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曹贻安谈任正非（投50万我保证研发出数字机）
采访曹贻安谈任正非（投50万我保证研发出数字机）当时国内还没有几家能做程控交换机的，曹贻安就跑到深圳，想找一家真正能做交换机的，一起做。1988年，曹贻安和同事出来，承包了邮电四厂，目的就是想做自己的交换机。关键时刻，曹贻安扭转了华为的研发方向，成了任正非的“救命毫毛”之一。虽然没有科班出身，但在长沙邮电局工作的多年时间里，曹贻安有幸接触到了局里引进的西门子万门交换机，从此对交换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看不懂德文的曹贻安，把西门子交换机的图纸胶片复制成一张张图纸，拼接在大厅地面上，开始研究。
在华为研发史上，除了外界最为熟悉的、被任正非称为“比尔和盖茨的”郑宝用和李一男，其实还有一个人，在关键节点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华为在交换机研发上的方向。
他就是曹贻安，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的函授分院，1991年加入华为。
曹贻安，没有郑宝用、李一男、余承东等人华科大、中科大、清华的高光学历，被华为前高管刘平称之为工人出身。
但就在华为坚持研发已经被市场淘汰的模拟局用交换机的路上，张利华说，“所幸出现了一个人——曹贻安”。
关键时刻，曹贻安扭转了华为的研发方向，成了任正非的“救命毫毛”之一。
虽然没有科班出身，但在长沙邮电局工作的多年时间里，曹贻安有幸接触到了局里引进的西门子万门交换机，从此对交换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看不懂德文的曹贻安，把西门子交换机的图纸胶片复制成一张张图纸，拼接在大厅地面上，开始研究。
1988年，曹贻安和同事出来，承包了邮电四厂，目的就是想做自己的交换机。
当时国内还没有几家能做程控交换机的，曹贻安就跑到深圳，想找一家真正能做交换机的，一起做。
曹贻安和朋友先到深圳一家做交换机的国企长虹去应聘，但长虹告诉他没有进人指标，“蛇口有个华为，渔民搞的个体户，可能有需要”。
就这样，曹贻安就跑到华为去应聘。
那时候的华为，总共没几个人，老板任正非接待了曹贻安：公司很需要懂交换机的技术人员。
当时的华为急缺懂交换机的人员，面对送上门来的懂行，郑宝用随便和曹贻安聊了聊，就让他们到华为上班了，工资待遇是每月350元。
进了华为，曹贻安领到的第一个任务是维修电路板。
因为有在邮电局工作、自己承包办厂做布控电子交换机的经验，这一堆电路板，曹贻安和同事半天就全部搞定了。
修完电路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曹贻安就把自己在邮电局学过的钳工技术拿出来了，切管、攻丝，装热水器，还把破破烂烂的木门也重新做了一个。
结果因为这事，曹贻安就成了刘平文章中一个产线工人出身的研发人员。
留下来的曹贻安，被郑宝用安排继续做用户机的优化。
当时的华为，郭平、莫军、杨明俊一组在做HJB48模拟用户交换机，郑宝用、徐文伟、聂建林一组在做JK1000农话交换机，但这两个项目都是模拟机。
据华为研发张利华书中所述， 1992年时全球数字交换机的技术已经成熟，华为在做的模拟交换技术已经处于被淘汰的边缘，事实上到1993年，华为的JK1000刚问世，其实就已经在技术上被淘汰了。
本就为了要做数字交换机来到华为的曹贻安，自然是极力向公司推荐要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
但郑宝用那时候正在全力以赴的攻克JK1000交换机，没有精力启动数字机的研发；另外华为当时的现状是，全公司也没有几个人了解数字程控交换机，所以数字机的研发进程一直得不到响应。
虽然工作内容是优化小用户交换机，但曹贻安仍然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设计数字程控交换机上，在他看来，数字机才是华为的唯一出路。
年终，研发人员给市场部的人讲课，任正非突然要曹贻安去讲讲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原理。
曹贻安觉得机会来了。
曹贻安先是简单易懂地说明了一下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原理，最后总结为一句话：数字程控交换机就像一层窗户纸，你没捅破时觉着很神秘，一旦你沾点口水捅破它，就会发现，原来不过如此而已。
