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关于住所的故事（文汇世纪真相）
延安时期关于住所的故事（文汇世纪真相）一是以塔斯社记者身份派驻延安的共产国际联络员孙平（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报务员李文（列昂尼德·华·多尔马托夫）、电报译员鲍里斯·华·阿列耶夫、伊戈尔·华·尤任等人；抗日战争时期到延安的苏联专家有三类：如果说“临时家庭”是假扮夫妻，真实同事，为了迷惑敌人，掩护革命行为；那么所谓“临时夫人”传说的是男女双方在“临时婚姻”中的性行为，可以没有家庭生活，只有性关系。1948年4月，沈容随新华社临时总社迁移到河北西柏坡附近的东柏坡，在此工作期间，她听到一件让她难以理解的事。“原来在延安的时候，有两位苏联专家或联络员，他们提出要在延安给他们找两位‘临时夫人’，言明回苏联时不带回去。”有两位女士被挑中了，“苏联人走时给她们留下一笔钱”。沈容晚年回忆，“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
抗战时期在延安的外国专家阿洛夫（左）与马海德（右）、周苏菲夫妇
中国现代革命几十年风雨历程，付出了几代人的青春热血和生命代价。其中，革命婚姻里的悲欢离合，严格说来属于革命人生的个人隐私内容。在此历史深处，总有一些疼痛的出血点，用什么态度和角度去探究对待之，考量着学术良知和道德品质。
“临时夫人”是一种带批判的传说
所谓“临时夫人”，是传说在革命队伍里经由组织安排男女双方形成临时婚姻，女性充当临时夫人。这与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转入地下斗争状态，为了革命斗争需要，男女双方经由组织安排组成“临时家庭”不同，而是一种“临时婚姻”，是一种赤裸裸的性关系。
如果说“临时家庭”是假扮夫妻，真实同事，为了迷惑敌人，掩护革命行为；那么所谓“临时夫人”传说的是男女双方在“临时婚姻”中的性行为，可以没有家庭生活，只有性关系。
1948年4月，沈容随新华社临时总社迁移到河北西柏坡附近的东柏坡，在此工作期间，她听到一件让她难以理解的事。“原来在延安的时候，有两位苏联专家或联络员，他们提出要在延安给他们找两位‘临时夫人’，言明回苏联时不带回去。”有两位女士被挑中了，“苏联人走时给她们留下一笔钱”。
沈容晚年回忆，“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
抗日战争时期到延安的苏联专家有三类：
一是以塔斯社记者身份派驻延安的共产国际联络员孙平（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报务员李文（列昂尼德·华·多尔马托夫）、电报译员鲍里斯·华·阿列耶夫、伊戈尔·华·尤任等人；
二是以野战外科医生身份派驻延安，同时肩负着为中苏两党担任情报联络任务的医生阿洛夫（安德烈·奥尔洛夫）；
三是以苏联《消息报》记者、苏联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身份到访延安的罗曼·卡尔曼。当时，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之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苏联与延安之间属于党派交往，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会员单位，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1939年5月，卡尔曼在延安停留时间不到一个月，有翻译张郁廉陪同，萧三也前前后后参与其事，没有绯闻产生的空间。
1942年5月，孙平、阿洛夫同机抵达延安工作，其他技术人员此前分期分批来到延安。1945年9月抗战胜利，孙平等人的情报工作小组就陆续离开延安。阿洛夫随中共中央机关，从延安到西柏坡，1949年3月到北平才受命回国。
据马海德之子周幼马听其母亲周苏菲回忆，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宴请阿洛夫医生，算是为其饯行。“宴请过后没几天，我和你父亲去西郊机场送阿洛夫上了飞机。到西郊机场送行的还有阿洛夫在延安时的女秘书等人。从此以后，阿洛夫便杳无音信了。”
这里所说的“女秘书”，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临时夫人”。
阿洛夫是苏联人，毕业于莫斯科第一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他曾参加苏芬战争、苏德战争，具有丰富的野战救护经验，是苏联颇负盛名的野战外科专家。
1942年5月，年仅37岁的阿洛夫奉斯大林之命来到延安，为中共中央领导人提供医疗服务。延安给予他高规格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有关部门为他配备了专职炊事员、勤务兵，在苏联待过几年的女干部则被派去给他当翻译兼秘书，毛主席还特意赠送他一匹小黄马”。
阿洛夫在中央医院负责外科工作，也在中央卫生所门诊，经常为中央领导治病。他在医院设立教学基地，培养外科大夫和战地救护人员，1944年6月28日和29日，《解放日报》连续两天刊登阿洛夫的先进事迹。同年7月，他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医务界“特等劳动模范”，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将毛泽东手书“模范医生”的锦旗授予之。
工作之余，阿洛夫过着一种高调生活。他豢养一条狼狗，名为“涅灭茨查巴剌衣”，意思是德国鬼子。星期天则骑着马，带着狗，外出打猎。在延安的外国友人中，阿洛夫的这种生活方式，当时就受到正义人士的批评指责。
