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名返城的北京知青（从插队陕北到返城北京的老知青）

最后一名返城的北京知青（从插队陕北到返城北京的老知青）李新民说：“你见过这么小的房子吗?”我笑了笑说：“还真没见过。”他又说：“我们这代人，没办法啊！”看着他的家，让人很心酸。房子里除了上下铺的一个看上去很坚固的木架子床和一张很破的桌子、一把小凳子，再就是几个养鱼虫的大鱼缸。整个房子里竟然连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他给我倒了一杯水说：“坐床上。”然后他坐在那把唯一的小凳子上。看见我之后，他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让我去家里坐坐。他的家很小，他说只有5平米，还是他妈妈给他匀出来的半间房。房子里感觉比院子里拥挤了很多倍，哪怕是一个人进出，也得侧着身子走。1996年4月7日 星期日 北京 2011年整理去年，知青的女儿丁志红要做心脏手术，全家人都为昂贵的手术费发愁，通过媒体报道之后，不少人去阜外医院向她捐款。当时有一个中年男子穿得很破，满身是泥，他来后放下200元就要走。此刻我正在病房，于是我追到楼道问他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结果他很爽快地说：“我是捞

李新民

《记忆青春》
100个知青命运的写照
从陕北插队到返城北京

摄影 / 撰文：黑明

我们现在自己都不知道是哪儿的人

1996年4月7日 星期日 北京 2011年整理

去年，知青的女儿丁志红要做心脏手术，全家人都为昂贵的手术费发愁，通过媒体报道之后，不少人去阜外医院向她捐款。当时有一个中年男子穿得很破，满身是泥，他来后放下200元就要走。此刻我正在病房，于是我追到楼道问他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结果他很爽快地说：“我是捞鱼虫的，也是去延安插队的知青，我叫李新民。”在我的请求下，他给我留下了东城区演乐胡同他家的门牌号，并且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说：“这是公用电话，你让胡同里的大妈叫我一声就可以。”说完，他便匆匆忙忙地离开了，说他要去捞鱼虫。

之后，打过几次电话，电话亭的大妈总说他家没人。这几天我一直想着去他家看看，但打电话依然难以找到李新民。今天我起了个大早，准备去演乐胡同找他。不到8点我就按照他说的地址找到了他住的那个院子。院子里很拥挤，来回过人几乎都是侧着身才能通行。李新民戴着棉帽子、穿着军大衣，正在院子里整理他那些捞鱼虫的工具，准备去捞鱼虫。

看见我之后，他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让我去家里坐坐。他的家很小，他说只有5平米，还是他妈妈给他匀出来的半间房。房子里感觉比院子里拥挤了很多倍，哪怕是一个人进出，也得侧着身子走。

李新民说：“你见过这么小的房子吗?”我笑了笑说：“还真没见过。”他又说：“我们这代人，没办法啊！”看着他的家，让人很心酸。房子里除了上下铺的一个看上去很坚固的木架子床和一张很破的桌子、一把小凳子，再就是几个养鱼虫的大鱼缸。整个房子里竟然连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他给我倒了一杯水说：“坐床上。”然后他坐在那把唯一的小凳子上。

我问他厨房在哪儿。他说：“没有。院子里做，院子里吃。”我问他怎么睡觉。他说：“我和媳妇挤下铺，两个儿子挤上铺。”

我问他儿子多大。他说：“都二十多了。”我问儿子做什么。他说：“我捞鱼虫，他俩在皇城根卖鱼虫。”我间他一天能捞多少鱼虫。他说：“捞好的话一天能捞四五十斤。”我问他一天能卖多少钱。他说：“三四十块钱。”我问他现在攒了多少钱。他说：“两三万吧。”

李新民哈哈一笑说：“你可问得够细的啊！”我说那就不问了，我想跟你去捞鱼虫。

他说：“那好办，现在就走，坐我的破车去吧！”我说好啊。

出门之后，李新民用一根尼龙绳子盘在马达的一个小轮子上一连拉了十几次，才发动着了他那辆破烂不堪的残疾人电动三轮摩托车。在刺耳的摩托声中喊道：“你坐后面，上车。”我问去哪儿。他说：“走着看吧，还不知道。”

