯。这给了他更大的自由。”

我曾经问过勒庞，他认为他的遗产会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毕竟，他们最终可以说，‘勒庞是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泽穆尔是送给勒庞及其前任的反共和、反欧洲、反犹太、反移民的极右派的一份意外礼物。这位犹太辩论家是他们获得胜利的方式，即便最终他们无法在投票箱里获胜，也能在公众心目中赢得好感。

泽穆尔于1958年出生在巴黎郊区的一个阿尔及利亚犹太移民家庭。他在一个虔诚的家庭中长大，但在他的叙述中，这个家庭认为自己的身份是一件私事。他写道:“街道不应该遭受哪怕是最微小的宗教认同的肯定。”他关注的不是二战期间法国犹太人的历史（他们相信共和国的价值观却被背叛）；而是法兰西帝国和法国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犹太人的历史，直到1870年，这些人才通过克雷米厄（Cremieux）法令成为法国公民，但是法国殖民地的穆斯林没有得到同样的权利。

尽管获得了新的身份，但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最初面临的主要是来自法裔阿尔及利亚人有组织的暴力反犹主义，他们在维希政府期间失去了法国公民身份，在很多情况下，这似乎并没有损害他们在法国的形象。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当然没有减弱泽穆尔对该事件的印象。正如他在《法国的命运》中所写的那样，“我的祖先在尝过和平和法国文明的滋味后，成为了柏柏尔法国人。”但在1954年至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许多阿尔及利亚犹太人也经历了暴力的穆斯林反犹主义，这种记忆挥之不去，泽穆尔现在已经将这种情绪动员到了极致。

泽穆尔成长的法国则处于另一场斗争的阵痛之中：即如何去铭记大屠杀的创伤。在战后的几年里，法国成为了一座熔炉，一面推动着纪念这场尚未被命名的灾难的努力，一面却在否认这场灾难的存在。1943年春天，乌克兰出生的拉比艾萨克·施奈尔索恩（Isaac Schneersohn）在格勒诺布尔建立了当代犹太文献中心，这是欧洲第一个大型大屠杀档案馆的前身。它最终成为了纳粹浩劫纪念馆——位于巴黎玛莱区的无名犹太烈士纪念馆，这是欧洲第一个重要的大屠杀纪念馆。在1953年5月以色列决定建立大屠杀纪念馆之前，当代犹太文献中心为纪念馆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然而，法国也成为了否认主义的中心，在许多方面扮演者其最强大的堡垒。尽管欧洲各地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出现了否认大屠杀的现象，但在法国却出现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运动。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它自诩为知识分子的自负。至少在开始时，它通常是一种精英，甚至是文学现象，标志着十九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和二十世纪初反犹主义的尾声，那些认为犹太人将再次入侵和统治他们的国家的作家和思想家大肆宣传，这一次他们扮演着被捏造出来的受害者。

1948年，在犹太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法西斯作家莫里斯·巴德切（Maurice Bardèche）出版了《纽伦堡或应许之地》（Nuremberg ou la Terre promise），这是公开否认大屠杀的首次重大尝试；这本书最初被认为是对纽伦堡审判和以色列国建立的回应。从那时起，法国就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否认产业。在巴德切的反犹主义期刊《保卫西方》（La Défense de l'Occident）中刊登了罗伯特·福里松的文章，后者于1978年公开在《世界报》上质疑毒气室的存在，这是该报历史上最大的尴尬之一。

这就是泽穆尔成长过程中的法国，1969年，他11岁时，马塞尔·奥菲尔斯（Marcel Ophüls）发行了《悲伤与怜悯》，这部广受赞誉的纪录片揭露了克莱蒙费朗市与纳粹占领的合作，此后一段时间，法国政府对该片进行了审查。他13岁时，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出版了《法国维希政府》（Vichy France），一部关于维希政府与纳粹共谋的开创性著作，这本书撼动了法国当局的核心。当《世界报》发表福里松关于毒气室的第一封臭名昭著的信件时，泽穆尔才19岁；当让·玛丽·勒庞首次将毒气室称为二战历史中的一个“细节”时，他33岁；而当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因为在1940年代将数百名犹太儿童从波尔多送往纳粹集中营，最终被审判时，他39岁。但对泽穆尔来说，所有这些都是一种过度投入的自我鞭挞文化的标志。“这是一个与要致我们于死地的悔改之间斗争，”他在9 月说，“只有这样（放弃自我批评）才能振兴法国。”