上午讲完课，曹贻安下午就被朋友推荐去了珠海的另一家公司，并且同意上马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
曹贻安觉得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了，于是决定第二天就赶回华为辞职。
第二天又到讲课的时候 ，老板没见到曹贻安，一拍桌子：“曹贻安干什么去了？扣他的奖金。”结果有人告诉任正非，曹贻安要辞职了。
正当第二天下午，曹贻安回到公司准备办离职手续，在饭堂喝茶聊天时，老板来了。任正非一脸严肃的对曹贻安说：你去找纪平，有个进深圳的户口指标，你去办吧。
当时的环境下，民营企业进深圳的户口指标是奇缺的，任正非这是明确同意曹贻安研发数字机了。
当时公司内郑宝用还在主导做模拟机，于是便让曹贻安到另一栋楼里，单独搞数字机。
据曹贻安后来在和华为资深管理顾问田涛的谈话中直言，“如果老板不下这二个决心做数字机的话，我肯定会走，因为我的目的就是做数字机。”
其实，当时的市场部人员在一线，早已面临模拟机市场的销售难以为继，也极力要求公司研发数字交换机。多重因素下，任正非让曹贻安给市场人员将数字机，或许也已经反映了老板对数字机的态度了。
既然决定干，曹贻安去找老板立军令状：公司投入50万元我保证研发出数字机来。
老板听了，很不屑地说：你研发出来后我把它扔到海里去，五十万能干啥，公司要最好、最有竞争力的产品，钱你不用管公司会想办法，人没有，你全国去招。
就这样，决定华为未来发展史的关键项目，数字机的研发项目，就交由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光杆司令开始了。
为了能招到懂数字机的人员，曹贻安也是煞费苦心了。
人才市场想都不用你想，一个懂行的也不会有。曹贻安便带着新招的十几个人新手，借着到研发出二千门交换机的邮电部第十研究所参加技术培训班的机会，一边学习，一边挖人。
曹贻安有老板任正非的授权，为了挖人，除了课间主动交流，课后请吃饭、下馆子、吃夜宵、喝啤酒，还真把几个国企里的技术骨干给带到了华为，比如毛生江和杨汉超，后来在华为的发展都做到了副总裁级别。
从培训班回来后，曹贻安便带着20几个人，在那栋单独的楼里日夜奋战，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吃了睡，睡了就继续加班干活。
很快，数字机的团队越来越多，项目也分成局用机和用户机两个小组，之前的三室两厅就待不下去了，曹贻安的数字机的团队就搬回来了总部。
就这样没日没夜的，一年半左右，到93年下半年，曹贻安带队研发的C&C08 2000门数字程控交换机就可以开局了，并赶上末班车，获得了邮电部最后一批数字机入网证。
2000门数字机的研发成功之后，曹贻安也由项目经理提升为副总工程师，毛生江接替了项目经理，华为成功完成了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基本模块的研发与生产。
从2000门数字机开始，李一男又带队研发出万门机，华为才算是真正在第一个十年里，有了活下来的技术能力。也正是凭借数字交换机的不断更新换代，华为经历了从1994-2000年的高速发展时代。
1994年，华为的销售额就从1亿元翻了7倍到8亿元，1995年又从8亿元翻番到15亿元，1996年销售额达到了25亿元。
但曹贻安，却选择离开了研发岗位。
04从研发转市场，到离开华为曹贻安也深知，自己由于并非科班出身，在基础理论和外语方面的短板，也决定了他在今后继续深入研发万门机的路上，确实比不上那些科班出身的博士，所以他及时选择了去开拓市场。
在2000门数字机具备开局条件后，曹贻安就去了市场部，从国内专网市场到海外市场，成为市场部副总经理。
不久，曹贻安和华为另一位高管陈黎芳结婚生子，按华为制度，夫妻双方不得同在公司任职，遂辞职离开华为，全力支持妻子陈黎芳在华为的继续奋斗。
如今，曹贻安的妻子陈黎芳已成为华为高级副总裁、董事。
“英雄不问出处”，曹贻安能在一帮出身名校的博士、硕士中间，关键时刻带队为华为交换机研发杀出一条血路来，既是任正非对通信行业的前瞻性决策，也是任正非的用人识人的恰到好处。
曾有了解曹贻安这一段研发奋斗史的人说，“曹贻安是和郑宝用、李一男一个层次的天才”。
陈黎芳知道后对曹贻安说：“你比他们厉害，因为你找太太的本事比他们强。”
可不是么？
在关键时刻，能力促启动决定华为未来的数字机研发项目，曹贻安至于华为，说是任正非的“救命毫毛”之一，也并不为过。
又在数字机突破之后，及时交棒李一男，自己急流勇退到后来支持妻子陈黎芳继续为华为奋斗，曹贻安可谓正是应了任正非那句话：“奋斗的目的就是为了过上幸福生活”。
确实，华为的成长史，就是无数华为人的奋斗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