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吸血奸商丧尽天良（上海吸血奸商丧尽天良）
上海吸血奸商丧尽天良（上海吸血奸商丧尽天良）毛主席一愣，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询问“后果”。“这盒针剂早就过了有效期，急救包里的棉球和纱布都是用回收的废旧棉做出来的，而且根本没有消过毒。”聂荣臻元帅问题出在布包里的一盒氯霉素针剂和一个急救包上面。聂荣臻对毛主席说：“这些东西是彭老总派人专程从朝鲜送回来的。”
1952年3月21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突然来见毛主席。
与以往任何时候不同，这个时候的聂荣臻满脸怒气，情绪激愤。
一进办公室，聂荣臻一边把一个布包递给毛主席，一边大声说道：“主席，我要告状！”
在毛主席面前，聂荣臻历来谦恭、沉稳，言语、情绪一向把控得极有分寸，今天这是怎么了？
聂荣臻元帅
问题出在布包里的一盒氯霉素针剂和一个急救包上面。
聂荣臻对毛主席说：“这些东西是彭老总派人专程从朝鲜送回来的。”
“这盒针剂早就过了有效期，急救包里的棉球和纱布都是用回收的废旧棉做出来的，而且根本没有消过毒。”
毛主席一愣，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询问“后果”。
聂荣臻说：“据彭老总说，不少伤员用了这些东西，一些同志因此感染、致残甚至丢了性命。”
聂荣臻怒骂道：“这哪里是救命的东西呀，搞这种事情的人丧尽天良，十恶不赦，简直就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毛主席面色沉重地拿起那盒氯霉素针剂，包装盒上印刷的“保质期”居然早于1950年10月。
再看急救包里的棉球、纱布和三角巾，它们色泽灰暗，没有正常棉织品那样亮白，而且，在浑浊中还夹带着一些黄色斑块。
毛主席盯着布包看了好久，他的内心既惊讶又气愤。
“这些东西是哪个吸血奸商搞出来的？是谁负责采购的？马上查清楚。”毛主席又吩咐聂荣臻说：
“告诉彭老总，马上查封全部有问题的药物。”
聂荣臻说道：“彭老总那里已经这样做了，我们马上着手彻查这批药物的来龙去脉。”
几天以后，聂荣臻再次面见毛主席。
聂荣臻向毛主席汇报说：“我们已经查到源头了，‘上海大康药行’是那批药物的主要供应商，药行老板名叫王康年。”
“上海……上海……奸商……奸商……”毛主席一边踱步一边念叨着，稍作思考后，毛主席对聂荣臻说：
“这件事情交给罗瑞卿去办，你让他打电话给陈毅同志，这件事情的源头在上海，上海必须给前线的将士们一个交代。”
“一定要彻查到底，严惩不贷！”毛主席震怒道。
据陈毅同志的秘书回忆，“接到罗瑞卿部长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陈市长脸色铁青，半天没有说话”。
黑心药物产自上海，那个祸害志愿军将士的吸血奸商也出自上海，作为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的烦恼和内疚可想而知。
前线将士为保家卫国流血牺牲，上海却又有不法商人在干着“吸血鬼”一样的勾当，是可忍孰不可忍！
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长陈毅
在陈毅市长的亲自主持下，一个精干强悍的专案组迅速成立了。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陈毅市长把假药案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要求专案组一定要尽快查清事实真相，将所有吸血奸商一一捉拿归案，依法严惩。
然而，几天之后，专案组就向陈毅市长汇报了一个惊人的情况。
在调查该案主犯王康年的过程中，专案组人员惊异地发现，王康年假药案居然牵连到了一大串政府干部。
“上海大康药行”老板王康年是何许人也？王康年是浙江杭州人，17岁那年，王康年考入了上海“大亚电台”，成为电台里的一名职员。
后来，王康年辞去了电台的工作，在上海开了一家杂货铺。
王康年想挣大钱、挣快钱，而做杂货生意挣不了大钱，更挣不到快钱。
于是，王康年看上了当时非常紧俏的西药生意，他关了杂货铺，开了一家西药行，药行取名叫“上海大康药行”。
不过，西药生意并不像王康年想象的那样好做。
急于赚大钱的王康年便动起了做假药的歪脑筋。
以淀粉充当药物就是他炮制的第一个假药。
由于淀粉虽然治不了病，却也吃不死人，所以，王康年靠着做假药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除此之外，王康年还玩起了“空手套白狼”的勾当。
他向客户收取定金，从上家拿到货之后，王康年再加价出售给买家。