穿过东二环、东三环之后，他把车停在了一个很大的臭水坑旁边。他说：“怎么样?我的破车速度还可以吧?胡同里的人都说我的破车比飞毛腿导弹还快。”他一边说，一边搬开座位取出要用的东西，包括网、绳、雨鞋、橡皮裤等。他接着又说：“今天特意来个大点的坑，我知道你要照相，坑大好照，随你怎么照都行。”

他穿着皮裤下到接近零度的臭水坑里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布好了网。上来后脱掉沉重冰凉的皮裤，坐在地上猛吸了几支烟，然后起了网，很大一个网，捞上来最多不到两碗鱼虫，其他都是一些杂物。他说：

“今天还可以，没让你见太脏的东西，有时死猪死猫死狗什么都有，臭着呢。”我当时很替他失望，他收拾好东西却说：“走，回。我知道这里的虫儿不多，就是为了让你照相才来这儿的，咱们回吧。”半个小时后，我们回到他家。

此刻他媳妇已经做好饭菜等着我们，进门后我还是坐在床上，他依然坐在那个凳子上，李新民顺手从床下拿出一瓶北京人都说好喝的红星二锅头倒了满满两大杯。我问他能喝多少。他说：“喝一瓶没问题，平时出去捞虫儿冷，祛祛寒。”

我问他哪年生人。他说：“1953年的，是不是看我像1943年的?人家都说我不像43，像53的岁数。呵呵，管他像多少，不想那么多，喝喝喝。”

我问他父母当年是做什么的。他说：“我父亲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原来是一野的。12岁就跟着共产党当兵了，1949年跟着共产党进的北京。后来一直在中央监察部工作，职务也不低，可惜他1974年就去世了，要不然我也不至于捞鱼虫和调不回北京。”

我问他什么时候去插的队。他说：“那时我父亲经常给我讲他在延安闹革命的故事，觉得很羡慕他们那时候的革命精神。1968年底插队开始了，我们北京女十二中不少人报名去了延安。”

我问为什么是女十二中?他说：“不知为什么，那时北京十二中虽然叫女中，但有很多男生。我们是1969年1月7日那天到的延安，在一个学校的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午就把我们26名知青一起送到蟠龙公社刘家坪大队，没几天我被选成了知青组组长。第一年我们靠吃国库粮上山劳动，第二年国库粮给我们停了，可是队里分的口粮根本不够吃，大家整天饿得愁眉苦脸。

记得1970年6月的一天，我们从早到晚饿得没东西吃。好不容易等到天黑，我带着知青爬上山坡，在月光下一夜之间就挖光了队里将近20亩没有成熟的土豆，拉回了满满两架子车。天还不亮，两个女同学就煮熟了一大锅士豆，个个吃得很高兴。

“用土豆吃饱了，那几个女生又说想吃肉，让我这个组长想办法。我有什么办法，好几个月没有闻到腥味了，我也想吃肉了，最后想起了老乡家的鸡。吃完土豆的第二天上午，乘老乡上山劳动不在村里，我用一个同学的气枪偷偷地打了老乡家的两只大公鸡。中午同学们吃着鸡肉炖土豆想笑又不敢出声，个个边吃边说我这组长称职。

第二天偷土豆和老乡家丢鸡的事都被大队发现了还上报了公社，公社当天就派来干部调查，找的第一个就是我。我就把事情包揽在自己身上。公社干部蹬着眼睛喊：‘你身为红卫兵偷集体财产不说，还竟敢把枪口对准贫下中农的鸡！你究竟是什么目的?！”

“我一听事情严重了，赶紧说，没目的，没目的，只是因为肚子饿……公社干部又喊：‘谁不饿?！你以为就你饿！你回你们北京问问毛主席饿不饿！毛主席把肉都戒了，你知道吗?！'幸亏我能软能硬，要不然肯定是一通五花大绑。那次尽管没惹出什么大祸，但是那帮公社干部为了打击我们知青，不给我吃，不让我睡，一连几天把我整得真够呛。

