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和巷6号院老人（无量大人胡同6号院忆旧）

祥和巷6号院老人（无量大人胡同6号院忆旧）当年，正是北京四合院的特有文化，使我的父母与龚澎阿姨除了是同事、战友外，还成为好邻居加好朋友，漂亮的三姐晓红还被龚澎阿姨认做干女儿，乔家兄妹是我们小时候的玩伴。总之，这次电视台采访让我们两家的关系更密切了，采访结束后，细心的松都还留下一百元钱，说是拍摄时用的灯光“耗费了徐叔叔朱阿姨家的电”。一是因为我家曾两度和乔家是同住一个大院的邻居，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一起住四合院，另一次是70年代一起住宿舍楼。二是我们两家在宿舍楼的格局一模一样，而且我家没有像其他家那样重新装修过，一切都保留了原来的样子，连一些家具上都钉着标有“外交部”三字及家具编号的小铁牌子（多年后这些老式家具折价给了使用者）。在这样的格局中回忆往事，不触景生情也难。此外，更巧的是，“一二·九”运动期间，身为北大学生地下党的我父亲和龚澎还是并肩战斗的学生领袖；20世纪40年代，他们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是共过事的战友，而50年代中后期

近年来，文坛上陆陆续续出现了回忆乔冠华的原配夫人、才女外交家龚澎的文章，乔、龚的亲生女儿乔松都也收集整理母亲的资料，写了一本名为《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的书。此前，兄妹二人还在我家接受了某卫视的专访。

1960年代，乔冠华与女儿乔松都的合照。

（新京报 图）

松都之所以找我大姐雅雅联系要选在我家做采访内景，有三个原因：

一是因为我家曾两度和乔家是同住一个大院的邻居，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一起住四合院，另一次是70年代一起住宿舍楼。

二是我们两家在宿舍楼的格局一模一样，而且我家没有像其他家那样重新装修过，一切都保留了原来的样子，连一些家具上都钉着标有“外交部”三字及家具编号的小铁牌子（多年后这些老式家具折价给了使用者）。在这样的格局中回忆往事，不触景生情也难。

此外，更巧的是，“一二·九”运动期间，身为北大学生地下党的我父亲和龚澎还是并肩战斗的学生领袖；20世纪40年代，他们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是共过事的战友，而50年代中后期，他们又是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外交部情报司（后改为新闻司）正副司长的最初搭档，一起共事长达六年。

总之，这次电视台采访让我们两家的关系更密切了，采访结束后，细心的松都还留下一百元钱，说是拍摄时用的灯光“耗费了徐叔叔朱阿姨家的电”。

当年，正是北京四合院的特有文化，使我的父母与龚澎阿姨除了是同事、战友外，还成为好邻居加好朋友，漂亮的三姐晓红还被龚澎阿姨认做干女儿，乔家兄妹是我们小时候的玩伴。

乔宗淮

（网络图）

宗淮大哥是父亲的忘年交和桥牌牌友，我听宗淮大哥说，他还见过我的父亲从敌特手里缴获的一支钢笔型手枪呢。

1960年我父母到东欧工作时，龚澎阿姨是我家几个孩子的监护人（后来由马毓真叔叔接任，他曾任新闻司司长、外交部驻香港首任特派员和中国驻英国大使）。龚澎阿姨时常就我们的学习、生活找我的大姐了解情况，嘘寒问暖，并督促我们好好学习，不要让在国外工作的父母担心。当时我太小，根本不知道还有位阿姨在监护我们。真的，如果不是有人问起，或偶尔翻翻老照片，或是看到有关提及我们大院的文章和书籍，这些封尘已久的事也许就埋藏在记忆里了。

