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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活下来的后人有哪几个(2009年陈独秀长孙接受采访)

陈独秀活下来的后人有哪几个(2009年陈独秀长孙接受采访)这次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陈独秀是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哪怕人已离世,余威也尚在。特务拿他们没办法,这次葬礼还是顺利结束了,陈独秀的灵柩也被送回了安庆老家。因为反动派当局的压力,这次丧事中甚至没有出现花圈和鲜花。饶是陈松年如此小心,还是有一个大胆的人在出殡过程中放了鞭炮。对于普通人家出殡,这点动静根本算不了什么。可是反动派当局却极为敏感,鞭炮刚放出来不久,便有两个特务找了过来责问操办葬礼的邓燮康:“你们组织了这么多人,放鞭放炮,大张旗鼓,是不是想再来一次小小的五四运动?”面对反动派特务的丑恶嘴脸和厉声盘问,邓燮康非但没有胆怯,反而冷冷一笑,反问他们道:“这么说来,你们是害怕五四运动吧!”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离开人世,享年六十三岁。

陈独秀在漫漫人生历程中,曾犯过一些错误,但纵观他的一生,依然瑕不掩瑜,风骨犹存,足以令后世之人景仰学习。

临终之前,他特地叮嘱自己的三儿子陈松年:“我死之后,丧事从简,也不要登报!”

于是陈松年遵从遗嘱,低调为父亲办这次丧事。奈何陈独秀生前的名气过于响亮,即便他已尽量低调,也免不了有许多人陆续过来。

因为反动派当局的压力,这次丧事中甚至没有出现花圈和鲜花。饶是陈松年如此小心,还是有一个大胆的人在出殡过程中放了鞭炮。

对于普通人家出殡,这点动静根本算不了什么。可是反动派当局却极为敏感,鞭炮刚放出来不久,便有两个特务找了过来责问操办葬礼的邓燮康:“你们组织了这么多人,放鞭放炮,大张旗鼓,是不是想再来一次小小的五四运动?”

面对反动派特务的丑恶嘴脸和厉声盘问,邓燮康非但没有胆怯,反而冷冷一笑,反问他们道:“这么说来,你们是害怕五四运动吧!”

特务拿他们没办法,这次葬礼还是顺利结束了,陈独秀的灵柩也被送回了安庆老家。

这次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陈独秀是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哪怕人已离世,余威也尚在。

而有关陈独秀的晚年,他的不少友人都表示,他那时穷困潦倒,只能用凄凉二字来形容。

穷困潦倒不假,可是真的凄凉吗?

关于陈独秀晚年的生活状态,他的长孙陈长琦,在2009年接受采访时却给出了一个相反的评价:“这是爷爷在世时最凄苦的一段日子,但却是最自由的最后时光。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

那么这“最自由的最后时光”,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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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长孙陈长琦

接下来,让我们一一明说:

一.宁折不弯,却似变了个人

陈独秀的脾气,向来是倔强的,好听点说是宁折不弯,难听点讲便是孤傲自负。

这一点,从陈独秀小时候就能看出端倪。从他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小时候他的祖父对他管教非常严厉。

他的祖父要求他背《四书》、《五经》。一旦有背不出来的地方,便会气得打他。可是陈独秀小时候便相当倔强,无论如何打他,他也一声不哭。

而这个性,在他参加革命时也表现得尤为明显。章士钊便领教过,将他称为“不羁之马”,而胡适对他则稍微客气些,说他是“不羁之才”,至于任卓宣则在自己的回忆性文章中,特别评价陈独秀“是个性很强的,讲原则,一点不马虎”。

当然,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复杂的,像陈独秀这样搅动历史风云的大人物更是如此。除了倔强之外,他的坦诚、坚韧乃至温情等性格也是他复杂性格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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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1929年,陈独秀被开除出了我党,不过这时候,他并没有放弃自己革命者的身份,而是将矛头对准了国民党,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调整策略,将重点放在声讨日本人的残酷罪行,坚决拥护抗日,而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则非常不满,数次表达了谴责。

