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亮的糖葫芦（血红的）
会亮的糖葫芦（血红的）妻向来大胆泼辣说干就干。住房烟筒坏了，我恐高不敢上房，妻搬来梯子，“蹭蹭”几下爬上去。喊一声“递砖”，我便递砖。喊一声“递瓦”，我便递瓦。许多该男人干的活计，妻越俎代庖，都替我干了。那个年代，有句家喻户晓的赞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在我们家，这句口号就显得有点儿保守，我的妻顶的不是半边天，而是把大半边天都顶了起来。忽一日，妻从菜市场扛回一大麻袋山楂。不知是兴奋还是劳累所至，妻汗津津的脸上泛着一层红润。妻说，“我要去卖糖葫芦，挣钱供孩子念书”。又问，“咱卖糖葫芦不丢脸吧？”我说，“穷到这个地步，哪还有脸可丢？即便丢脸，也是丢我的脸”。听妻说要卖糖葫芦挣钱供孩子念书，我深感自己无能，脸便火辣辣一阵阵发烧。我和妻还多次对孩子们做出承诺，“将来你们考上学，砸锅卖铁也一定供你们”。天随人愿，这句话真的就灵验了，梦想变成了现实。随着孩子们一个接一个考进省城读书，我和妻却一半是喜悦，一半却是惊恐，喜
作者 袁海善
每年初冬，纷纷扬扬下过头一场雪，天便渐渐冷了。随着阵阵寒风，斜挂在山坡上的矿区大街小巷里，不时飘来阵阵“卖一糖一葫一芦一唻一”的叫卖声。那个操着清脆的满腔山东乡音的中年妇女，便是我的妻。
那时，社会上流传着“十亿人口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的顺口溜，像一支强心剂，刺激着人们纷纷下海经商发家致富。我的妻卖糖葫芦，绝非是去赶潮流或心存“先富起来”的奢望，而纯粹是为了三个相继考入省城读书的孩子。学费书费生活费等一应费用，让我和妻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山大。
孩子们从背上书包那天起，我和妻便对她们管教甚严，两双眼睛时时刻刻紧盯着她们，要她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期望她们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我和妻还常常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极力描绘未来“旭日东升，光芒万丈”的美好愿景，为她们“指明前进方向”。要求她们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在学习上。
我和妻还多次对孩子们做出承诺，“将来你们考上学，砸锅卖铁也一定供你们”。天随人愿，这句话真的就灵验了，梦想变成了现实。随着孩子们一个接一个考进省城读书，我和妻却一半是喜悦，一半却是惊恐，喜悦的是孩子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终于跳进了“龙门”，惊恐的是我们手里没有半毛存款，到哪里去弄这“天文数字”的现钱呢？
那些年，煤炭企业从“工业食粮”的“天之骄子”，一个跟头跌入底谷，几年没翻过身来。我所在的煤矿更是举步维艰，职工连续几年不能按时开资，最少的一年只开了七个月工资，不少矿工被迫到个体小煤窑打工养家糊口。我月工资包括各项津贴仅开二百多元，这对于一个老少八口之家，又供三个孩子在外地读书，注定是三饥两饱，日月艰辛。
情急之下，妻不顾脸面四下里写信告急借钱。那时，地球人都知道煤矿开不出工资，亲戚们大都害怕肉包子打狗一一有去无回，不敢轻易外借。有顾及亲情又胆大的亲戚汇来三头二百，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妻说，“求人不如求己”，便摸着石头过河，卖过服装卖过鞋帽，后来春夏秋季卖小豆腐，冬季卖糖葫芦，虽然收效甚微，但投进储存罐里的钢蹦儿，还是偶尔“叮当”作响越攒越多。我和妻都坚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去的人”。
忽一日，妻从菜市场扛回一大麻袋山楂。不知是兴奋还是劳累所至，妻汗津津的脸上泛着一层红润。妻说，“我要去卖糖葫芦，挣钱供孩子念书”。又问，“咱卖糖葫芦不丢脸吧？”我说，“穷到这个地步，哪还有脸可丢？即便丢脸，也是丢我的脸”。听妻说要卖糖葫芦挣钱供孩子念书，我深感自己无能，脸便火辣辣一阵阵发烧。
妻向来大胆泼辣说干就干。住房烟筒坏了，我恐高不敢上房，妻搬来梯子，“蹭蹭”几下爬上去。喊一声“递砖”，我便递砖。喊一声“递瓦”，我便递瓦。许多该男人干的活计，妻越俎代庖，都替我干了。那个年代，有句家喻户晓的赞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在我们家，这句口号就显得有点儿保守，我的妻顶的不是半边天，而是把大半边天都顶了起来。