大院子 小朋友

（网络图）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随着奉调进京的父母从中南重镇武汉来到首都北京，先在位于东单栖凤楼胡同的渤海大饭店住了一阵后，搬进了这处中西合璧的大院（这里曾经是20年代梅兰芳大师的故居，姑且就叫它“梅家大院”吧），一住便是近二十年。这里的住户换了一拨又一拨，经历了种种荣辱兴衰、世态炎凉，但大院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属于那个时代和那段年月的人和故事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据史料记载，北京以姓氏、职业、官爵甚至绰号作胡同地名的很普遍，如史家胡同、祖家街、石驸马大街等。“无量大人胡同”在明代叫“吴良大人胡同”，后来明清易主，就按谐音给改了。谁都知道胡同和四合院是北京的象征，但北京像无量大人胡同这么长的胡同却不多见，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最怕的就是走这条胡同，好像永远走不完似的。前几年北京电视台有一套节目专门介绍北京的胡同，还提到无量大人胡同呢！

1960年，母亲与我们在无量大人胡同6号院家门前。（《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图）

梅家大院坐落在胡同的东头6号，那大大的、朱漆斑驳的正门重得我从来推不动，记得门槛有一尺高，常常把急匆匆的我绊倒。一溜儿结实厚重的白色砖墙还连着车库门和小旁门，一看就是大家气派、先声夺人。

大院和其他传统的四合院不同的是，并非中规中矩的传统样式，而是由几进院落、几个小四合院、一个“L”形回廊、一座小假山、一个小水塘及一幢西式两层小洋楼组成。这几个小院我们称之为上院、中院、下院、东南院、东北院、前院和后院。上院南侧有一座怀抱小池塘的假山，“L”形长廊将小洋楼、假山及东院连接起来，长廊顶端漆绘雕刻处处可见。除了前院沿边一圈和上院北侧有些开门见院的房子外，每个院落自成一体，分别有正规的北房、南房或东西厢房。院里几乎每家都有铺着长条木板地面的客厅、卧室、书房、过道，下院的大北房甚至还有玻璃暖廊。

值得一提的是，院内各家还有当时十分稀罕的全套西式卫生设施，有抽水马桶、大澡盆和下水道（而北京不少四合院都只有公厕）。同时，大院还有中央供暖设备，每年秋天，外交部早早就把无烟煤运进院内堆成小煤山。冬季一到，从农村请来的供暖锅炉工入住大院，为大家烧暖气。

上院中间有枝繁叶茂的大枣树、梨树和桑树。我们放暑假时，一是盼着分发打下来的枣、梨和桑葚，二是盼着天黑，在小亭子开纳凉晚会，然后在树影婆娑的上院捉迷藏。有时果子还没熟透，也会被兴致极高的小朋友们打落下来，家家户户就派代表兴高采烈地拿着小脸盆等着平分。大家都有不洗就吃的习惯，还因吃了桑葚弄得紫嘴唇和紫花脸而相互取笑。

我们这些平时上寄宿制学校、过着半军事化生活的孩子们放假后相聚在一起，在这个大院里玩得开心极了。

1927年冬，梅兰芳与姚玉芙、冯耿光、齐如山、李释勘等友人在无量大人胡同梅宅院内假山石上合影。（梨園雜志 图）

我们在小假山、长廊和上院玩捉迷藏，装神弄鬼，有时还冒险爬上长廊房顶和屋顶。当时的孩子，除了我的三姐这样文静型的外，都有上房揭瓦的本事。每逢下雨，假山前的小水塘就蓄满了水，我的哥哥他们一帮男孩子就拿着木板当小船放在水上漂啊漂。我的舅妈则利用假山的小山洞为我们熏制具有四川老家风味的自制香肠。

上院东头小亭子旁，有几株靠墙搭架的紫藤萝树，开花时节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记得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二姐咪咪还用紫藤萝花和着白面给我们烙饼吃，什么味道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反正当时觉得很好吃。成年后我看到关于吃鲜花、吃有机食品益于健康的报道，一点儿也不觉得新奇。

小朋友们在梅家上院小亭子合影（前排右一为宋厚芝即小芝，右二为徐晓红，右三为徐小五，右四为毛妹；后排右一为李步，右二为毛毛，右三为崔倩，右四为徐咪咪，右五、右六为小芝的弟弟、妹妹）。（《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图）