泽穆尔的候选资格实质上已经成为一场反对记忆大厦的运动，无论记忆看起来多么根深蒂固，它仍然是脆弱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鲁索（Henry Rousso）就这一问题撰写了大量文章，他认为问题在于，一旦公开的大屠杀记忆被当权派所接受，它就被视为民粹主义者决心拆除的又一个建制部分。鲁索告诉我：“不仅是对于法国，乃至对于整个西方世界而言，承认维希政府，特别是承认浩劫的存在，是记忆战争的伟大目标。”

这是当代道德的一个支柱；纳粹浩劫构成了绝对邪恶的参照物，是我们比较所有其他罪行的参照物。当泽穆尔攻击这种理解时，他只不过使用了一些平庸的右派手段，即不喜欢忏悔；但他走得更远，甚至增加了一个挑衅的层面。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修正主义者，”当我们在2018年见面时，泽穆尔告诉我。然后他解释了他自己的方法（或者说暴露了他并没有方法），“我不认为自己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因为我不去档案馆挖掘新的作品。”沉迷于过去，特别是对大屠杀的迷恋，在法国并不像在国外看起来那样奇怪。法国生活中最奇怪、最令人不安的特点之一是，许多关于国家精神的辩论都将犹太人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去提及，却往往缺少来自法国犹太社区的任何实际成员（泽穆尔在其中长大）的洞察。在法国公众的想象中，犹太人经常成为让·保罗·萨特想象中的隐喻，是他们真实身份之外的某种事物的具象化身。

犹太隐喻的中心地位深深植根于现代历史。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成为第一个解放其犹太人口的欧洲国家，而法国特有的、对于普世主义的自负在本质上变成了一场关于犹太人的辩论：如何处理他们，如何整合他们。共和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即在国家眼中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以及公民身份高于所有其他从属关系，最终导致犹太人在商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用历史学家皮埃尔·伯恩鲍姆（Pierre Birnbaum）的名言来说，犹太人是模范的共和主义者——为共和而疯狂（les fous de la République）。但这使得共和国在其最严厉的批评者看来，成为了一个“犹太人”的结构，这是1886年出版的《法国犹太人》（La France Juive）的标题，这是法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反犹太文本。

该书出版后不到十年内，德雷福斯事件就使整个国家两极分化。犹太人德雷福斯成为了一个比喻，而非真实的个人，对他的辩护者来说，他是理性的法国；对他的反对者来说，他代表了犹太人、外国人和移民的反法国态度。事件的结束，德雷福斯的无罪释放和天主教对公民生活和公共教育的压制，是一个比喻对另一个比喻的胜利，更不用提我们今天所知的，共和国宣称的价值观的起源。

大屠杀的记忆，以及一般的犹太事务，几乎是每一次关于身份政治、伊斯兰主义甚至关于国家衰落的法国辩论中都经常提到的，而这正是泽穆尔最喜欢的三个主题。这段历史不断被重新谈判，但诉诸历史也早已成为非犹太人在政治上的条件反射，是在公共生活中封杀对手的最终手段，无论他们手头的话题是什么。“犹太人”（Juifs）标签几乎每周在法国推特上流行，通常是当非犹太政治家或活动家将某事与大屠杀进行比较时：例如，将新冠疫苗通过和黄星进行类比，或者认为非犹太对手没有充分考虑犹太人等等。这种表演性的哲学犹太主义本身可能是一种反犹主义形式。有时诉诸一种想象中的犹太人权力结构，以一种不同于传统歧视的方式来区别犹太人。似乎没有人想到这些问题，也许除了法国真正的犹太人，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与这种心理剧毫无关系。