有时候坏事能变好事，这一点不假。偷了土豆吃了鸡没过多久，招工开始了，当时是贫下中农推荐，结果村里人都说早点把我推荐走，所以我第一批就被推荐出去参加了工作。等于是刚刚一年就离开了刘家坪。

“1970年底，我到了交通部青海第二工程局当了工人。从此就在昆仑山、塔克拉玛干、秦岭等许多荒山野岭中修战备公路，修了整整15年。

“我刚去不久，听说毛主席说了，‘战备路修不好，我睡不好觉。那家伙，毛主席睡不好觉那还了得，谁睡不好也不能让毛主席睡不好啊！所以我组织了13名没人敢要的调皮工人成立了‘硬骨头班’，日夜奋战，盼望毛主席睡好觉。现在想起那些事，真的很荒唐。

“不过那会儿我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在野外拼命15年，最后拼出了这张沧桑的脸，要不然人家现在都说我不像43，像53呢。”

我问他修战备路有什么好玩的故事。他说：“不好玩，除了苦就是苦，没别的。不过那时死了不少人，有把脑袋炸飞的，有把胳膊腿炸飞的，还有晚上睡觉让风把帐篷刮到山下把人摔死的。怎么死的都有，很恐怖。

“1984年8月，我们单位的效益越来越不景气，当时单位疏散职工，所有家庭困难的、身体有毛病的都可以办提前下岗的手续，每月给35块钱的生活费。为了儿子读书，我带着一家4口回到了离开15年的这个老院子。没地方住，我母亲把她的一间小平房给我隔出了这半间让我们住，好赖算是有了个窝。两个儿子的户口按国家政策转回了北京，我们两口子的户口现在还在外地，具体在哪儿，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我们那个单位是流动的，单位搬到哪儿，户口就迁到哪儿，所以我们现在自己都不知道是哪儿的人。

“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只靠单位给我们两个人的70块生活费过日子，可是吃饭、上学，实在维持不住。

最早我在东城区教育局烧了8个月锅炉，一个月也是70块钱。第二年我妹妹建议我开了一个书报零售摊，结果没有户口办不来经营执照，按非法经营给我取缔了。书报摊取消缔之后，我又在史家胡同小学当了一年大师傅，别人干一个月都是150块钱，只给我75块钱，觉得他们不公道，我又不干了。后来只好蹬三轮车去卖菜，也说我是非法经营被轰出了市场。没户口不给我办执照，没办法我只好蹬着三轮车在胡同里卖菜，但有时候一天挣的还不够一天罚的。菜卖不下去了，又通过熟人当上了临时联防队员，每月开70块钱，多抓一个奖10块，一年时间我就抓到了三十多名犯罪分子，有外地的，有的就是胡同里的人，觉得得罪人不干了。最后实在找不到事做，只好开始收破烂，收了几年日子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穷了，两个儿子也退学回家不念书了，整天跟着我在胡同里收破烂。

“有一天儿子回家突然对我说：“爸爸，告诉你一个可靠消息，捞鱼虫很挣钱。为了证实儿子说得准确不准确，我和儿子当天就跑到东城一个臭水坑里开始尝试，结果第一次就赚了一块四毛钱。从此，我们一家就干起了捞鱼虫这一行。其实等于是我儿子救了我一命，要是他不告诉我捞鱼虫能赚钱，那说不定我们还在胡同里收破烂呢。

捞虫儿6年了，我掌握了许多捞虫儿的经验，加之我有齐全的装备，而且还通过儿子的户口办了营业执照，在皇城根儿的花鸟市场租到了两平米地场，虽然赚不到什么钱，但最起码不饿肚子了。”

我说儿子大了，住房得要想想办法了。他说：“去年政府统计住房条件人均不足4平米的按住房特困户对待，我俩儿子当时已被列入范围，照顾我们可以买一套两居室的康居住宅。没想到60平米就要12万元，我们的钱还差得很远，所以就没买。现在一家4口人天天就在为这套康居住宅奋斗。”