藤萝树旁那个小亭子，是小朋友组织晚会表演节目的好地方。我和三姐以及我们院小朋友戴着斗笠自编自演的越南舞蹈《解放南方》，还到外交部机关大礼堂参加了专为出国人员家属举办的暑期儿童联欢会演出。整个院子真可谓山石池塘树影花香，当月亮升起时，另有一番朦胧的景致。人们完全可以想象当年梅兰芳大师在这里大宴宾客的意境和排场，说不定还在小假山前的走廊上排过戏。

梅兰芳夫妇在京寓所接待外宾

（《老照片》图）

早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搬进来的住户，数下来只有六家：黄华、乔冠华、章文晋、何伟（教育部长）、陈家康（亚洲司司长）和我家。后期搬进来的还有前驻柬埔寨大使康矛召、前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将军（黄埔一期、三野代参谋长）的遗属、前驻保加利亚大使周竹安（后文介绍）等。乔冠华一家住在小洋楼的一楼，楼上住的是章文晋一家。顺着长长的楼梯上楼可到达玻璃窗围成的半圆形客厅，从窗户往下看可将这所别致的建筑群落尽收眼底（后来的住户是社科院西欧所所长徐达深）。

记得章百家大哥拿一只死猫吓唬我们几个小姑娘，其直接后果是，直到现在我见了宠物都躲得远远的。而乔宗淮大哥则是我们院的“孩子王”。袁大使家在假山旁的一组套房，由于靠着山水显得有点潮湿，加上客厅挂上英年早逝的袁大使的遗像，每次去他家玩，我们都大气不敢出。他家孩子的名字都和战争或工作有关，行军途中出生的叫“路生”，三野大军北上时出生的叫“北上”，三野大军挥师南下时出生的叫“南下”，袁伯伯出使印度时出生的孩子叫“印生”，真不愧是将军外交家给起的名字。

而院里其他孩子的名字也大都与现代中国历史的里程碑事件相关，如陈家康大使的孩子是在朝鲜战争开城谈判时出生的，就叫开城。乔松都的名字取自开城的另一个名称——松都。听大姐雅雅说，前些年乔松都重返宿舍大院到我家来玩时，偶遇正在散步的符浩叔叔（外交部副部长，驻日本大使），符叔叔对乔松都说：“你的那个‘松’字，原来有一个草字头。”他说着在还在手心里写了一个“菘”字，又道：“‘菘’就是‘白菜’的古称，开城那个地方产的白菜是全朝鲜最有名的。你爸爸给你起这个名字就是纪念开城谈判那次工作。”

另外，徐达深的女儿起名叫“伟端”（五十年代伟大的开端之意），黄文友（后来入住梅家大院的前驻古巴大使馆参赞）的儿子则叫“加林”（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名字的中文化名），邵天任（法学家）家的女儿叫“卡佳”，更是具有时代色彩。

我家先是住在中院的北房和西厢房，后来搬到何伟大使和周竹安大使先后住过的下院的那座气势宏大、带有玻璃暖廊的北房。可能正是因为有玻璃暖房挡着阳光，下院这所大北房里面有些潮湿和阴凉。

无量大人胡同梅宅客厅

（北京日报 图）

小时候到周大使家玩的时候，看到他家有一尊由保加利亚艺术家创作的周伯伯半身雕塑，印象十分深刻。记得大北房门口一左一右摆了两个用白色花岗岩雕成的西洋风格的大金鱼缸。多少年后，我认出梅兰芳大师与外国友人的一张合影的背景就是这座大房子。所以应可推断出，梅兰芳大师隆重迎宾待客之地就是在这里。我在暖廊前拍过扮演李铁梅的照片。

作者在周大使家门前扮演《红灯记》李铁梅

（作者供图）

这所北房的房梁很高，客厅左边由厚重的紫红色大幕布隔开，右边是宽大的四四方方的主卧室。主卧室旁边的卫生间居然和我们家卫生间是一墙之隔，还有扇朦胧玻璃窗。开关插销由周大使家掌控。我家西厢房实际上是东西通透，设有对开门，两面都是玻璃窗，也相当于下院的东厢房。为了避免我们小孩子一开门就到下院玩闹，父母一般不让我们开朝西的那扇门。可以想象，这个曲径通幽的大院的设计者当初就顾及了梅家大家庭人事关系。