资金紧缺的时候，王康年干脆只收定金不发货，百般拖延发货时间，无偿长期占有买家的资金。
久而久之，买家识破了王康年的“鬼把戏”，于是纷纷上门投诉、讨债。
王康年最终被债主告上了法庭，他卖假药、骗钱的丑事被一并公之于众。
王康年因此声名狼藉，没有人愿意再跟他合作做生意，王康年不仅欠了一屁股债，他的“上海大康药行”也不得不宣告破产倒闭。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鼓励上海市民开店做生意，这个时候，王康年看到了希望。
他找到工商部门，表示愿意重开“大康药行”，请求政府予以帮助。
不久之后，“上海大康药行”在工商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重新开张了。
复业之初，王康年做生意还算循规蹈矩，一段时间之后，“上海大康药行”的生意便有了很大的起色。
然而，俗话说，“狗改不了吃屎”，王康年打心里不愿意做这种本本分分的生意。
在暗地里，王康年重操旧业，又干上了“制假售假、倒买倒卖”的老营生。
王康年不过是上海一个药行的老板，他是如何从志愿军那里拿到大额订单的呢？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王康年频繁接触、拉拢政府有关部门的干部，他出手大方、挥金如土，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很快就被他拉下了水。
在那些干部的帮助下，王康年拿到了大量的药物订单。
王康年与那些被他拉下水的干部“里应外合”，他们抬高售价、虚开发票、以次充好、售卖假药，赚得盆满钵满。
支付完“回扣”之后，王康年仍然获利不菲。
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康年不仅还清了以前欠下的所有债务，并且还有不少盈余。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
当时，志愿军将士在朝鲜的一举一动都牵连着上海人民的心。
抗美援朝老照片
而王康年的眼睛却盯上了战争的必需物资-药物和医药用品。
为了接到志愿军的药物订单，王康年加大了对有关部门干部的“公关”力度。
他频频向这些干部行贿，三天两头请客、送礼，甚至给他们送上美女，其手段卑鄙之至、用心险恶之极。
为了“公关”，王康年在药行专门成立了“外勤部”，“外勤部”的工作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腐蚀、拉拢政府部门的干部和有实权的人物。
比如，为了拉拢苏北地区的某个局长，王康年亲自出面，光吃饭送礼这两项，王康年在三个月之内就花费了两百多万元。
当然，王康年从那位局长那里得到的好处绝对不止两百万。
据统计，在两年内，王康年先后贿赂、拉拢了上百位政府人员，累计金额达到两亿元人民币。
凭借着行贿等旁门左道，王康年的生意越做越大。
还是靠着这些卑鄙的手段，王康年获得了一些“受贿者”的帮助，一次次轻而易举地拿到了志愿军的大额订单。
王康年作恶多端、丧尽天良，其滔天罪行罄竹难书、触目惊心。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前，王康年罪恶的手就已经伸向我人民军队。
1950年，王康年将300磅过期变质的止咳糖浆卖给了皖北军区。
1951年11月，王康年拿到了向志愿军提供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订单。
当时，王康年的“上海大康药行”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存货，如果马上进货，王康年一时也凑不到那么多的钱。
这可怎么办？
王康年这时跟军方玩起了“拖延大法”。
在此后三个月时间里，不管军方采购人员如何催促，王康年都用谎言百般搪塞、敷衍。
前线战事紧急，药品急缺，怎么可能让他一直这样拖下去？
于是，王康年故伎重演，又玩起了“以假为真、以次充好、以少充多”那一套“鬼把戏”。
志愿军需要消炎药，王康年就让人把玉米粉装进药瓶，贴上标签，冒充“消治龙药粉“、“消发灭定药粉”、“氯儆素”等消炎药；
“上海大康药行”没有那么多符合医用标准的棉花、棉纱布，王康年就让人到处收集旧棉衣、棉被，甚至去医院拣回人家用过后丢弃的废棉球、废纱布。
志愿军将士万万不会想到，他们用于救命的急救包竟然是用那些没消过毒的“黑心棉”做成的。
前线需要医疗器械，王康年就动用一切关系，从医院低价收购人家用过的、用坏的，甚至是生锈、残损的医疗器械。
1951年，志愿军荣康医院到上海采购X光机。
因为国营医药公司没有货，于是，早就被王康年收买的干部便向采购人员引荐了王康年的“上海大康药行”。
王康年满口答应自己“可以从国外购买进口机器”，并向荣康医院收取了全款。
可是，王康年发给荣康医院的X光机却是上海某家医院淘汰下来的“二手货”。