1943年5月10日下午，阿洛夫和女秘书兼翻译带着宠物狗在延河边散步，遇到老乡的狗。狗与狗之间撕咬起来，眼看自己的狗要吃亏，阿洛夫竟掏出手枪助阵，当场把老乡的狗打死。旁边的女秘书则嗲嗲地说要带狗到医院包扎伤口云云。此事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驻会作家萧军看到，愤愤不平，专门致信毛泽东，认为“苏联友人来替我们服务我们是感谢的，但有一些不自觉的‘优越感’我们有责任提示给他们这是必要的”。
冈野进，又名林哲、野坂参三，日本共产党领袖，1940年3月从莫斯科取道延安回日本，因战争形势所迫滞留延安，从事反法西斯战争研究，发起成立“日本工农学校”，协助八路军开展日军俘虏教育转化工作，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国。
在延安期间，他向八路军敌工部提出要一位秘书帮忙工作，组织上同意了，安排懂日语的庄涛担任其秘书。时隔不久，两人公开同居，招来很多人的非议。这种没有名分的婚姻，与其说是组织安排，倒不如说是个人选择。
1944年7月，美军中缅印战区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他们以美国军方观察员身份，带着挑剔的眼光来到这个共产党主政的地方。一次晚会上，观察组成员瓦·格雷斯对一位中国姑娘眉目传情。周恩来告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我们反对这种调情行为，除非两个人是真心相爱。包瑞德马上警告格雷斯，如再发生这种事情，他就得离开观察组。
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在恋爱婚姻问题上是有原则，讲纪律，论立场的
与阿洛夫同时来到延安的孙平，就是道德完善的典型。据当时延安俄文学校学员郁兰回忆：“孙平常驻中国工作，正需要学习中文。由于当时我在学习俄文，俄文学校的党组织就让我在课业之余去教孙平学中文，同时也可以在教他中文的过程中，提高我的俄文程度。之所以选派我，组织上说因为我年纪小，单身的外国人不会对我有越轨动机。还嘱咐我，如果他有什么不轨行为可以告诉组织来处理。从1943年至1945年期间，我和孙平之间互教互学约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我接触到的孙平这个苏联人很和蔼很本分，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待我，没有丝毫的不礼貌举动。”
孙平住在“文化沟”（大砭沟），俄文学校位于清凉山北麓的丁泉砭，秋冬时节，他们相互教学结束后，天色已晚，遇到延河涨水，孙平就同马夫一起护送郁兰骑马过河。此情此景，郁兰终身难忘。
革命队伍里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确有安排男女搭档，尤其是女同志协助男领导工作生活的情况，但涉及恋爱婚姻关系，始终遵循着双方自由自愿的原则。
1937年初，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组织上找到王定国，说谢觉哉同志身肩重担，工作繁忙，身边没人照顾，“希望你能过去，同谢老一起生活，主要任务就是照顾谢老的身体”。22岁的王定国欣然接受组织安排，来到54岁的谢老身边，由同志到夫妻。1938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流鼻血旧疾复发。中组部秘书长邓洁受命到陕北公学女生队去挑选护理人员，最后选中历史清楚、政治可靠的中共党员于若木（于陆华）。三个月后，他们宣布结婚。对此，于若木致信远在国外的长兄说：“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虽然他大了我十四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组织安排，工作需要，是为革命队伍里男女恋爱婚姻牵线搭桥，是否恋爱结婚，还要尊重本人意愿。结婚之后，婚姻是否幸福持久，白头偕老，则取决于双方德行操守和忠诚维护程度。
1937年10月，抗大六队队长黄克功与学员刘茜恋爱后，强迫婚姻不成，枪杀女方。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公开宣判黄克功死刑，震惊延安上下。
黄克功曾参加井冈山斗争和红军长征，在延安抗大工作期间，因逼婚枪杀案，被判处死刑
黄克功公审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张闻天讲话，强调“恋爱是基于双方同意的自由行为。强迫，威胁，甚至用残忍的手段去杀害对方的生命，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反动意识的作祟。这绝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行径”。在民族战争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希望青年们不谈恋爱最好，如果恋爱不能避免，就必须遵循正确的恋爱观去发展。随后，毛泽东在抗大专门讲述革命队伍里的恋爱问题，进一步强调恋爱必须遵循三项原则：一是政治一致，二是双方自愿，三是不妨碍工作。要提倡工作第一，绝不能恋爱第一，更不能“若为恋爱故，万事皆可抛”。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决黄克功死刑的判决书
所以，“临时夫人”一说，实际上是革命队伍里有正义感的人们，对于个别外国专家不道德行为的一种嘲讽，也是对个别涉外工作女同志处事不周，行为不检的一种惋惜，表达的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恨怨怼情绪。
——摘自《世纪》杂志2020年第一期
作者：朱鸿召
编辑：薛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