父亲和周竹安大使家人合影。前排中间两位老人为周竹安夫妇，后者为徐晃；后排右一为金湘田，我们叫她周姐。（《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图）

可是我们这些在大院里的住户们却亲如一家，印象最深的，是到周大使家干童年最有趣的一件事——看电视！

前些年，《新民晚报》夜光杯版曾经刊登一篇名为《秘密电台与协大祥》的文章，读后我才知道小时候的邻居周竹安伯伯竟有如此这般的传奇经历。

1949年，在周竹安伯伯和党的其他地下工作者的努力下，按照中央的指示，策动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握有军权的陈明仁起义，促成了长沙的和平解放。当然，后来有人又写了小说《暗战英雄周竹安传奇》，他的子女也回忆说，在迎接长沙和平解放的队伍中父亲抱着他们默默流泪。近几年谍战片《黎明前的暗战》正是这个故事。

百度里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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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竹安（1891年~1977年），湖南长沙人，教育家徐特立的学生，曾任长沙师范学校附小主事等。

1925年，在长沙参加革命工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调到党中央机关从事保卫工作；1929年，被派往法国，参与筹建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抗联），并负责编辑刊物《祖国抗日情报》等；1939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社会部做情报工作；1946年，调上海情报系统，做吴克坚同志的助手；1949年5月，赴长沙做情报工作并领导秘密电台，成功策动了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起义；1949年，任外交部机要处处长；1952年，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4年，出任驻保加利亚大使；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那些年，我们几个院子里的小孩的父母都很忙，每天来去匆匆，见不到人影，唯独周大使夫妇整天悠然自得，坐在院子里或玻璃暖廊里晒太阳。现在想来，可能是他年事已高，离休在家吧。平时，妈妈不让我们随便跑到他家院子里玩，怕打搅人家。寒暑假，我们主要在上院、长廊、小假山周围玩耍，不轻易进他家院子的月亮门。

别看周大使平时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让我们这些小辈敬而远之，可一到国庆节，情况就不一样了。

1956年，周竹安任驻保加利亚大使时和夫人摄于索非亚。（网络图）

20世纪50年代，电视机还不普及，而周大使家因出使保加利亚带回一台黑白电视机。国庆节这一天是他家的开放日，院里的全体小朋友都拿着小板凳来到他家，整整齐齐地坐在周大使夫妇膝前，看国庆天安门“十一”庆典活动的实况转播。

由于父母都去观礼台观礼了，哥哥姐姐去参加游行或到广场组字了，周大使夫妇成了临时义务“保姆”。这时，周大使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小朋友进进出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他和夫人一点儿也不烦，而是特别有耐心。而我呢，因为年纪小，每次看到周大使家那尊由保加利亚艺术家为他创作的白色半身雕像，心里就有些怕怕的，心想怎么有一个人和周伯伯一模一样？

周大使家的子女在我们眼里都是“大人”了，儿子很少在家，女儿在外贸部工作，我们叫她周姐。她举止优雅，穿着极有品位，会讲一口流利的德语，是我们心中的美丽女神，还是我姐姐雅雅要好的朋友呢。

70年代中期，新建的国际俱乐部落成了。父亲专门邀请周大使夫妇到国际俱乐部参观，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要知道，父亲当初可是“雄赳赳、气昂昂”进入长沙的四野大军之一员啊！

老邻居 新邻居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文革初期，最初的几家陆陆续续搬走了，老住户只剩下我们一家。不久许多新的家庭搬来了，其中包括邵天任、何方、徐达深、前驻古巴参赞黄文友、世界知识出版社创办者之一冯宾符、外交学会前秘书长张增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前总经理崔烈及一些干部和职工的家庭等。何方时任张闻天的秘书，有一次张闻天副部长来到我家，看我们正在吃午饭。习惯进行调查研究的张伯伯对我父亲说：“你们家的生活水平也就相当于一个中农啊！”