对于陈独秀的作为,国民党深为仇视,并派中统机关于1932年10月15日将陈独秀逮捕,而这一次,已经是他第五次入狱了。

早已习惯被捕的他面对这次入狱,自然也没放在眼里。当他看到之前已先被捕的彭述之、宋逢春等人时,他还打趣道:“嗨,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

而在被押往南京的列车上,陈独秀竟然也若无其事,一路上睡了过去,到了南京人也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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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迫于当时“团结抗战”的舆论压力,国民党不得不释放了陈独秀。

陈独秀的抗日热情如激流一般涌动,曾先后到南京、武汉等地利用自己的威望进行活动,通过演讲、写文章等方式积极发动民众抗日。

不过这段日子里,陈独秀过得并不算顺心,甚至被人污蔑为“汉奸”。于是心情愤怒、沉痛又无奈的他,只好听从了好友的建议,登上轮船前往江津。

这时是1938年8月3日,陈独秀已经是59岁。尝尽了人生百态的他,在妻子潘兰珍的搀扶下走下了轮船。

这对夫妻所过之处,没少吸引路人的目光。原来潘兰珍已属于陈独秀的第三位妻子,年纪比陈独秀小了整整二十九岁,这也难怪陈独秀穿的白布衬衣与蓝布长裤虽已很是时髦,却也遮不住他已近花甲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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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

陈独秀之名,全国有识者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因此陈独秀刚刚来到江津,就受到了当地士绅与民主人士的热情接待与拜访。

不过与他交往了一阵子,当地的名流显贵却同时有些失望。

原因倒不是陈独秀没落了,没权没势了,而是当大家与他相处交流过后,却发现他与大家心目中那个雄姿英发的《新青年》杂志创始人、共产党的成立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实在判若两人。

二.儿女情长,英雄豪气似不在

在江津见过陈独秀的人中,有一位是江津感坝9中教务处主任潘赞化。他之前也与陈独秀见过面,与现在两相对比后,便对好友何资深表示:“陈独秀不行了,没了英雄气概,儿女情长。”

何资深听到这句话,仿佛很是认同,不禁感慨摇头附和道:“嗯,他现在讲米价,过去是不讲这些的。”

陈独秀活下来的后人有哪几个(2009年陈独秀长孙接受采访)(5)

一者说陈独秀“儿女情长”,另一者说陈独秀开始“讲米价”,可算是道出了陈独秀的两大变化。

我们不妨先聊聊儿女情长。那么陈独秀进入晚年,真的儿女情长了吗?其实并不能完全这么讲。

1939年冬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高潮,为了迎合此高潮,中共叛徒张国焘便给蒋介石出了一招:公开访问陈独秀。

这一招,是为了在抗日宣传上对抗我党。

若由国民党的知名人士对陈独秀进行一次公开采访,并将过程中的言论编辑成册,陈独秀的发言便不仅仅代表他个人,而是替国民党发声。

蒋介石采纳了这一计策,立即派胡宗南与戴笠带上礼物去找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刚到江津没多久,乍一见这两位国民党高官来访,立即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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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

在确认对方是蒋介石派来的人后,陈独秀便以为蒋介石应当是忌惮他作出反国民党的行动,于是向两人表示:自己只是逃难来到此地,虽然心系国事,但并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不料胡宗南却只是问他,“校长”派他们来,只是想听听陈独秀对国事的看法。陈独秀这才明白这二人的用意,于是委婉拒绝了二人的请求——

“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惟一的要求……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蒋介石了解到陈独秀的态度后,无可奈何,只好放弃对陈独秀公开访问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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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从这件事我们便可以看出,陈独秀始终是有原则底线的,至于为何潘赞化说他儿女情长,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

这一点,陈独秀的儿子陈松年可谓感触最深。其实七八年前的时候,他去监狱看望父亲,没想到父亲能伤成这样,不由心疼落泪,但陈独秀却看不得儿子这样,当即发火骂道:“哭什么哭,没出息!”

