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最坏展望（国际关系秦亚青）

国际关系最坏展望（国际关系秦亚青）在微观层次上由于学理思维路径的不同，聚沙成塔形成不同的学派。美国在战后国际关系领域占了主导，但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依附理论都不是美国人做出来的，这些理论也都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根据不同的社会结构和进程、不同的文化结构和进程，在微观层次上采取不同路径，再升华到理论的抽象层面，使之具有宏观层次上的普适性。秦亚青在国际学术交往中发现，世界上很多学者也期待中国学者拿出基于中国文化积淀和独特个体发展实践之上的理论成果。中国面临着很多过去西方没有面临过的重大国际问题，中国的崛起也是世界从未面对的现实，这正是创建中国学派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宏大的实践活动能够创造宏大的思想。另一方面，一切研究始于问题。例如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心在美国，就因为研究一直与美国的问题密切相关。霸权稳定理论、权力过渡理论、长周期理论、国际机制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等，无一不是围绕国际体系的领导地位这一焦点问题展开。

秦亚青：中国的年轻一代一定会出现国际关系的大师

来源：知世书坊；齐鲁学派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秦亚青

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一个人能在其中一个方面有一点建树就很不容易了。我在努力试着蹚出一条路来，找出一个哪怕是模糊的方向，提出可能在学理层面有意义的问题。我们中国学者这样努力，并不是要争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霸权，而是要丰富国际关系学知识，在学理上把中国人的创造作为整个人类知识的一部分让全世界分享。”——秦亚青

秦亚青与中国学派

虽然翻译和介绍国际关系学领域各个流派、执教解惑和参与建言献策占去秦亚青大量的时间，但他一刻也不曾松懈地朝着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理论的高远目标努力。

中国面临着很多过去西方没有面临过的重大国际问题，中国的崛起也是世界从未面对的现实，这正是创建中国学派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宏大的实践活动能够创造宏大的思想。另一方面，一切研究始于问题。例如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心在美国，就因为研究一直与美国的问题密切相关。霸权稳定理论、权力过渡理论、长周期理论、国际机制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等，无一不是围绕国际体系的领导地位这一焦点问题展开。

在微观层次上由于学理思维路径的不同，聚沙成塔形成不同的学派。美国在战后国际关系领域占了主导，但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依附理论都不是美国人做出来的，这些理论也都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根据不同的社会结构和进程、不同的文化结构和进程，在微观层次上采取不同路径，再升华到理论的抽象层面，使之具有宏观层次上的普适性。秦亚青在国际学术交往中发现，世界上很多学者也期待中国学者拿出基于中国文化积淀和独特个体发展实践之上的理论成果。

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学派的诞生，究竟还缺些什么呢？秦亚青和同事们把中国近三十年一千多篇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论文做了一番梳理检讨，为中国至今没有深入到学理层面的国关理论“号脉”，他相继在国内外发表了《理论的核心问题和中国学派的生成》《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形成的可能与必然》。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国际的意识，过去都是讲“天下”，国际概念是从西方搬进来的，这是一。儒家思想熏陶的结果，总要学以致用、立竿见影，太现实而少抽象，这是二。没有学理层面的理论意识，缺乏一个能够无穷演绎、衍生扩展的核心概念，这是三。秦亚青用通俗而简洁的语言，向我们道出他号脉的结论。

找到症结，也就找到了构建的出发点。但构建并非闭门造车，还需在与国际学术界的顶尖人物的交锋中淬炼。2003年，秦亚青与世界著名国际关系专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以及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布赞分别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科学高端平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吸引了世界媒体的目光。

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属于强硬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他在对话中提出，中国发展的迅速程度和经济总量的庞大，必然导致和主导国家美国的全面对抗和暴力冲突。而秦亚青则从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对和平发展的追求历程、中国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等方面，论证冲突不是必然的，中国不会偏离和平发展的道路。

与布赞的对话恰恰围绕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秦亚青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发展变革时期，没有建构起国际关系学流派是因为：中国相关研究起步较晚；西方的理论在整个国关研究领域占据话语权主导地位；中国还没来得及将本国的发展经验升华到学理层次。但未来，中国一定会产生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国际关系学流派。

在国际关系领域，美国约二十年出一个学派。而新中国设立国际关系学科走过了四十个年头，接触、分析和批判国际关系学理性理论也已二十年，因此中国学派的诞生不能总是任重道远的企望。

秦亚青在临近学成归来十五年的一段时间里，陆续发表了些论文，其中《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借鉴主流建构主义，将“关系和过程”这两个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提出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他认为西方个体本位的社会核心理念是理性，而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本理念是关系。他通过对这个中国元素进行概念化处理，在形而上的层面勾勒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轮廓。这篇论文在2009年国际关系年会上宣读后，反响很大。有学者称该文可视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开篇之作，有想法、有概念，期盼早日丰富成体系。

2010年，他与英国学派代表人物布赞再次论争，就“国际社会”这个基本概念，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提出了中国学者的视角。“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一个人能在其中一个方面有一点建树就很不容易了。我在努力试着蹚出一条路来，找出一个哪怕是模糊的方向，提出可能在学理层面有意义的问题。我们中国学者这样努力，并不是要争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霸权，而是要丰富国际关系学知识，在学理上把中国人的创造作为整个人类知识的一部分让全世界分享。”

秦亚青教授访谈摘选

问: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是不是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一本书?