作为一名政治候选人，泽穆尔似乎已经陷入困境。但这几乎是题外话。重要的是他所代表的东西，这不是极右翼，而是法国建制派本身的扭曲：他提供了一个极端版本的偏见和观点，这些偏见和观点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形成，特别是在伊斯兰教问题上。他最终体现的是建制派的看法，无论其代表如何谴责他。这位前专栏作家已经把自己转化成了某种集体身份，成为了一面丑陋的镜子，反映了法国许多人的原始情感。

毫无疑问，泽穆尔的崛起与一种挥之不去的创伤密不可分。法国遭受了最近ISIS和其他伊斯兰教派在西欧的最为残酷的恐怖袭击。除了2015年1月对《查理周刊》记者和犹太超市的大屠杀之外，还有2015年11月对巴塔克兰音乐厅和巴黎各地咖啡馆的袭击。2016年7月，八十五岁的牧师雅克·哈梅尔（Jacques Hamel）在一个乡村教堂被杀，以及2016年巴士底日在尼斯的海滨大道上的屠杀。在这些袭击中，总共有234人被杀。最近，2020年，巴黎郊区的公立学校教师塞缪尔·帕蒂（Samuel Paty）被斩首，其“罪行”是在有关言论自由的课程中向学生展示了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

2020年11月2日，法国斯特拉斯堡，芬克威勒小学的一幅涂鸦画展示了纳尔逊·曼德拉的肖像和他的名言“教育是改变世界的最强大的武器”，以此声援被斩首教师塞缪尔·帕蒂。

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法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紧迫问题一直是该国穆斯林人口的融合和同化，该国被认为拥有欧洲最大的穆斯林人口。在这些毁灭性袭击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紧迫，特别是因为其中一些袭击是由具有非常相似社会特征的年轻人发起的：这些法国公民的祖父母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从北非的前殖民地来到法国。这些家庭在法国至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程度并不高。其中一些年轻人甚至是培养出泽穆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那个被吹嘘的教育系统的产物，但这些年轻人却被圣战极端主义所迷惑。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被蛊惑？而回答这个问题已成为法国公众辩论中一条痛苦的断层。

这就是2016年法国著名政治学家吉尔斯·凯佩尔（Gilles Kepel）和奥利维尔·罗伊（Olivier Roy）之间广为人知的辩论中的问题：简而言之，凯佩尔认为激进化源于宗教激进主义，罗伊认为伊斯兰主义只是年轻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这些被排除在法国社会之外的群体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在这场辩论中，马克龙显然站在凯佩尔一边，但他的政府在帕蒂被斩首后对恐怖主义暴力问题的反应方式却都屈服于公众的歇斯底里，甚至不惜代价。泽穆尔对这些事件的立场始终如一：无论有没有袭击，他一直认为伊斯兰（不仅仅是伊斯兰主义）与法兰西共和国不相容。令人震惊，甚至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那些管理着国家，并把自己当作反法西斯的最后一道屏障、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现在基本上已经采用了这种观点，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自豪的中间派马克龙在2017年因反对玛丽·勒庞（Marine Le Pen）的呼声而当选，随即开始了打击“伊斯兰分离主义”的计划，但从一开始该计划就明显缺乏严肃性。也许政府对“伊斯兰分离主义”的反应中最极端的方面（也是最泽穆尔式的方面），是公开打击学术自由和它在法国大学中所谓的伊斯兰左翼主义（Islamo-gauchisme），简直像是最近袭击事件的肇事者在巴黎政治学院的研讨会上莫名其妙地成了激进的极端分子。2月，马克龙的高等教育部长弗雷德里克·维达尔（Frédérique Vidal）告诉CNews，伊斯兰左派“困扰着整个社会，大学并不能免受影响”。六百多名学者在《世界报》上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反对维达尔的言论，他们的名字很快被公布在一个极右翼博客上，该博客试图在网上破坏他们的声誉，并试图扼杀那些可能希望研究法国穆斯林受歧视等真实现象的学生的机会。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特别是来自法国首要学术研究机构CNRS的批评，维达尔最终收回了她的宣战言论。