于是本是触景生情的陈松年,却吓得不得不收住情绪,将眼泪擦干。

至于陈独秀在外留学时,也很少对家里有来信,寄钱养家更是少有的事。

后来叔祖父陈昔凡病重,陈独秀也似铁石心肠一般,并没有回家守孝。从这些事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与二儿子陈乔年对这个父亲并不是那么喜欢。

后来陈独秀回国了,却不是来照顾这个家,而是忙于他的《新青年》杂志。

陈延年、陈乔年见父亲如此风光,想要过去投奔,结果也没得到更好的生活,每日只是白天干干苦力,晚上只能睡在《新青年》办公处的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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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

兄弟俩在这里熬过几个月后,陈独秀仿佛看不到他们面黄肌瘦的样子,只是淡淡地一句:“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也。”就仿佛儿子们遭的这些罪都是理所应当。

不过有一回,这一切好像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陈独秀更像一个爷爷了,他经常逗自己的孙子、孙女们,抱着他们玩乐。

而陈松年还看到,自己的祖母谢氏,也受到了陈独秀的孝顺对待。要知道,谢氏并非陈独秀的亲生母亲,而是其生母过世之后,被祖父过继到四叔父那儿的养子。

陈独秀当年对养父,可谓是不闻不问,终日忙着他自己的事情。可是现在到了江津,陈独秀却好像变了个人,对谢氏百般孝顺。

他是如何照顾生母的呢?简直无微不至。饭是他亲自给养母亲自盛好送过去的,其他一应琐事也基本由他亲自照料,养母离世之后,他更是跪在灵前,哭成一个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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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那一刻,陈松年动容了。其实父亲心中并非没有柔软的部分,但是父亲何以会在来到江津后发生如此明显的变化呢?

陈松年想起,在来到江津之前,蒋介石曾经拉拢过一次父亲。

那时蒋介石拿出了十万元,意思很明白,想要陈独秀借此独立成立一个党派,以此与我党对抗,陈独秀没有答应。

后来到了江津,蒋介石依旧不死心,数次邀他出山。以陈独秀倔强的个性,自然不会同意,而且有一次,他还忍不住骂道:“蒋介石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这时候,陈松年心中忽然触动了:原来父亲对于两个哥哥的死,一直是很在意的。他并非铁石心肠,只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不能软弱,哪怕硬撑着吞下苦果,他也必须强装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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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琦

没错,谁的心里会没有柔软的部分呢?父亲之前隐忍太多了,哪怕面对两个儿子的死去,他也不会流出一滴眼泪,可这毕竟只是他的伪装,早晚有一天,他真实的内心会随着心防的卸下而流露出来。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长孙陈长琦会说,这是爷爷“最自由的最后时光”,因为放下这些伪装,他内心最真实、最柔软的那部分,终于可以自由地流露出来了。

三.穷困潦倒,依旧坚守原则

潘赞化说陈独秀“儿女情长”,我们找到了根由,那么何资深又为何说他“讲米价”了呢?

这其实也是陈松年亲眼从父亲身上看到的变化。

陈松年带着祖母来江津前,陈独秀便在书信里特别叮嘱过:“到重庆下船登岸到客寓,你们都必须坐轿,万万不省此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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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这一点,让当时的陈松年十分意外。要知道过去的陈独秀但凡出门,便是他的大事业,像这等柴米油盐的小事,他提也不屑于提一嘴的,可是他们人还没到江津,父亲却会叮嘱他们不要省轿子钱。

而对于身边的妻子潘兰珍,陈独秀也是肉眼可见的温柔。他开始操心家里的各种,他过去从不打理的“琐事”,要知道他之前的妻子高君曼是从未有此“待遇”的,往常都是陈独秀只管忙着大事,高君曼却为家务事忙得够呛。

更少见的是,陈独秀还主动学如何种土豆,帮妻子减减负担。家里稍微宽裕点,他便专门为妻子买点好菜,饱饱妻子的口福。

陈独秀这样做,一部分原因便是如上文所说,陈独秀开始卸下之前的伪装,流露亲情上的自由。而另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这时候实在太穷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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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中间人物陈独秀

这时候的陈独秀,早不像自己早年那般潇洒,他晚年的生活来源,令人看了也不免唏嘘。

那时他的生活大概依靠四个方面:

第一,给邻居或好友写些楹联。陈独秀晚年之凄凉,从此处也能看得出来。他年轻时何等风光潇洒,作为《新青年》创始人,别人想求得他一字也是难如登天,如今老了,却只能靠自己残剩的名气卖字过活,他的友人们也是感慨唏嘘。

第二是北大同学会的捐赠。当年陈独秀在北大任文科学长,与北大结下了缘分,因此哪怕后来风光不在,北大学校也记挂着他这位导师,时不时便接济接济他。

第三亲人朋友的帮助。陈独秀作为一代风云人物,自然会结交不少朋友,哪怕一部分见风使舵之辈会离开他,但总还有些有情有义的旧交。除此之外,他在学校任职的儿子陈松年也常常拿钱给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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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第四,是他所有经济来源中最能来钱的,也就是写书。

其实早在之前,远在美国的胡适便劝陈独秀到美国写自传。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几位领军人物中,算是下场不错、生活最滋润的一个,那时的他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日常与美国的名流甚至总统见面。

吃到甜头的他,自然看不惯陈独秀活得如此穷困潦倒,便建议他借写传记赚钱,反正这件事并不算违反原则。

不过对此,陈独秀却嗤之以鼻。他回复胡适道:“美国我是不去的!现在国难当头,我应尽自己微薄之力,与大家同甘共苦。再说,我一个中国人,若是真写自传,在中国也能写,何必跑到美国去!”

没错,陈独秀当然知道在美国写书与在中国写书大有分别,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宁愿陪着祖国的同胞一起共患难。而相比于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而言,这点贫困又算得了什么呢?

到了晚年,陈独秀有了一些闲暇,便常常去看书。又因为他穷,所以无法买书,只得去小书店蹭些书来看,哪怕老板看不过去,用白眼赶他,他也视若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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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

有一次,陈独秀从国民党教育部接了个两万块的活,任务是编写一部与《说文解字》差不多的识字书。而教育部也很痛快,直接提前预支了陈独秀两万块。

可是围绕这本书,陈独秀与教育部的官员陈立夫发生了一个矛盾。这事原本不大,只是陈独秀给此书起的名字是《小学识字教书》,陈立夫则认为“小学”二字太容易被人误解为“小学生”的“小学”,因此希望陈独秀将这里改掉。

可是陈独秀态度却很坚决——钱可以不要,但一个字也休想让他改!

这件事陈独秀的妻子劝了也没辙,甚至还和丈夫发生了争吵,最后也以妻子的妥协而告终,陈独秀则到死也没动过这两万块钱。

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陈独秀晚年对家人虽多了几分柔情,但在钱的事情上却依旧如同一头“犟牛”。实际上,他在接受别人的馈赠时也大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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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墓

比如“素无知交者”不收。陈独秀有个学生叫杨鹏升,1940年初时,杨鹏升便表示,他有几位仰慕他的好友也想资助陈独秀,却被陈独秀拒绝,理由是:“曾与编译馆约购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

第二是政治立场不合者不收,共产党叛徒的钱不收。如任卓宣曾给他汇过二百大洋,他便没有收,原因是任卓宣曾经在被捕后叛变,还加入了国民党。

第三是国民党著名官僚的钱不收。如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中统”局长朱家骅,就曾多次向他赠钱,陈独秀非但不收,还特意致函代朱家骅送钱给他的郑学稼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

除此之外,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罗家伦和傅斯年做了国民党的官僚后,陈独秀便不再收他们的钱,并直截了当道:“你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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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陈独秀第四个收钱的原则,是“无功不受禄”。所谓馈赠,自然与替人办事得到报酬不同,但陈独秀接受别人馈赠,总要有个适当的理由或给人一定的回赠。

比如陈独秀接到杨鹏升的钱后,便复函问及这些钱作何用,因为杨鹏升信中对此并未提及,所以陈独秀很是在意。

至于常常接济陈独秀的北大同学会,陈独秀也没有让他们白接济,而是常常将自己的书稿赠给北大,作为自己的报答。

可以看出,陈独秀晚年哪怕穷困潦倒,并流露了亲情上的自由,也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动摇,而这,也是他自由闪光的另外一重表现。

编辑:小仙

责编: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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