头天晚上，妻先把山楂洗净，又一个个把山楂籽儿抠掉，再按山楂的大小，依次小心翼翼串在已修好的荆条棍上。妻串每一个山楂，都像绣花那样聚精会神一丝不苟，仿佛要把她所有的美好期盼、向往和追求都串上去，把未来一天天的好日子也都串上去。那一串串鲜红的糖葫芦，经灯光一照，像一串串硕大的血珠子，红得扎眼令人心悸。
关东山里冷得早，更冷得狠毒，常常达到零下三十二三度。每年这个时候，一些家庭条件较好的娇惯孩子，常常会买几支糖葫芦，围坐在火炉旁“咯嘣咯嘣”地嚼着，连那些没牙的爱吃糖葫芦的老人，也歪着头啃得津津有味儿。这个时候，是妻正忙的时候，也是最开心的时候。多少年后，妻与孩子们说起当年卖糖葫芦那段辛酸经历时，仍凄凄地说，“你们真的应该感恩那些爱吃糖葫芦的人，是他们帮助你们念完了书，又参加了工作。没有他们，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越过那道坎儿”。
妻每天扛着沉重的糖葫芦杆子，冒着“嗖嗖”的刀子般西北风和纷纷扬扬的晴天雪，在矿区几面山坡上的居民区不停歇地奔波着。满杆子血红的糖葫芦，随着妻踩着厚厚积雪“嘎吱嘎吱”的脚步声而晃动着，像一团跳动着的不息火焰。从妻那一声声“卖糖葫芦唻”悲凉的叫卖声中，只有我，才能听得出其中那诉说不尽的急切与无奈。
每天掌灯时分，妻才披一身霜雪回家。妻的脸，分明是极灵敏的挣钱多少的“晴雨表”。挣的少，妻便愁眉苦脸，挣的多，妻便喜上眉梢。每当看到妻专心致志地数着一张张皺皺巴巴的一元一毛票子，那喜形于色的样子，我便一次又一次深切感受到，老百姓常说的那句“有啥别有病，缺啥别缺钱”的话，是何等的千真万确不容置疑，又是何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
以往，妻恨不得用绳子将孩子们一个个都牵在手上，天天盼着孩子们来信。哪个孩子来信晚了，便一遍又一遍念叨，“咋不往家写信呢！”但每次孩子来信，回回都是要钱。久而久之，妻似乎有了“恐信症”，一接到孩子们的来信，便血压升高手发抖。妻怕误了孩子们上学，便像一匹不知疲倦的老马，起早贪黑拼着命把孩子们下月的花销积攒出来，那颗吊着的心才敢放下来，脸上才有了笑容，睡觉也有了均匀的鼾声。
那句人人都会哼唱几声的现代京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著名唱词，在我们家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几个孩子每年放假回家，都会干一些超岀她们实际能力的活计，她们把干家务活叫做“勤工俭学”。在一个万家灯火鞭炮齐鸣的除夕之夜，两个孩子每人端一茶盘糖葫芦到大街上叫卖。大街上行人寥寥，偶尔有冒着烟的“二踢脚”或“钻天猴”，“通”的一声落在脚下，吓人一跳。
时近午夜，辞旧迎新的烟花爆竹声一阵高过一阵，“天女散花”“二踢脚”“钻天猴”等各种烟花在夜空中兴奋地一阵阵乱舞，把半个天烧得通红。孩子们那一声声微弱的“卖糖葫芦唻”急切的叫卖声，被“噼哩叭啦”一锅粥般的鞭炮声掩没得无声无息。
一位过路的老大爷听见孩子们的叫卖声，走过来说，“孩子，都几点了还不回家过年？”老大爷边掏钱边说，“把糖葫芦都给我，快回家过年”。孩子们连忙给老大爷深深鞠躬道谢，祝老大爷新年快乐。大年三十遇到了贵人，一家人都喜岀望外，妻说，“好人给咱全家带来了好运，有老天爷保佑，今年定会百事百顺”。
我在班上也遇到了贵人。矿务局领导“包保特困户”，我有幸成为局党委吕副书记和局纪检委杜书记的包保对象。我得知自己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家，竟然是全局三万多职工中的一家“特困户”，酸甜苦辣一下子涌上心头。多少年来，我白天黑夜，风里雨里，从不敢懈怠，竟获得了如此不堪的“称号”，心里像打碎了五味瓶，说不岀是什么滋味。是委屈？是伤感？是无奈？是悲观？似乎都不是，又似乎都是，我忍不住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孩子们都早已走岀了校门，也走出了大山，用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虽说没有当年我和老伴为她们描绘的“旭日东升，光芒万丈”的愿景那样雄伟壮丽，那样浪漫多彩，但她们都有了自己幸福美满的家庭，也有了一份自己喜欢的来之不易的工作。
时至今日，我和老伴及孩子们，仍念念不忘吕副书记和杜书记雪中送炭，几年春节都以个人名义，给我们家送些钱添置年货。也念念不忘那些不忘亲情，大胆借钱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的亲戚朋友，更念念不忘那个火树银花路人寥寥的除夕之夜，那位把女儿盘中的糖葫芦全买了去的素不相识的好心人……我们全家人衷心祝愿天下的好心人一生平安幸福。老天有眼，好人定有好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