我说你这辈子不容易啊！李新民说：“我这辈子点儿背，总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一件事。那时在陕北插队的时候，我们村有座山叫柏树山，村里人传说潘仁美就埋在那座山上。那座山的半山腰有个千佛洞，有一次我爬上半山腰，钻进千佛洞，发现供了不少石马石人，我和红卫兵一样，抱起那些石马石人一个个全部扔进了河沟。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扔掉那些东西，我常想，也许就是那次得罪了神灵，要不然我这一辈子怎么总是那么点儿背。”

我说你还挺迷信的嘛。他笑了笑说：“毛主席也信啊！”

不到两个小时一瓶酒喝光了。他说：“咱兄弟再来一瓶。”我坚持不喝了。他说：“那我带你去看看我家的老院子吧！”话音刚落，他便站起身说：“走。”我只好跟着他出了门。出门后他依然用那根尼龙绳子发动了摩托车。

我问他在哪儿。他说：“府右街那边，上车。”出了胡同，车很多，走不快，于是我们一边走，一边大声聊着天。

我说你这车能去府右街吗?他说：“能，没有不能去的地儿，长安街都敢跑。”

我说你这车有牌子吗?他说：“连人都没牌子啊，车哪有牌子。”

我说那你有驾驶本吗?他说：“户口本都没有，怎么会有驾驶本。没户口谁给你办本子。”我说那警察抓住不让走怎么办。他说：“不让走也得走。经常被抓，每次抓住我就说我是外地插队回来的老三届，没户口，没房子，没吃的，什么都没有，全家人就指望这辆破残疾人车，你总不能把我的饭碗砸了吧。一般这么一说，也就没事了。”

穿过东单北大街，再穿过王府井之后，李新民特意把车开到了长安街。长安街的车不是很多，他开着车面朝前，我坐着车面向后，清楚地看着脚底下冒着一股浓浓的烟雾，很多行人和司机的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我们那辆冒着黑烟的残疾人摩托车，我只好低下头，坐着残摩由东向西行驶，穿过天安门，再穿过新华门，我们进入了府右街…

我说你真行！真是哪都敢去啊！他哈哈一笑说：“今天让你见识见识我这破残疾人车，哪不敢去啊！”

说着，他在一个胡同突然停下了，指着眼前一个漂亮的四合院说：“咱们进去看看，这就是我家过去住的地方，我小时候就是在这个院子长大的。”

进到那个宽敞洁净的四合院，李新民说：“这院子是当年照顾老革命分给我父亲的，后来‘文革’给收走了，要是不收你说那该多好啊！”走出四合院，李新民好一阵感叹，他回头又看了看四合院，从兜里掏出那根尼龙绳子盘在小轮子上猛地一拉，摩托车又咚咚咚直叫。

他问：“你去哪儿?”我说去宣武门。他说：“走，我送你。”10分种后，他把我送到了宣武门万得摄影器材行的门口，停车后他伸出那只粗大有力的手和我握手道别。他说：“下午我要去捞鱼虫，以后有事你给胡同里打电话，让胡同大妈叫我一声就行了。

有时间把你今天照的相片洗出来给我看看，让我看看我这老脸让你照成什么样子了。”说完，他一脚油门踩得摩托车全身直发抖，拉着一串子黑烟向西单方向驶去。

注：

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朋友，有时路过他家门口，总想进去看看。后来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知青摄影展，没想到他们一家四口全来了，而且都收拾得很干净。记得李新民当时还说，为了参加我的展览，他们连摊儿也没出，鱼虫也没去捞、没去卖。当时，让我好一阵感动。

后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要做一个关于知青的节目，我把李新民推荐给了他们。没想到他们竟然跟着李新民拍了整整两个星期，并且制作了上下两集的电视片，全面反映了李新民的真实生活。电视片在经济半小时播出之后，李新民在胡同里一下成了名人，使他这位生活在最底层的黑人黑户也过了一把明星瘾。

前几年他还常打电话告诉我，哪家电视台又来采访他了，哪家报社的记者也去他家了。每当接到他的电话，他总忘不了说一句话：“黑明，有时间来喝酒啊！”但这几年再没有见到他，不知是生活过得好把我忘了，还是生活压力太大，顾不上和我联系。写到这里，真的很想去胡同里找找他，看他过得怎么样。

来源：黑明《记忆青春——100个知青命运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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