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一篇报道英语（看到报道自己的一个不妥词）

我看到一篇报道英语（看到报道自己的一个不妥词）他接着说：“中国封建社会时代，皇帝老子都是接见外国大臣，接见下属官员。他是高高在上，老子天下第一。他接见你，你是在下面，他是在上面。这也是一种封建观念。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不管会见什么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你们要用‘会见’，不要用‘接见’。”周总理最初会见外宾，新闻稿中写的是“周恩来总理今天接见了……”周总理就把记者找过去，说：“不要用这个‘接见’，应该用‘会见’。”周总理很善于把握字词的用意。有一次，周总理做形势报告，国内、国外讲了一个下午，讲的内容非常重要。记者采写时，稿子上有一句“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讲话”，交给周总理审阅时，别的地方都没改动，他就把那个“重要”二字圈掉了。一个座谈会上，大家发言完了，主持会议的人说：“现在请周总理作指示。”周总理说：“不是‘指示’，我个人发言就是个人意见。我今天这个发言并不是中央通过了，可能对，也可能不对。我说错了，大家可以批评。

1961年，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出访归来，第二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他回京的消息中说“周总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不禁紧皱眉头，当即叫值班秘书把写此报道的记者找来。

指着报纸上的消息，周总理对记者说：我国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

接着又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现在我们的老百姓饭都吃不饱，我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管，居然还“神采奕奕”！这样宣传“上不合于国情，下不安于民心”。

当时我们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期，这位记者认识到自己错了，当即向总理作了检讨。这件小事，反映了周总理心中时刻想着人民，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高尚品质。

周总理很善于把握字词的用意。

有一次，周总理做形势报告，国内、国外讲了一个下午，讲的内容非常重要。记者采写时，稿子上有一句“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讲话”，交给周总理审阅时，别的地方都没改动，他就把那个“重要”二字圈掉了。

一个座谈会上，大家发言完了，主持会议的人说：“现在请周总理作指示。”周总理说：“不是‘指示’，我个人发言就是个人意见。我今天这个发言并不是中央通过了，可能对，也可能不对。我说错了，大家可以批评。”

周总理最初会见外宾，新闻稿中写的是“周恩来总理今天接见了……”周总理就把记者找过去，说：“不要用这个‘接见’，应该用‘会见’。”

他接着说：“中国封建社会时代，皇帝老子都是接见外国大臣，接见下属官员。他是高高在上，老子天下第一。他接见你，你是在下面，他是在上面。这也是一种封建观念。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不管会见什么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你们要用‘会见’，不要用‘接见’。”

为了民族的解放，周总理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居魔窟而不惧，处险境仍从容。为了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周总理几十年如一日，日理万机，三更未眠五更起，紧张而不知疲倦地工作，以致被外国人称为“全天候总理”。

1951年春，周总理因病要到大连去休养。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了让周总理行动方便，真正能得到休息，就建议他暂时把胡子留起来，好让人们认不出他。他听罢，哈哈大笑，说：“我是总理，是人民的勤务员，怎么能把我和群众隔开呢？！”

来到大连后，周恩来利用这次机会到旅大各医院慰问志愿军伤病员，到附近参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养病期间，大连、旅顺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972年，身患癌症的周总理仍抱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古稀之年，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常常连续工作几个昼夜，以致于累了只能扶着椅子歇歇，生怕“一坐下就会睡着”！

1973年6月初的一天，周总理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了，他一直在工作着，接下来还要继续接见外宾。这时，秘书进来提醒说：“还剩十四分钟。”极度疲劳的周总理提出洗把脸刮刮胡子提提神再去。

秘书在门口等待许久不见总理出来，便打开了洗手间的门，这才发现，周总理在卫生间里靠着墙睡着了，手里还握着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

据有关记载：周总理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之前，1至5月，“他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他抓紧所剩不多的时间抱病履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1975年，大手术之后的他依然牵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锡矿工人的健康。他抱病去看望谭震林同志时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

1976年，弥留之际的周总理从昏迷中醒来，便对医生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呢？快去照顾其他同志要紧，他们那里更需要你们。

周总理的工作能力举世公认，尤其记忆力惊人。1972年中美会谈时，基辛格总是带着厚厚的文件和材料，而周总理只不过拿着一张纸。

周总理的外语水平也很高，外交部礼宾司前司长鲁培新讲过一个故事：一次，在外国驻华大使国庆招待会上，周总理即席发表祝酒词。俄语翻译在翻译时漏掉了一句，周总理马上笑着说，“还差一句呢”，翻译立即给补上了。

周恩来的英语听力和警觉性，在1972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特使亚历山大·黑格将军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黑格在会谈中提到前苏联威胁的时候说：“The U.S.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China”，章含之翻译为“美国政府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章含之注意到翻译过去后，周总理没说话，但显然皱了下眉头。

黑格走了以后，周总理立即要求章含之找来各种版本的韦伯斯特、牛津大辞典查“viability”这个词的意思。查了之后确实是“生存能力”的意思，周总理再次会见黑格时，就当面指出黑格上次用词不当，用这个词中国不接受，因为中国不需要别人关心自己的“生存能力”。

建国伊始，周总理力邀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黄炎培以年事已高为由婉拒了总理的邀请，并问他为何不让夫人邓颖超在内阁中任职？

周总理的回复很简单，为了避嫌，只要他任总理一天，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中任职。黄炎培听后不禁感叹，这就是共产党，这就是周恩来啊!

邓颖超于1925年入党，参加过长征，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机要局长等重要职务。1955年评定工资级别时，她本来定为五级，周总理“出面干预”，把她下划定为六级。

1959年国庆节上天安门的名单里，本来有邓颖超的名字，周总理看到后又划掉了。

1974年12月筹备全国四届人大会议时，毛主席这个人事大权交给了周总理。中央政治局建议安排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得到了毛主席的亲笔批准。周总理压下了毛主席的这个批示，又一次限制邓颖超“升官”。

直到周总理逝世之后，邓颖超才担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1982年4月邓颖超曾经深情地对侄辈们说：“现在我当副委员长，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书记，这些工作都是党分配的。如果你们的伯伯在世，他是一定不会让我担任的。”

从青年时代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日理万机、死而后已，周总理一生演绎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奋斗历程。他的精神，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