我家的客厅南北通透，后窗户打开就可看到何方叔叔家，他的夫人宋阿姨在新闻司值夜班后需要补觉，我的父母总是提醒我们不要大声吵闹。

可能由于我家是这里住得最久、父亲年纪最长，所以他好像一直兼任大院的居委会主任。在我的印象里，没有比我父亲更喜欢小孩子和年轻人的老干部了。他和我们还有院里的小朋友一起玩捉迷藏，参加我们在葡萄架下的家庭演出，他的《五月的鲜花》和《松花江上》男高音独唱一直是保留节目。在暑假里，父亲教我们在大浴缸里用脚丫踩洗被单，帮我们姐妹洗长头发，有时还在我家门前葡萄架旁，给我们讲闻所未闻的新奇故事和国际形势。

1960年，徐家四姐妹在6号院上院合影

（《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图）

我们和大院里干部职工的孩子也相处得很好。在我家对面南房住的是外交部供应处宋姓木匠，他的女儿小芝是里里外外一把手，能帮家里干很多家务活。父亲让我们多向小芝学习，擀饺子皮、用蜂窝煤生火封火、发面、蒸馒头包子等手艺，这些都是向小芝学的。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有一次，她看到我家准备把发馊的切面倒掉，说很可惜，于是拿走了。后来，父亲知道了这事儿狠狠地批评了我们。

小芝的妈妈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可小芝家只有她爸爸一个人挣工资养活全家，于是我们看见小芝的妈妈一边看孩子，一边给“红都”服装店加工衣服以补贴家用时，小芝担当起拉扯弟弟妹妹的重担。爸爸很尊重小芝一家，每年春节爸爸都要请小芝的爸爸、门房大爷和烧锅炉的工人来家里吃饭、喝酒，和他们聊天话家常，很是亲热。在爸爸的鼓励下，我们还到胡同里拣过马粪，给门前“自留地”的玉米上肥，果然是“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那几株玉米长得格外好。

1959年夏，在家门口玉米地前的合影（后排右一为二表姐黄云英，右二为徐晃，怀抱者为徐小五；中排右一为徐斌，右二为徐雅雅，右三为黄明惠；前排右一为徐咪咪，右二为陈岭梅，是大表姐黄云霞之女）。（《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图）

后来，机关来人看了看上院，决定拆掉假山前的长廊盖简易平房。这样不仅挡住了遥望小假山、小池塘的视线，也破坏了整个院落的典雅格局。老住户，特别是小朋友们虽然当面不说什么，但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

无量大人胡同现已改名红星胡同

（北晚新视觉 图）

70年代初期，我们家也要搬走了。院子里的小朋友纷纷前来帮忙，把钉有单位财产编号标记小铁片的桌椅、柜橱、书架和床等家具装上卡车（当时家具全部都是公家配给的），从无量大人胡同（这时已改名叫红星胡同了）6号运到我们的新家。其中如灯架等小家具则是由要好的小朋友们，包括小芝的弟弟，徒步肩扛着搬到新家的。其间要从东到西穿过长长的无量大人胡同，再向北走过米市大街，穿过灯市东口，再拐进位于东四附近我们新家所在的胡同里。

90年代回北京探亲时，我曾路过无量大人胡同6号，本想进去看看，但没这个勇气。从明显破败的大门，我可以想象里面早已面目全非。但这个有着长久历史的四合院毕竟是中国近现代史中不少知名人士住过的地方，也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物证。

后来，再回北京时发现，金宝街的拓宽和修建已使我旧地重游的愿望成为永远的遗憾。想到以胡同和四合院闻名于世的北京城，近几年来还有更多的宅院片瓦无存，更多的大小胡同永远在地图上抹掉，我除了回忆、惆怅和感怀，还能怎样呢？我愿以此文问候我童年时的伙伴，你们都还好吗？我更要通过此文深深怀念那些当年我还不懂得去了解的、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前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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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

作者 | 徐小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