荣康医院发觉上当后上门讨要说法，王康年却一再搪塞，死赖着不肯退钱，也不答应换货。
中南军区卫生部向“上海大康药行”购买止血钳，王康年按德国“蛇”牌止血钳的价格报价，发给中南军区卫生部的却是廉价的杂牌止血钳。
光是这一项，王康年就非法牟利近两亿元。
类似这样的事情王康年做了无数次，且屡试不爽。
有人也许会问，王康年这么做，他就不怕这些货出不了上海，或者不被采购方接收吗？
事实上，为了蒙混过关，王康年早就贿赂了相关的负责人员，他贿赂的对象还包括负责运输、验货的相关人员。
就这样，王康年“炮制”的假药和伪劣商品源源不断地送往朝鲜。
于是，远在朝鲜半岛的志愿军医院就出现了这样揪心的场面：
因为使用了假药，志愿军伤员的病情愈加严重，或是根本不见好转；
因为使用了未经消毒的纱布、棉球，伤员们的伤口被感染了，严重者甚至被截肢，或者导致死亡。
饱受伤害的志愿军伤病员
据官方统计，因为缺医少药，志愿军总共死亡了2万多个指战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志愿军战士间接牺牲于王康年之手。
那些年，除了王康年之外，还有一大批丧尽天良、非法牟利的黑心商家。
比如，吸血奸商李寅延承接为志愿军订做救急包和三角巾的任务后，他把将政府拨给他的一万斤上好棉花全部私吞，把自己仓库里的废旧棉花拿出来投入生产。
这些没有经过消毒处理的黑棉花被制作成12万个救急包发到朝鲜前线。
不少受伤的战士因此被二次感染，伤情恶化，最终无药可救而身亡。
再比如，上海大名路肉庄老板为了牟利不顾昧了良心，他制作的牛肉罐头使用了大量腐烂发臭的废弃肉，仅在表层覆盖几片薄薄的牛肉。
结果，吃了这种牛肉罐头的志愿军战士腹痛、腹泻，严重者甚至卧床不起，因此耽误行军、作战。
奸商们的恶行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在这些吸血奸商眼里，那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变成了他们谋取不义之财的一个机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用生命捍卫祖国的志愿军将士成了他们牟取暴利的牺牲品。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按照陈毅市长的指示，上海市公安机关迅速抓捕了吸血奸商王康年。
陈毅市长当时吼出两个字：“该杀！”
在审讯室，王康年如实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王康年详细交代了他如何贿赂官员，如何骗取定金，如何售卖假药，如何以次充好，种种罪行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王康年同时揭发了一批收受贿赂的人员，还供出了不少与他有过“合作”的不法奸商。
当年的《解放日报》很快登出了王康年被逮捕的消息。
王康年被捕现场
那条消息的标题是：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大奸商王康年！
王康年所犯罪行是：腐蚀干部、盗窃国家资材、骗取志愿军购物巨款。
报纸上登出这条消息后，一些“同案犯”自知罪责难逃，在极度恐惧之下选择自杀来逃避罪责。
据记载，当时收受王康年贿赂的涉案干部就有人选择以自杀来逃避罪责。
王康年虽然没有亲手残害志愿军将士，但是，他售卖假药等行为无异于图财害命。
这样血债累累的奸商罪恶造孽深重，罪不可恕！
按照毛主席和陈毅市长的指示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吸血奸商王康年死刑。
那些收受王康年贿赂的干部无一例外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看到布告上列举的王康年所犯下的罪行，又看到“王康年”三个字上面打着红色的“叉”，上海市民齐升声叫好。
这样的奸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即便千刀万剐也难以解恨！
1953年2月28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内，吸血奸商王康年被执行枪决。
一声枪响之后，血债累累的吸血奸商王康年一命呜呼，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当时的报纸
王康年的下场印证了陈毅市长那句著名的话：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王康年的下场也让我想起了一句民间谚语：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