秦:是的 在美国时我曾经想过研究国际政治心理学 但是最后放弃 用了结构现实主义。一个原因是结构现实主义那种科学简约很吸引人 可以据此提出严格的、可证伪的假设 运用统计学的很多东西 到现在我仍然认为结构现实主义是一个重大的学理发展。另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自己的心理学知识不够 找了一些心理学的书 越看越觉得不懂 后来就放弃了。《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这本书是杰维斯在20世纪70年代写的 中国到现在也几乎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 我相信将来有一天会有人去做。况且 从这个角度出发 比较容易进入复杂系统效应研究议程 这是一个前沿领域 综合多种学科 跨越文理界限 天地十分广阔。

问：您试图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

秦：我是想走一条中间道路。思维上，我喜欢思到极端，再退居中位。学问之中，我觉得中间地带具有最大的开放空间，最具包容性。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社会科学没有科学的意识不行，但没有人文的理想同样是不行的。中国现在需要提倡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界，因为我们过去不强调这一块，研究方法也不去学习，结果被人家说成是“有一定深度的新闻报道”。直到现在，我们以严谨的社会科学方法做出的优秀论文仍然为数甚少。这是一个薄弱环节，要大力加强。但是，科学主义本身显然有它的局限，因为它做到最后可能就把一切做死了。我自认为自己的那本书（《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在方法方面还是比较规范的。但是，我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因为我觉得人不是物质。所以，我更希望有一些人性的东西在里面。一方面，我希望大家有一种缜密的逻辑思维方式，合理的推理过程，清晰的思维路线。同时，我又觉得在这种东西背后，一定要有一种很强的人文支撑，以人为目的。

问：是否可以这样说 不管是理论 还是方法论 您都是主张多元 反对一统?

秦：如果理论不多元，只会出现话语霸权，学术就可能成为霸权的奴隶；如果方法出现单一，学术就可能成为方法的奴隶。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学术应有的竞争和繁荣都会消失。作为杂志，必须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不是只发表同一种声音、只采用同一种方法的文章。杂志就要有这种胸怀。作为观点，可以有自己相信的、爱好的、坚持的东西，但是不能因此就将非我所爱视为一无是处。现在很多人谈学术的民主，我的理解是：学术民主最基本的精神大概是宽容。宽容，不是赞成或允许你喜欢的东西，而是要包容你不喜欢的、反对的东西。只有宽容，学术才能兴盛。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观点。我自己是一个科学实在论者，但是我反对惟科学主义。我觉得科学和人文是可以融合的，因为科学和人文都是为了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最终解放，而不是为了建构人的奴役之路。这就是我为什么既翻译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也翻译卡尔的《20年危机》和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三人行，必有我师。

问：您非常关心中国国际关系的学科建设 始终把它摆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秦：一个人或几个人做出几篇文章是小事情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是大事情。只有将学科踏踏实实地建立起来 学术薪火才能传承下去。有一位朋友曾问我:你们国际关系学界现在做的东西 50年后、100年后能给中国的学术留下什么?我很惭愧 因为我无言以对。这是大事情 是大问题。如果现在重视学科建设 给大家既提供基础的东西 也提供很多可以选择的东西 开辟出思想的富裕空间 中国的年轻一代一定会出现国际关系的大师。

《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由秦亚青著，是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章主要是论证中国是否能够产生国际关系理论。承认社会理论的基础在于社会实践和文化体的生活方式，则会得出国际关系理论是可以有中国学派的。第二章提出了中国学派的一个可能的核心概念，即“关系性”，并围绕这个核心概念构建了一个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以克服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追求确定性的静态问题，解释动态的国际关系活动。第三章讨论过程建构主义的方法论。这主要是理路方法论问题，也包含一定的认识论内容：提炼一对元关系，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对偶关系；并根据中国辩证法的原理，将这对元关系的关系性质定位于和谐，将元关系的互动视为和谐化过程。第四章是使用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分析国际社会的治理问题，提出一种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的综合治理模式。第五、六章是将过程建构主义模式用于分析东亚地区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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