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廉吏剪影（宋元时期廉吏清官对泉州经济建设的贡献）

历代廉吏剪影（宋元时期廉吏清官对泉州经济建设的贡献）汪大猷，浙江宁波人，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汪大猷以敷文阁待制知泉州，九年复留任。时，菲律宾群岛的毗舍耶海盗近千人，常掠滨海居民，官府每年需派军队防御，“劳费不赀”。汪大猷遂在澎湖列岛造屋二百间，遣将兵定期戍守，寇不复至。以后在军事措施上作了调整，改为常年戍守，既打击了外来侵犯之敌，又保证了沿海居民有了和平的生产环境，畅通了海上航线，维护泉州海外交通的发展。真德秀治理泉州时，以其远见卓识地认准“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番舶也”，即与泉州市舶司提举赵崇度整饬吏治。势豪梗法，务在痛绳；海寇作乱，亲授士卒方略擒之。并亲巡海滨，电兵要塞。对舶商宽税薄取、保护外商有利可图，因此海舶“岁増三十六艘”。他还亲率市舶官员到九日山为中外海舶祈风，给予精神上的慰籍。当绍定中再知州事时，迎者塞路，深村百岁老人，亦扶着拐杖出迎，欢声雷动。当时泉郡诸邑二税，已预借至六、七年。他深为怜爱地说“无以惠民，仅有

文/陈鹏鹏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十三・公署志开卷明义地这样记载：“官必有署，为民设也。布政于斯，树绩于斯。一堂之上，四境瞻之；数亩之宅，万姓倚之。燕处深宫，未知託宇下者飘摇牖户否也。故署称公，非退食者息偃之地，实望恩者帡幪之区。必也桑田税驾，栋宇鸣琴，不敢视为传舍；而职思其居，斯阶前无忧百里也。若夫戎帅设钤列戟，播德宣猷，屹屹为干诚之寄，则创建修葺，皆可大书特书矣。至于公所建立，以惠穷民者，亦缀于部末。”而在县衙正厅前竖有一方“官箴碑”，石碑正面刻有“公生明”三大字，背面刻有“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前者八句，后者十六字，字字句句寓意深远，道出为官的人生处世哲理，确可视为地方官设置升堂，布政树绩的警世明言。

宋元时期，泉州地方经济高度发达，海外贸易繁荣昌盛。呈现海舶风樯林立，仓储物货山积，宗教文化自由播道的景象。海纳百川的泉州港，跃上“东方第一大港”国际都会地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呼唤着政治文明需要与时俱进，也能使三者相互适应，合力推动城市的勃兴发达。在泉州港的黄金时代，宦海中也沉浮着几多呼风唤雨的地方官，贪赃枉法，泉州则不前或倒退：廉洁奉公，泉州则繁荣发展，他们成了泉州社会的“晴雨表”。廉吏清官成了历史时期的骄子，千古传颂，载入史册。

下面试举宋元时期泉州的几位廉吏清官，在惩腐驱恶、勤政爱民，修桥筑城等方面的历史贡献，作为本题目的说明。

一、惩腐驱恶振兴港市

泉州市舶司自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设置以来，海外交通贸易有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并有专人职掌其事，当时向朝廷力陈奏请在泉州设司的陈偁，两任泉州郡守达7年之久，为泉州的对外开放立了头功。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泉州每年市舶收入达98万缗，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约一半，成为偏安小朝廷的重要经济支柱。

真德秀，福建浦城人，于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绍定五年（1232年）两知泉州郡守时，泉州海外贸易正处于极度艰难履步的阶段，几近窒息，由于朝政日趋腐败，朝官与地方官互相勾结，以权牟私，贪赃纳贿，对客商勒索豪夺，横征暴敛，蕃商市舶“市取其货，十不尝一。”致使番商“畏苛征，苦和买”，加上海寇作乱“劫番舶以厚其财，掳丁壮、舟船以益张其势。”番客舶商畏苛征，惧海劫，“至者岁无三、四”，泉州港呈现一派凋零落寞。