这就是法国版的“觉醒战争”，这已经成为美国右派的狂热梦想。但不同的是，在法国，在反对马克龙所说的“完全从美国引进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声音中，最响亮和最有影响力的发言来自中左翼；泽穆尔绝不是唯一一个冲向这些风车的骑士。对他来说，当代法国的主要威胁是外国人。泽穆尔在12月中旬说：“你只需要看看街上发生的事情，就能看到正在进行的伟大更换。”但是，同样是那些毫不犹豫地反对泽穆尔的政治机构，却在外国思想中发现了一个明显相似的威胁（觉醒文化），这些思想常常为泽穆尔攻击的同一群外国人辩护。这可能是一种不同的“被替代”的焦虑，但它仍然是“替代焦虑”。

在这些问题上的强硬派是马克龙的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兰克（Jean-Michel Blanquer），2020年10月，法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名为République的智库，旨在阻止所谓的“觉醒”思想的传播，他告诉《世界报》，这些思想是共和国的“反反面”。在那次采访中，布兰克说：

共和主义的观点反对这种分裂和分化的学说，这种学说已经征服了某些政治、媒体和学术环境，提出了一种损害我们社会的民主基础的受害者逻辑。

当我听到泽穆尔在波尔多回答有关“觉醒文化”的问题时，我想到了这种交流。“你是绝对正确的，”他对问他的人说。

这种觉醒的意识形态，那些假装已经意识到不平等，在肤色或性别方面遭受真实或想象的痛苦的人，对思想自由、智力健康以及我们的学校和大学构成了威胁。

虽然他们各自的动机不同，但布兰克的评论和泽穆尔的评论没有明显的区别：前者使后者合法化，甚至让步于后者。

最后，还有面纱的问题——这位自称是法国“普世主义者”永远的盲点。不出所料，泽穆尔对蒙面的穆斯林女性表达了激烈的情绪，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有多少声称厌恶泽穆尔装腔作势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反对他，不管他们如何证明自己的观点。面纱与其他宗教标志和象征一起被禁止在学校内使用，但在其他公共场所佩戴面纱是完全合法的。然而，马克龙的许多官员似乎乐于告诉法国的穆斯林公民，戴面纱使他们在公共生活中不受欢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使得他们不像法国人。2019年，法国前卫生部长阿涅丝·比赞（Agnès Buzyn）抱怨法国运动服装品牌迪卡侬推出的跑步者头巾。“我宁愿一个法国品牌不要推销面纱，”她说。布兰克还评论说，虽然穆斯林母亲在学校实地考察时戴头巾在技术上是合法的，但他希望“尽可能”避免戴头巾。

因此，如果仅仅把泽穆尔看作是法西斯主义的化身，就曲解了他的意义：他是法国精英阶层及仇外地方主义的自然延伸。法国电视上最近出现的一个更荒唐的景象是，CNews跟随泽穆尔来到德兰西，他在那里度过了部分童年时光，犹太人在被驱逐到奥斯维辛之前被关押在那里。他面对一个戴着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站着，她原来是一个很少戴面纱的人，但为了这次交流的目的，她被带到了CNews。“法国是世俗的，”泽穆尔说，他提到了该国珍视的世俗主义价值观。 “我们不是在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在公共生活中，我们说‘我是法国人。’”这位女士摘下头巾，这可能是为了表明她在电视直播中恢复了理智。尽管这一场景很奇怪，但泽穆尔所说的一切并没有与许多传统法国女权主义者和主流共和党人的基本信念相互冲突，他们真的相信没有穆斯林妇女可以自由地选择戴面纱。我常常想，这些人在看泽穆尔时看到了什么，他们是否能从他的形象中看出自己的影子。

最近，马克龙的欧洲事务国务秘书、政府最雄辩的代表之一克莱芒·博纳（Clément Beaune）说，“埃里克·泽穆尔对法国来说是个坏消息。他是法国的对立面，是对法国的憎恨。”他当然是个坏消息，但他不是法国的对立面。在显而易见且令人不安的方面，埃里克·泽穆尔就是法国。

责任编辑：韩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