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读史用了什么写作手法(杜牧写下名篇替项羽惋惜)
王安石读史用了什么写作手法(杜牧写下名篇替项羽惋惜)杜牧这首诗的意思非常浅白,主要是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谁能够算定一件事将来呢?何况大丈夫能屈能伸,包羞忍耻,才是真正的本事。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那么,项羽自刎于乌江岸边,究竟是愚蠢,是气质,还是不得已而为之?杜牧和王安石,他们哪一个说得对呢?《题乌江亭》——唐·杜牧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西楚霸王项羽兵败乌江之时,亭长曾建议他渡江逃亡。亭长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可是项羽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拔剑自刎了,死的时候才30岁。
一位神勇的少年将军,曾经统兵数十万,征战沙场,推翻了强秦,结局却被人分了尸。项羽的悲剧,激起了多数人的同情,历史上的文人都称赞他自刎乌江,有气节。
但是,唐代的杜牧,却跑到项羽自刎的“乌江亭”题了一首诗,指出他的“逆商”太低。一遇挫折就自杀,不算是真正的男子汉。
时间过了213年,宋代的王安石路过“乌江亭”,看到了杜牧的诗以后,立即提笔写了一首,与杜牧隔空“杠”上了。王安石认为,项羽自刎是必然的事。
那么,项羽自刎于乌江岸边,究竟是愚蠢,是气质,还是不得已而为之?杜牧和王安石,他们哪一个说得对呢?
一、杜牧《题乌江亭》的精神价值《题乌江亭》——唐·杜牧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杜牧这首诗的意思非常浅白,主要是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谁能够算定一件事将来呢?何况大丈夫能屈能伸,包羞忍耻,才是真正的本事。
就像那个亭长所说的一样,项羽在江东的老家,还有那么多的青年才俊。因此杜牧认为:项羽完全可以留住一条命,等待机会卷土重来。那么,杜牧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因为杜牧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人,而儒家的经典《孝经》里面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由此可以看出,不到万不得已,圣人也绝不提倡大家盲目地去牺牲。
《论语·泰伯》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意思是说,当国家出现了重大混乱,皇帝不像皇帝,大臣不像大臣,你就应该藏起来保存实力。等到天下恢复了秩序,你再出来当官。
儒家的圣人和学者,从爱惜人才的角度出发,希望那些有才华的人可以能屈能伸,留得有用之躯,为国家服务。
当文官尚且是这样,也就更不要说当武将的了。正所谓:“趋吉避凶者,真君子也。”这样的观念,在民间的说法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不过,“明哲保身”的思想,并不总是能够被人接受。汉代的李陵被匈奴俘虏,就是因为明哲保身,没有选择马上自刎,结果汉武帝就杀了他的全家。
杜牧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38岁了,刚刚经历了党争,被朝中李党领袖李德裕排挤打压,外放到池州当官。对于自己的前途,杜牧也曾经有过短暂的迷惘。
他也尝试去接受禅宗佛学,但是最后仍然坚定了儒家的思想。他坚持认为,只要具备百折不挠的精神,能够“包羞忍耻”,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宋朝的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批评杜牧,说他“好异而畔于理”。就是说他经常故意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他讲的这些东西,又是有悖常理的。
因为杜牧在批评项羽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项羽渡江时,只剩了八千人。士兵全部被打光了,他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卷土重来,王安石显然也持同样的看法。
二、《乌江亭》与王安石的“结局”公元1054年,三十三岁的王安石在路过“乌江亭”的时候,看到了杜牧的诗以后,他写下了一首诗反驳前者。
《乌江亭》——北宋·王安石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王安石的这首诗,是从他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上来写的。他认为,当时项羽手下的将士的状态是“百战疲劳”,并且早已经丧失了斗志。
中原的地盘也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从大的局势上来说,项羽几乎没有翻盘的机会。即使江东有很多的青年才俊,但是这些青年才俊,又怎么会听他的号令呢?
所以项羽自刎,真的不是因为他太愚蠢、“逆商”太低了,而是因为他的确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再也没有机会翻盘了。
从王安石、杜牧二人的诗来看,两者可以说“‘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因为他们两人诗中想要表达的东西,完全就不一样。
杜牧的《题乌江亭》,只是在借题发挥,借着项羽自刎这件事,表达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杜牧认为,好男儿就应该能屈能伸,百折不回。
而王安石的《乌江亭》,则是在就事论事,他在分析这个历史事件的成因。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不是项羽想死 ,而是他不得不死。
从杜牧、王安石和胡仔三人的思维方式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唐、宋诗人的差异在哪里。唐代的诗人偏向于浪漫主义与精神励志,喜欢积极向上的主题。
而宋代的诗人,正是如王安石、胡仔一样,偏重于“说理”。但是,“诗”这种东西,如果“太讲理”了,也就显得没意思了。
另外,王安石写这首诗的时候才三十三岁,他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开启。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这首诗中看出,他后期变法失败时,怎么会突然一下就泄了气。
在《乌江亭》里面,王安石谈到了项羽必须自尽的两个大的前提:其一是,“百战疲劳壮士哀”;其二是,“中原一败势难回”。
前者是说:因久战疲惫,士气消磨光了。后者是说:大势已去,逆风很难翻盘。后来,他二次罢相时,基本上都重现了以上的两大前提。
当时王安石爱子早丧,变法又久不能成,士气被消磨殆尽了。同时,两宫的皇太后又一起告他有异心。最后,连宋神宗本人对他的态度也动摇了,这就是大势已去了。
于是,王安石选辞职回家,不再坚持变法。后来,王安石隐居金陵,苏轼前去拜访他,他就写诗说:“无人语与刘玄备,问舍求田意最高。”
从前期激烈的政治改革家、“拗相公”,陡然就变成了一个追求田舍的庸俗人,岂不是等于“自刎乌江”?
结语言为心声。当一个人在评价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带入他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这两首诗,基本上反映了杜牧、王安石的心声。同时,也侧面展示了唐宋诗人在诗歌上,不同的精神价值追求。
杜牧的明哲保身思想,是有道理的。不过,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保存实力,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选择牺牲呢?当中的尺度,很难把握。
忍辱负重,成功翻盘的,有越王勾践、明朝朱元璋。最终翻盘不成,反而翻了车的也有,比如汉朝李陵。总之,活着的也许更有用,不过死了的,基本上都成了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