真德秀

真德秀治理泉州时，以其远见卓识地认准“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番舶也”，即与泉州市舶司提举赵崇度整饬吏治。势豪梗法，务在痛绳；海寇作乱，亲授士卒方略擒之。并亲巡海滨，电兵要塞。对舶商宽税薄取、保护外商有利可图，因此海舶“岁増三十六艘”。他还亲率市舶官员到九日山为中外海舶祈风，给予精神上的慰籍。当绍定中再知州事时，迎者塞路，深村百岁老人，亦扶着拐杖出迎，欢声雷动。当时泉郡诸邑二税，已预借至六、七年。他深为怜爱地说“无以惠民，仅有政平讼理，事当勉耳。”“民困如此，宁身代其苦。”除严禁官吏重税、借税和非法科课外，还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大兴农田水利建设，鼓励农民以农为本。丰富的农作物和蚕桑纺织业，也为海舶的飞运提供了山积的物货。泉州港得到振兴，呈现一派繁荣景象。1

汪大猷，浙江宁波人，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汪大猷以敷文阁待制知泉州，九年复留任。时，菲律宾群岛的毗舍耶海盗近千人，常掠滨海居民，官府每年需派军队防御，“劳费不赀”。汪大猷遂在澎湖列岛造屋二百间，遣将兵定期戍守，寇不复至。以后在军事措施上作了调整，改为常年戍守，既打击了外来侵犯之敌，又保证了沿海居民有了和平的生产环境，畅通了海上航线，维护泉州海外交通的发展。

及后，成兵以真腊大贾为毗舍耶犯境：“径捕至庭，自以为功。”汪大猷亲“验其物货、什器”，明察秋毫地认为“毗舍耶面目墨如漆，语言不通，此岂毗舍耶矣?”遂遣释之，待之以礼于来远驿，对商船上“所贩黄腊，偿以官钱，命牙僧旬日间遣行”。既维护了海防安全，又保证外商正常的海交贸易秩序。

当时泉州港亚非各国客商数以万计，华夷杂处，难免发生纠纷。番商“与郡人争斗，非至折伤，皆以牛赎罪”。汪大猷认为这是阿拉伯人的习俗，既入华土，理应尊重中国法典，遵守中国法规，维护国家和百姓权益，遂明令官员说：“安有中国用外岛夷俗者，既在吾境，当用吾法”。以后外商犯法，皆绳之中国法令，那些恃财自做，滋事好斗者“始有所惮，无敢斗者”。

大猷在任时，三佛齐国向孝宗皇帝赵昚请铸铜瓦三万片，帝“诏泉、广二州守臣督造付之”。汪大猷坚持中国法规。上奏朝廷，直谏龙颜，认为“法，铜不下海，中国方禁铸铜，奈何为其所役?”结果，不给铜瓦，其刚正不阿，直面朝廷的原则立场，可谓民族大义凛然!2

二、修桥筑城造福泉郡

蔡襄，福建莆田人，北宋至和三年（1056年）、嘉祐二年（1057年）两知泉州。治泉期间，示民以威严，民因而畏之，施民以恩泽，民因而爱之。当时福州通泉州路上，有洛阳江阻隔，往来必涉舟船过渡，常因风起涛涌而发生沉船溺水事故。随着泉州海外交通的发展，建桥通履已成历史的需要，百姓的迫切愿望。先有郡人李宠“甃石为浮桥”，皇祐五年（1053年）王实始建石桥，蔡襄身历其境，尽心尽职，认真组织实施，经过六年八个月的艰难奋斗，终于建成这条世界第一座跨海梁式大石桥。他亲自撰写的《万安石桥记》记曰该桥：“累址于渊，酾水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长三千六百尺，广文有五尺……糜金钱一千四百万，求诸施者。渡实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并首创“筏型基础”，“种蛎固基”、“浮运架梁”等先进架桥技术，为后世广泛运用。桥建成后，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这条林荫大道可防风沙和水土流失，又庇荫过往客商行人免受酷日煎晒。因此老百姓唱出这么一首歌说：“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以颂扬蔡襄功德。

蔡襄

蔡襄还关心农田水利建设，当时泉州所辖干旱三年，岁谷之人，十得三四；乡无廪储，仰给海外，或食草木，遇病辄绝。他为民祭神祷雨，祈求风调雨顺。更积极的是调动民众，利用水利资源。晋江龟湖塘可灌田三千八百余亩，沿塘而居的林、黄、苏、郑四姓村民常因争水而纠纷，水利反而成水害。蔡襄亲自制定塘规，解决争斗，而后粮食益增三倍。他还四处踏勘水源，在郡城南寻觅到小乌石山泉，可引以灌田。北宋治平间（1064-1067年）县令王克浚修，并刻崖称“蔡公泉”。

蔡襄任职期间，勤于吏治，兴利除弊，造福桑梓，政绩昭然。欧阳修、朱嘉、谢肇淛均给予高度评价；“前无贬词，后无异议，芳名不朽，万古受知”。流风余韵，至今村民妇孺犹能道说之”。百姓“称太守之贤者，必以公为首。”3

赵令衿，宋朝宗室，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知泉州，赵氏持学能文，不凡于宋室宗子，在泉州时重视地方德政和教化。当年在九日山视事时，为追尊先贤，特地在九日山建姜、秦二公祠，以纪念埋葬在九日山的唐代名相姜公辅和隐土秦系。其最大政绩是建成安平桥。《泉州府志》引《读史方舆纪要》说：“宋绍兴八年僧祖派始筑石桥，未就。二十一年，郡守赵令衿成之，酾水三百六十二道，长八百十有一丈。”不仅便利了两岸人民往来，对繁荣泉州经济发展，促进海外贸易起到相当重要的历史作用。此外，他还重修惠安菱溪永济桥，时人建祠祀之。4

邹应龙，福建泰宁人，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守泉州。在任期间“修举废坠，兴学右文”，就明伦堂、议道堂间建六经阁，在安平镇西建石井书院，“令朱熹子在董其事”，今书院尚有朱子祠。时郡城故卑薄，急需整修加固，应龙以贾胡簿录之资请于朝廷，而大修之，城始固。至今，在泉州进行文物考古调查时，发现嘉定三年修城砖为数最多，可见当年修城规模之大。

德济门外笋江下游，原来没有建桥，过往商旅行人均济以舟渡，既不方便。又不安全，邹应龙倡修石桥，曰顺济桥，长一百五十余丈，宽一丈四尺，计三十一墩，两翼作扶栏。大大方便了居民行旅，而以拟万安桥媲美。5

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太守游九功筑瓮城，即南罗城外筑翼城，东起浯浦，西抵甘棠桥，砌石为城墙，沿岸以蔽。长四百三十八丈，高丈余，基阔八尺。6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监郡偰玉立拓南罗城地合翼城为一周三十里，高ニ丈一尺，东西北基广二丈四尺，外甃以石，南基广二丈内外皆石。改镇南门曰德济门，原镇南桥壕遂为城内壕，东西相抵者悉砌以石，并自通准门南绕德济门过南薰门之半疏浚新壕。7

2001年城南片区改造，徳济门遗址在湮没了大半个世纪后重见天日，从发掘的2000平方米面积中，可依稀探索出当年偰玉立对瓮城的加宽加固，对瓮城门、瓮城墙的加宽加固，且遗存以后历代重修的历史信息。

自唐天祐至清道光的900多年间，泉州城经过大小27次修筑和扩建，其中比较大规模的有4次，游九功，偰玉立则是其中2次。他们为泉州城市发展城池加固，军事防御、经济繁荣作出功不可没的贡献。

三、勤政爱民发展经济

朱熹，安徽婺源（今江西）人，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任同安主簿。到任时见同安县署中有“祐贤堂”，遂改作“牧爱堂”，并在堂前悬挂“视民如伤”的匾额，表示其爱民心切的意愿。从政以儒家思想为指南，以仁爱百姓、天下大同为己任。《泉州府志》记载：“在官以教养为先务，革弊兴利，缓急有度。事无大小，必亲裁决，赋税簿籍，逐日点对，以防吏弊。利于民者，虽劳不惮。民欲为僧尼者，禁之。选秀民充弟子员，一时从学者众。”由于朱熹临政事必躬亲，身教言传，对抑制官吏贪赃枉法，渎职失察起了一定的控制和监督作用。禁止百姓无缘无故削发为僧尼，则避免农村劳动力的流失，稳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以讲学过化，提高士民道德水平和文明素质，因此“五载秩满，士思其教，民思其惠。”

朱熹

朱子向来憎恨“邪佞充塞，货赂公行”，以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当他发现泉、漳、汀三州经界不行，赋税苛重不匀，贫困子民不堪重负时，则奔走永春、安溪、漳州诸邑，为民请愿，极力为推行经界，薄减民税而呼喊：“苛利于民，虽劳无惮”。以“海邑三年吏，勤劳不为身”作为任官警训，实可钦可敬!8

王十朋，浙江温州乐清人，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起知泉州。当他到任下车会同七邑县令宴饮时口占一绝：“九重天子爱民深，令尹宜怀侧隐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为庶民斟。”表明他“正官以正万民”的思想境界，为僚属作了就职誓言。并下令将府衙前刻的“官箴碑”戒石修葺一新。在贡院会集群僚时，也作戒石诗：“君以民脂膏，禄尔大夫士。脂膏饱其腹，曾不念赤子?贪暴以自恣，诛求不知耻。……”光明正大地表白他扫除贪佞邪恶的决心，极力提倡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纯风正气。

在任时，僚属间倘有不善之举，当反复告戒，让其自省自新。百姓间有诉讼，均晓之以理，明示以义，调解息事，使当事人口服心悦，且少用鞭鞑迫供，“故狱屡空”，官场楚肃，民风醇厚，视王十朋为父母官。

他经常下乡解察民情，劝导农民勤耕劳作，因此留下不少如“清源太守鬓如蓬，未遂归农又劝农。农事正兴天不雨，谁能唤起老黄龙?”的亲农、怜农、为农佳句。并将“割俸钱，创贡围，布上恩，恤民隐”作为为官为民的实际行动，在府衙中节约开销，而“利有给予民者，予之”，“民输税，俾向概量”，尽量减轻农民负担，提高百姓生活水平。在任期间，他还修了不少水利工程。时储纳九十九溪水的晋江栿田塘，因年久失修，水涨堤坏，为免除旱潦之灾，王十朋率民抢修，把陡门由一间增至六间，并设九所小涵，下设三小塘蓄水，以防水涨毁堤，时灌田八千余亩。又扩修龟湖塘，增益倍计，达三千八百余亩。当他调离泉州时，百姓盼留不止，一直送到仙游枫亭驿。他逝世的消息传到泉州，百姓聚集在开元寺嚎啕痛哭，以表示对这位为民清官的哀悼。9

历史上在泉州为官者成千上万，方方面面有政声业绩者，如同宦海中闪亮的浪花，一波一波地涌现。上文点述数名，只能是言不尽意地举例注解。

注释

①《宋史》卷三十七、《福建通志》总卷三十四、《泉州府志》卷ニ十九《名宦》。

②《宋史》卷三十五、《泉州府志》卷二十九《名宦》。

③《宋史》卷三十、《福建通志》总卷三十四、傅全星《端明蔡公》。

④《宋史》卷ニ十五、《泉州府志》卷ニ十九《名宦》。

⑤《宋史》卷三十六、《泉州府志》卷二十九《名宦》

⑥《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

7《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

⑧《宋史》卷三十六、《福建通志》总卷三十四、林振礼《朱熹与泉州文化》。

⑨《宋史》卷三十四、《泉州府志》卷ニ十九《名宦》、王钦之《王十朋》，载《泉州历史人物传》。

（载《正廉历史文化研究文集》《泉州学林》2005年增刊）

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陈鹏鹏文史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